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国人大、政协“两会”即将闭幕。有西方媒体注意到，采访今年两会的外国记者似乎有所增加，包括美国之音在内，一些多年无法取得中国采访签证的西方媒体，今年都获得临时的短期记者签证。分析认为，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大、中国与西方关系紧张之际，北京此举或许是希望展示其开放的姿态。但中国突然取消有30年传统的总理记者会，让这一努力的效果大打折扣。
增加临时外媒记者签证为哪般？
彭博社驻北京记者慕克仑(Colum Murphy)在前身为推特的社交媒体平台X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今年报道两会的记者里，多了不少手持短期来华签证的外国记者。慕克仑3月4日的推文说：“在前往大会堂采访两会的媒体大巴上，我听外国记者说，他们之前申请了好几年，这是第一次给他们记者签证。”
美国之音记者查阅两会记者报道时发现，这次两会确实出现了不少欧美主流媒体临时来华记者的身影，比如美国之音记者比尔·加洛(Bill Gallo)、英国《卫报》记者艾米·霍金斯(Amy Hawkins)、泰晤士报记者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CNN记者西蒙妮·麦卡锡(Simone McCarthy)、CNBC记者萨姆·瓦达斯(Sam Vadas)和《澳大利亚人报》记者威尔·格拉斯哥(Will Galasgow)等。
虽然中国政府在往年两会期间也会给外国媒体发放临时记者签证，但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时期美中互相取消大批记者签证，再加上中国在三年新冠疫情中几乎与世隔绝，本次两会新添若干外国面孔还是令人耳目一新。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获得临时来华签证的记者里，有不少是在本国已经等待中国外交部批准长期签证的记者，他们有的已经等待一年多，甚至更久。
外国媒体一般向中国派遣长期驻华记者（持J1签证）和临时驻华记者（持有J2签证）。长期驻华记者以前通常能拿到有效期为至少1年的签证，但是近年来随着美中关系恶化和中国对媒体的高压管制，能拿到1年签证的记者已经越来越少，经常被缩短到半年甚至3个月。临时驻华记者通常是为了报道诸如两会、一带一路峰会、奥运会之类的大事而获批短期签证，此类签证一般有效期从几天到几周都有。
“那些等了很久J1签证的记者这次给了短短的J2签证，中国政府多多少少有点考验他们的意思，”一位曾经在驻华分社工作的外媒记者告诉美国之音（根据受访者要求，姓名被隐去）。他猜测，中国这次要“考察”这些记者们是否在两会报道上说中国“好话”还是“坏话”。如果说好话，没准接下来能发放长期的J1签证；如果说坏话，那么估计记者还要没完没了的等待。他补充说：“当然，中国政府肯定也是希望有西方媒体关注两会的。”
另外一位不愿具名的前驻华外媒记者也对美国之音表示，这次中国外交部是出于对等原则才批准了高于往常的临时记者签证，因为美国在2023年11月举行的旧金山亚太经合组织会议(APEC)期间也给了中国记者大批短期记者签证。
美国之音记者向位于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大使馆询问中国政府是否因两会向外媒记者多发放了临时性质的短期J2记者签证。截至发稿时，中国驻美大使馆未予置评。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消息，本届两会有3000多名中外记者报名采访，其中中国境内记者2000多名，港澳台记者和外国记者1000多名。
取消总理记者会释放矛盾信号
不过，中国政府想展现的对外媒开放的形象很快就被取消有30年传统的总理记者会的新闻所取代，使之反而成了外国媒体竞相报道今年两会的一个焦点，纷纷猜测中国政府做此决定的原因，是否为信息更加不透明、国务院和总理进一步被矮化、强调习近平“定于一尊”的信号。
每年全国人大闭幕后的中国总理记者会上，有哪些记者可以发问，问哪些问题，都经过外交部提前筛选和安排，基本不存在总理被记者“突袭”的情况。但总理记者会几乎是每年唯一一次中外记者可以直接面对中国第二号领导人的机会。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认为，批准更多外媒记者入境报道两会，是中国政府希望用开放的姿态来安抚投资者。他告诉美国之音：“总理记者会这个弱化跟二十大定下的立场有关。因为现在党是主导嘛，以前是党政分开，党政有两个系统，现在基本上就是全部服从党这边，所以这应该是结构上的问题。但是中国确实是有开放姿态的信号的。”
另一位资深前驻华外媒记者告诉美国之音，这种貌似矛盾的做法是因为中国政府“根本不理解世界想要什么”。（根据受访者要求，姓名被隐去）他说：“因为不同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北京和世界对‘透明度’的认知总是存在偏差。北京认为自己给了很多外媒签证，那么有很多媒体报道，就等于给世界加大了透明度。但事实上，一个简单的总理发布会的调整，认知就完全变了。”
对于报道两会的外媒记者来说，虽然他们有了“身临其境”和较快获取官方数据和政府正式表态的机会，几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采访。BBC驻华记者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于3月6日在人民大会堂的遭遇便是典型。当他试图询问中国人大代表对美国大选的看法时，几乎没有任何代表愿意回答他的问题。
曾经担任《纽约时报》驻华记者多年的张彦(Ian Johnson)对美国之音说，记者以前还可能从两会获取一些信息，但现在它变成了空洞的宣传工具。
张彦曾经早在1994年到2001年就担任《巴尔的摩太阳报》和《华尔街日报》的驻华记者，多次报道中国两会。他说：“那时候的两会还能让记者自由提问。他们不一定会叫你，但是会跟你沟通：你想问什么问题呢？那时候记者偶尔还是可以得到一些很有意思的回答的。”
张彦在2008年北京奥运后再度回到北京担任《纽约时报》记者，那时候的两会已经只让记者问筛选过的问题了，而且外媒记者一般局限于经济方面的问题。张彦直言，他后来再也不参加两会，因为他无法接受只让提问筛选过的问题，对他来说，这和在家看电视没有什么区别。
他不参加两会还因为自己不想充当“花瓶”：“中国老百姓以为他们的领导人在接受中外媒体的严厉提问，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就好像两会本身，看着像议会，但是其实根本不是。记者会成了山寨版的假记者会。”
2024年获准进入中国报道两会的记者还遇到一个他们毫无预期的困难：测核酸。虽然中国已于2022年底全面解封，但是此次两会依然要求所有参与人员持有新冠核酸阴性证明。有些行程匆忙的来华记者没来得及赶上官方安排的测试，只能自寻渠道测试，否则无法进入人民大会堂和“两会”新闻中心。
常驻外媒记者处境依然艰难
在中国仅剩的为数不多的常驻记者的日子更不好过，出门采访被警察暴力对待已成为家常便饭。就在两会开幕前几天的3月2日，荷兰国家公共广播电视台(NOS)驻华记者达斯(Sjoerd den Daas)在四川成都报道四川信托爆雷引起的群众维权事件时，被警察和便衣推倒，话筒和摄影设备也被没收。
外国媒体常驻记者的信息被中国政府全国联网控制，他们如果离开北京上海等常驻地去别的城市出差，往往在订机票和酒店的时候就已经被纳入盯梢名单。酒店有义务在外国记者入住的时候报告当地公安局，之后警察便会使用跟踪和盘问各种骚扰手段迫使记者离开当地，放弃采访报道工作。
本文采访的前资深记者还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尤其不喜欢华裔记者，因为这些华人脸孔的记者出门往往比非华裔记者隐蔽性更强，而且通常被视为“叛徒”，哪怕他们从小并非在中国出生长大。
根据中国外交部的数据，截至2019年7月，共有46个国家327家新闻机构向中国派出常驻记者500多名，其中绝大部分集中在北京和上海。三年疫情后，机构数和记者数均有大幅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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