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CCC)1月31日发布报告，对2021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做出年终总结。报告称，去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关于新疆和香港等主题的新闻报道。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不批发新记者签证，使得很多媒体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记者和他们的消息提供人频繁遭遇来自官方或警方的骚扰、盘问，以及网络攻击。尤其让记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普遍的敌对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
中国官媒开足马力攻击外媒记者
2022年1月16日，美国公共广播电台（NPR）驻华分社记者冯哲芸（Emily Feng）发表了一篇关于“螺蛳粉为什么走红”的文章。文章不长，但是图文并茂，配上冯哲芸实地走访广西柳州的经历和美食博主的交流，记录了“虽然臭但是好吃得让人停不下嘴”的螺蛳粉的特殊魅力。冯哲芸还在推特表示，正是自己在疫情期间受同事影响爱上了螺蛳粉，诱发了去柳州看一看的欲望并且写下此文。
令冯哲芸意外的是，这篇关于美食的轻松小文，成了她被攻击的理由。1月19日，账号为“大洋网零点国际观察”的百度百家号发表文章，以“反华华裔渗透中国广西，挖坟式阴阳怪气螺蛳粉，还有中国人替她说话”为标题，批评冯哲芸把螺蛳粉当成“反华黑料”。文章配上冯哲芸的大幅照片，说“冯女士的脑子已经彻底陷入了怪圈”，指责冯是一位“有名的反华专业户”。
同日，“北美留学生日报”（北留）也发表文章，标题称“外媒记者编的中国黑料脑洞太大”。虽然冯哲芸全文并没有这样的结论，此文在标题里指责冯的文章说“螺蛳粉会造成新冠大流行”、污蔑传统美食为“病毒传播的另一个窗口”，并且总结说：“从蝙蝠到螺蛳粉，西方媒体从来没有停止对新冠病毒源头的转移和污蔑”。
北留的长文接着往下列举了“善于反华的记者冯哲芸”的过往“弥天大谎”：质疑冬奥会APP监控外国运动员；2019年深圳的中国部队进行防暴演习准备镇压香港的民主抗议；中国大多数医院只向已婚妇女提供生殖服务，等等。但是，冯最大的罪状，还是她2021年4月前往贵州毕节之后所写的“中国宣布摆脱贫困是真是假”一文。文中提到了因扶贫项目迁居之后的当地农民，虽然有了新家，但面临没有可持续的新工作，并且在文末采访了当地蘑菇种植户孙先生。冯哲芸的文章最后总结说，是孙先生这样的生意人，而不是政府，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工作，使得他们不至于重新陷入贫困。
10月，贵州毕节当地政府的微信公众号称：“2021年，某机关干部举报了境外反华媒体持续潜入毕节市，非法采访报道我脱贫攻坚领域负面信息，并在境外进行炒作。相关干部受到了国家安全部和贵州省国家安全厅精神表彰和物质奖励。” 随后，观察者网以“潜入贵州毕节的华裔反华记者是谁”为标题发文，指责冯哲芸“抹黑我国全面脱贫攻坚的成就”、“断章取义”。在这篇文章的链接上，不但配上冯哲芸的照片，另一位华裔女记者，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郭丽丽（Lily Kuo）也因为她所写关于脱贫的文章被批评，并且也配上了她的照片。观察者网这篇文章后来被其他中国大陆媒体广为转载。
2021年9月，洛杉矶时报驻华记者苏奕安（Alice Su）也遭到环球时报的点名批评。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外媒记者‘在华反华’，苏奕安又搞事情了！”的长文，称包括苏奕安在内的多位驻华记者“以记者的身份来华进行反华工作”、“发布歪曲事实的报道”、“带头造谣传谣”。文章称苏奕安和德国之声驻华记者马蒂亚斯·比灵格（Mathias Boelinger）在2021年7月报道暴雨的时候“在郑州街头阴阳怪气地进行歪曲性报道”。在报道中国的脱贫新闻上，苏奕安也和冯哲芸一样，被环球时报指责为“对中国的扶贫攻坚、共同富裕、民族团结展开了恶毒攻击”。
长期供职于某外国媒体驻华分社的记者李不胜（化名）认为，最近几年的中美关系恶化是催生这类攻击性檄文的原因之一，并且得到广泛传播。“很多国内的媒体和自媒体，他们写出大量的关于中西对抗的文章”。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尽管很多移动阅读平台宣称自己根据读者习惯进行推送，但事实并非如此：“你可以点‘不推荐’，不想看这个，点一个叉，没了，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对于一些中西对抗的文章呢，实际上，你不管叉掉多少个这一类的，你总能还是看到它。这个平台希望你看到它。他不是根据你的阅读习惯，而通过算法推荐给你的。这就是强行喂你吃，强行拿给你看的。”
华裔记者的身份“原罪”
在“北美留学生日报”攻击冯哲芸的长文里，有这么一句“美国各大媒体都有这样的殖人记者，她们仗着自己长了一副华人面孔，会中文，被派往中国后就穿梭在中国的城市和农村，看见什么黑什么”。其中“殖人”一词，是最近流行于网络但尚未广为人知的贬义用语，指有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殖民思想的人。文章末尾称，希望冯哲芸“有一天可以通过出卖自己的国家获得美国人的一些认可”。
环球时报针对苏奕安的长文则多次使用了“二鬼子”一词：“二鬼子比鬼子还可恶”、“二鬼子苏奕安是吃定了反华的这碗‘汉奸饭’”、“在二鬼子记者苏奕安的笔下……话说得婊里婊气的”。
2021年12月，环球时报以“他们投靠西方媒体，在同胞和祖国的背后放冷枪”为标题，继续追讨一批包括纽约时报记者肖慕漪在内的华人女记者，说她们“在涉华负面和谣言上，一个也没缺席”。文章仔细列举了肖的求学和工作经历细节，得出“肖慕漪并不是一个人”的结论，暗示她背后可能有美国一些“反华”基金会的支持。文章结尾说：“可以肯定的是，在很深的政治组织项目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经成为朝同胞背后放冷枪的积极分子。”
李不胜告诉美国之音说：“我发现他们好像形成了一种（风气），在寻找批评对象的过程中，把目光集中在了这种本身是华裔，又是女性的新闻工作者的身上。她们更容易受到来自政府的和政府引导的民间的这种攻击。”
一位因担心安全不愿意具名的女性外国媒体记者告诉美国之音，对记者的粗鄙言语人身攻击让她觉得很恶心和不公平。她说：“只要这个人在外媒工作，他们就会给你贴上卖国叛国的标签。他们不在乎攻击的具体是谁，只要找到一个符合攻击标准的人就可以展开批斗。这些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东西可以吸引很多流量，这是门生意。”
曾经的媒体人，旅居德国的时评人长平认为，中国宣传机器的风格粗鄙化，有其高度的计划性。“这个首先肯定是一个大的外交趋势。不是下边的编辑，记者，或者文章作者的自选动作。因为在中国，通常叫外交无小事，都是根据国家的大政方针来定的。”长平对美国之音说，到了胡温时代后期，中国模式被官方刻意塑造，而大国崛起带来了粗鄙的民族主义情绪，外交领域出现了一些让国外外交界感到非常惊讶的变化，当时被称为“粗鲁外交”。他说：“到了习近平时代，这种粗鲁外交就延伸到媒体领域。从礼仪外交到粗鲁外交，再到战狼外交，并不是因为中共外交人员或者宣传机器变得愚蠢了，而是他们认为这样更有利可图。他们认为这样是能够占到便宜的，简单说，是能起到作用的。”
不断恶化的报道环境
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每年年初发布报告，对上一年的中国新闻报道环境做出年终总结。协会1月31日发布的最新报告称，2021年，驻华外国记者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困难。99%的记者在填写调查问卷时表示，中国的新闻报道环境达不到国际标准。报道新疆问题几乎成了所有驻华记者的“终极难题”。该报告称，88%的受访记者表示，在新疆受到了政府公开的跟踪。
报告称，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中国政府以防疫为理由，不批发新的记者签证。就连持有有效记者签证的外国记者，一旦出国，也会导致签证作废，想再度回到中国几乎没可能。在调查报告中，46%的受访者说他们所在的媒体驻华分社因签证问题无法雇佣新记者，面临人手短缺问题。超过1/4的记者说，他们的消息提供人曾不止一次遭遇来自官方或警方的骚扰、盘问。62%的记者称，去年曾至少遭遇一次采访受到警方或者其他政府部门的阻挠。
报告也提到了针对记者的人身攻击问题。报告说，由中国政府官方支持的对外国记者的攻击，尤其是网络暴力，使得记者在华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2021年，有6名外国记者因为担心人身安全选择离开中国大陆。同时，官方也煽动了民间对外媒的敌对情绪，让大众把外国媒体视作敌人。多名外国记者在网络被谩骂骚扰，还有人社交媒体遭到黑客试图窃取账号的攻击。
尤其让记者感到不安的是，除了敌对情绪，他们还面临可能的法律纠纷。2021年3月，《经济学人》驻华记者斯蒂芬妮·斯杜德（Stephanie Studer）在发表关于留守儿童的报道之后，遭到四川达州受访机构一名负责人的起诉。该负责人认为斯杜德报道不实，要求删除未果后，将她告上法庭。斯杜德本人已离开中国。同样受到法律纠纷威胁而离开中国的，还有前BBC驻华记者沙磊。报告调查显示，2021年，至少有9名外国记者遭遇了法律纠纷的威胁。一些记者在实地采访时，有时候被要求签署“不做负面报道”的书面协议。
李不胜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出于恐惧而离开：“中国不是一个法治国家。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可以指定地点监视居住，相当于坐黑牢，这个时间可以拖得很久。不要说媒体人员了，你看709那些律师，他们本身是法律专业人士都保护不了自己，更不用说这些媒体的工作者，更不可能保护自己了。”
时评人长平认为，他所说的“战狼外交”所带来的益处，就是媒体确实加强了自我审查。他告诉美国之音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一直到胡温政权的前半部分，国际舞台是属于西方的，那时候中国政府想方设法登上世界舞台，像邓小平登上《时代》杂志封面这种事，会被看做是外交胜利。但是从08奥运和西方金融危机开始，到习近平时代，中国领导层觉得中国可以登上世界舞台，甚至成为中心。
“所以现在中国官方报道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甚至超过毛泽东时代。这种情况下，他们也希望西方的媒体也能够自我审查”，长平说：“从攻击媒体到攻击记者，很简单，就是让你害怕。这一招显然是有效的。任何西方记者都不希望个人遭到攻击，肯定就会更加谨慎。更加谨慎是没有问题，但是会带来自我审查。事实上，比如彭博社、纽约时报，都有相当程度的甚至是公开的自我审查。”
“这就是他们的收获。对中共来说，他最重要的目标，从来都是清晰的，就是保住政权。”长平认为，长久下去这会导致中国的资讯环境越来越封闭。“资讯封锁，信息恐惧和洗脑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并不像很多人想象那样只是一些荒唐的笑话。事实上它是相当有效的。这些人被洗脑之后，中共也有他一整套的宣传话术，比如说专制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啊，中国社会需要特殊管理模式啊，等等。通过这些洗脑教育，很多人会把自己的处境正当化，会慢慢接受这样的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