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聿文视界:李尚福传涉腐,中共“存量腐败”让习防不胜防


资料照 - 2017年10月18日,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出席中共19大开幕式。
资料照 - 2017年10月18日,时任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的李尚福出席中共19大开幕式。

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绝对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英国勋爵阿克顿的这句名言,证之中共,亦绝对适用。

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已两周多未出现在官方媒体,虽然在他今年3月当选防长后,也有过两周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然而,根据报道,他上周本应造访越南出席中越年度防务会议,和越南国防部高官会面,但中国政府突然以“健康”为由,告知越方李不出席会议。由于前段时间被免职的外交部长秦刚在十多天没露面后官方亦对外宣称其“健康”有问题,此报道一出,让人联想李是否和秦刚一样,是“被生病”,实则被军事当局调查,可能涉腐。

李尚福、魏凤和遭火箭军腐败案牵连?

我从北京消息灵通人士也得知,李尚福问题严重,正在配合调查,同时正处于隔离审查的还有李的前任,三月离任的前防长魏凤和。两人均涉火箭军高层的贪腐案。今年7月,当局解除了火箭军司令和政委两位高级将领的职务,但没有公开说明原因。有关火箭军高层腐败的传闻此前就不胫而走,据悉习近平正在大力整顿军方高层,多个从火箭军系统出来的军方高官被带走接受调查。

如果李尚福与魏凤和这前后两任防长受火箭军高层腐败案牵连,也不奇怪。李长期在解放军装备部门工作,也曾任职战略支援部队副司令兼参谋长。装备部门掌管中国军队的武器采购,是解放军最肥缺的部门之一,也是腐败最严重的部门。战略支援部队和火箭军有业务交叉。魏在做防长前,亦做过火箭军司令,一个说法是,火箭军高层的腐败案就是由魏的离任审计引出的。

2018年6月18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抵达柬埔寨金边的和平宫,准备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2018年6月18日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抵达柬埔寨金边的和平宫,准备会见柬埔寨首相洪森。

解放军高层的腐败已不新鲜。十九大期间,两位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徐才厚以及军委总部和多个战区的高层先后被查,不过,假使李涉贪腐,还是有相当的震撼性。因为郭、徐二人虽职务比李高,但他们是在卸去军职后才落马的,魏也是在离任后因审计出问题的,而李正在任上,且接任防长只有半年。更重要的,是李乃习在二十大后提拔重用的。二十大习一手遮天,在党政军各关键部门和权力中枢——政治局任用自己的亲信,本来是想用得放心,不料前有外长秦刚过不了男女关,传出婚外情;后有防长李尚福过不了金钱关,传出腐败。二人还都是国务委员,属于副国级领导人,这和一般的部长出事性质有些不同,说明习的用人大有问题,起码对高级干部的审查工作没做好。

腐败是中共之癌,无法根治。毛时代由于物质相对贫困,腐败更多是一种制度性的特权腐败,即腐败以特权的形式表现出来。毛之后的改革时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一部分特权腐败还保留,尤其在高层,但腐败的主要形式表现为权钱交易,官员用手中权力换取各种非法利益。中共此时段腐败之严重,从习近平上台后落马官员的数量可见一斑。根据当局的披露,在去年二十大前,立案审查调查的中管干部553人,处分厅局级干部2.5万多人、县处级干部18.2万多人,当中包括政治局前常委周永康,政治局前成员郭、徐以及孙政才。二十大后到现在,又不到一年,有42名中管干部被查,其中两名正部级。这些官员遍及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群团、国企、高校、宣传、政法、金融、体育和医院、军队和武警等各领域和系统,每个省市都有主要领导干部落马,很多地方和部门还是塌方式腐败,一锅端,前仆后继。

资料照片:周永康(左)徐才厚(右)
资料照片:周永康(左)徐才厚(右)

习反腐为何越反越腐?

如果说江、胡时期因高层反腐不力,导致腐败猖獗,还有可解释的原因,习上台后即展开大规模、轰轰烈烈的反腐运动,也查处了相当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从二十大后的落马高官来看,数量并未减少,此中根子,就在于不受约束和制衡的绝对权力。每一级官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除了受上级的弱监督,在同级内部和管辖的领域,几乎拥有绝对权力,制度形同虚设。一个理想、道德和主义都虚无的时代,唯有权力、利益和金钱才是实在的,满足感官欲望的。因此,作为一种理性动物的中共官员,不把权力用到极致、想方设法贪腐才怪。

这并非是要对习发动的反腐一棍子打死。虽然习的反腐颇多让人诟病之处,但公允而言,反腐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说相当大的效应——无论对习个人抑或这个党。假使习也像江、胡那样温吞吞地去打贪,可以想见,今天的中国,必定是一个在腐败上乌烟瘴气的国家。习至少抓了一、二百万大小贪官——这其中几乎没有几个是冤枉的,若严格按照当局文件上定义的腐败来说。这使得众多想贪腐的官员,在此种严厉的反腐运动面前,不敢像以前那样明目张胆大搞腐败,在起了贪腐念头前,会先想想有无可能被抓,也许很多“胆小”的官员就此真的收手不敢去贪了。

既如此,二十大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官员被查?这就要说到中共腐败的“存量”。如果以十八大为时间线划为前后两个阶段,十八大前的腐败可称为“存量腐败”,十八大后的腐败则为“增量腐败”。“存量腐败”的意思,是指十八大前的30多年,中国由于高速发展和党纪松弛而积累的腐败,这个数字无法精确计算,但以中国官员之多,每个官员多多少少都有腐败嫌疑,上到庙堂之上的权力寡头,包括习自己,下到不入品的芝麻村官,估算起来几千万是有。“增量腐败”是指十八大后还在大搞腐败的官员,用当局的话说,仍“不收敛、不收手”的。过去十年所抓的一、两百万大小官员,他们的腐败行为多发生在之前的30年,在这十年里,确有很多官员因“不收敛、不收手”而被查,但绝对量要比前30年少很多。特别是最近几年被抓的官员,在现职务上还在大搞腐败的不多,问题多半发生在过去几年,甚至十几年前,有些退休二十多年还被倒查的。

反腐是习维系权力威吓和官员忠诚的手段,所以当局强调,反腐永远在路上,习也不会改变反腐的模式,减轻反腐力度,这样,一个官员很可能要为他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前的腐败行为买单,从而对当局来说,要抓的官员仍然会有很多,总数量或不会比十八大前少。

2013年6月9日在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从右边第二位)因腐败和滥用职权指控被提讯。(CCTV视频截图)
2013年6月9日在北京第二中级法院,中国前铁道部部长刘志军 (从右边第二位)因腐败和滥用职权指控被提讯。(CCTV视频截图)

反腐浪潮席卷亲信,习脱不了干系

然而,习透过反腐让官员提心吊胆、对他臣服的同时,也意味着对他自己会产生一种政治和道德的风险。原因在于,既然官员人人都免不了腐败嫌疑,这种对过去历史的倒查,每个官员都有可能会被牵连到,理论上除习外的所有官员都是不安全的,包括中南海习的政治盟友。而当某个官员在被查后,为了减轻刑责,会供出其他官员,习的亲信就可能被牵连进去。李尚福大概率是当局在查火箭军高层案子的时候被某个官员供出的。

这对习意味着什么?假如二十大后被查处的高官与他没有直接的派系色彩,即便再多,当局还可自吹,习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官,不放过每个腐败分子。可是,眼看着一手提拔的两个国务委员,在半年时间内先后出事,当局再怎么辩解,习都脱不了干系,党内会质疑他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

秦刚的下台已冲击到习二十大组建亲信班子的合法性,倘若再来一个李尚福,人们特别是党内怎么相信习和他的权力班子有能力带领中共去挑战“惊涛骇浪”,像习宣称的引领中国走向复兴?因为你的权力班子成员本身就在制造政治的“惊涛骇浪”,从而对习所剩不多的政治权威构成又一次打击。

问题还没完,“存量腐败”的窟窿之多,让习防不胜防,今天是国务委员触生活作风和腐败的雷区,明天可能轮到某个政治局委员触别的什么雷区。在所谓反腐败越来越深入的情况下,这并非不可能出现,它是由权力不受控制和习的反腐模式共同决定的。人们就等着看戏好了,它有可能毫无预警地突然上演,也有可能要耐心等待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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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聿文

    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曾在中国做过记者,现居美国,作者本人这样介绍自己说:“曾经在体制的边缘,因而更能洞察所谓‘新时代’的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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