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美中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关系研究所主任傅瑞珍（Carla Freeman）教授，接受美国之音专访。傅瑞珍对美中关系的发展与变化发表了看法，并且谈到了自己与中国和美中关系的渊源。
记者：傅瑞珍教授，2019年是美中建立外交关系40周年。目前来看，美国似乎对中国越来越不满意，或者说美中两国正在日益相互不满意，这其中的关键原因是什么？
傅瑞珍：我认为有人试图重新调整对美中关系的说法；认为美国试图说服中国成为民主国家的努力失败了。 特别是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许多人在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能忘记，美中关系的最初十年实际上是建立在非常严重的安全担忧之上的。但是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和中国各自给对方在全球事务中扮演的角色所设置的期待值完全不同了。目前美中关系低迷的一个因素是，美国对中国似乎走向的发展方向感到沮丧和无奈。美国特别担心的是，过去30年两国关系的基石，即贸易关系，出现了松动。
冷战结束后，美中关系的战略基础消失了；两国走到一起，是不断发展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但美国的期望是中国将采用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全球规范，至少在法治领域两个制度间的趋同将越来越大。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华盛顿的一场不折不扣的风暴，不仅是决策者， 而且立法者和商界也对中国集体表示不满，因为中国没有按照美国的预期去保护知识产权和公平贸易。
这就是美国的观点。当然特朗普上任以后，他准备使用极其强硬的策略。所以我们看到了美中关系的恶化。在华盛顿我们听到了很多关于美国对华政策是如何失败的说法。但我认为最初美中关系的演变对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积极的。我们只是到了这样一个节点: 中国的实力已经如此之大，以至于美国期望，中国在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的同时，会改变自己的政策，成为真正的世界经济的主要参与者，而不是在世界经济中免费搭车。
记者：我们再来说说过去这许多年描述美中关系的那些说法：战略伙伴关系、利益攸关方、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等等说法。为什么这些定位和比对都不再使用？
傅瑞珍：我认为战略伙伴关系的概念，尽管是这是一个后来才有的术语，但这肯定是用来理解冷战期间美中关系基础的一个概念，当时苏联是美中两国的共同威胁。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概念，当然是曾担任过贸易代表、副国务卿和世界银行行长的佐利克，在2005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用于中国，因为美国希望中国能够向前迈进，更多地采纳国际体系的规范，并且在世贸组织和其它国际协定中承担更大的责任。
早在 2000年代初，美国就有担心，中国强调的是中国特色，而不是全球规范。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美国有一种感觉，中国已经放弃采纳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相关的战后规范和规则，而是正在采取自己的全球治理方法；这反映出中国更愿意无视机制与规范，而这些机制与规范服务于全球经济，的确为世界带来了一段相当好的和平时期。
记者：我们再来谈谈特朗普总统与习近平主席之间的关系。正如我们许多人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对习近平一直赞不绝口；称他是自己的好朋友，伟大的领导人等等。但是美中关系还是在他们两人手中蒙受挫折。这在多大程度上与特-习两人的本人因素有关？
傅瑞珍：我想你指的是这两个人和他们的性格，当然这也是他们两人关系向前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是真的尊重习近平，以及习近平在自己社会中的权威。我认为特朗普总统尊重强势领导人，而习近平由于中国的规模和能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强势的领导人之一。
所以，我认为唐纳德·特朗普肯定尊重习近平，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佩服习近平。如此说来，特朗普有一种感觉，那就是习近平是个硬汉。他觉得自己可以非常自信地强硬，而且这也是一种商人态度。要知道做生意是讲究公平的。生意就是生意，我们仍然可以有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们在以职业的方式来就两国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而努力。但就个人而言，仍然可以保持很好和融洽的关系。我认为这是一个与我们过去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模式。例如，当美中关系在1989年遭受挫折时，已故的老布什总统与中国建立的良好的关系，使他能够很快地使美中关系重回正轨。
我们看到的是，个人 之间的和睦关系不一定转化为两国关系的更大和谐。当然，我不知道习近平他是怎样看待唐纳德·特朗普的；但我认为，他至少认为特朗普是一个他能够与之说得上话的人；我认为这在危机情况下是很有价值的。我们当然在朝鲜问题上已经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认为，他们两人相互的看法不一样；但我认为特朗普肯定是尊重习近平的，而习近平至少已经表明，他是愿意就问题和危机，与特朗普直接对话的。所以我认为，在美中关系中，我们不能依靠他们两人的个人关系来解决问题；而目前两国关系的事实是，山上有两只猛虎，这两只虎之间必须有一场搏斗。
记者：关于美中关系这40年来所经历的挫折，或者产生这些挫折的原因。如果说在过去 4 0年中美国对华政策有失误的话，在你看来最大的错误或者失误是什么？
傅瑞珍：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一个我们所有人都在辩论的问题：为什么美国的政策，没有使得中国成为更为友好和更符合美国利益的国家？我认为，问题的部分原因是，除了战略利益之外，我们从未找到其它更有力的理由去维护两国的接触。我刚才提到了经济关系在美中关系中的重要性。但由于两国在战略领域继续相互不信任，使得经济关系很难成为正面的美中关系的基石。
回顾美中关系，我认为美国所面临的部分挑战是，我们在大战略方面相当糟糕。而当我们在设想冷战后的世界时，我们没有考虑如何有效地将一个强大的中国融入这个世界。我认为，我们没有考虑到中国可能不会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发展，而是自认为经济自由化的中国，将成为从根本上对美国利益友好的国家。
我们的大战略之所以很糟糕，部分原因是，我们每隔几年就有新总统入主白宫的选举周期；另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社会非常复杂，而且世界也在急剧地变化。因此，试图在美国政治制度中兼顾和把玩所有这些因素，是非常困难的。但我认为，我们没有去思考如何将中国纳入这一体系；而这就需要为美中两国合作，去开发更多的战略理由。
我们曾有过稍瞬即逝的机会，比如在9-11恐怖袭击发生之后；但我们没有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发展下去，部分原因是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后来美中两国还有机会去寻找合作的途径，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其它新出现的国际危机。但我们从来没有建立起一套塑造两国关系的机制；美国所有主要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基辛格还是布热津斯基，他们都呼吁建立一套原则或机制，以帮助崛起的中国和美国共同努力维护世界和平；也用以管理他们两人所看到的，美中关系中不可避免的压力。
记者：您本人和您的家族，可以说与中国和美中关系有世代的渊源。您本人参与和见证了美中关系40年的发展。给我们分享一两个令你终生难忘的事情或时刻？
傅瑞珍：在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 我就在电视上痴迷地观看了尼克松的中国之行。当时我父亲是尼克松总统的首席翻译，所以全家都聚集在我们家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旁边，在电视上看我父亲。从那时起, 美中关系就成了我们家在吃饭桌上的不断的话题。
在 197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亲在北京驻了很长时间，设立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然后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准备。我们经常谈论是否把一家人全都搬到中国。1 9 7 9年关系正常化后，我们开始准备把家搬到中国，实际上两年后，在1981年才搬到中国。小时候，中国是我想象中的一个地方，是我父亲1972年或1973年左右帮助从中国带回动物园的熊猫。到中国去对我们家来说是一次冒险。
我的早期中国经历，从中国刚刚打开国门，然后在198 0年代初随家人搬到中国去住，这些无疑塑造了我对中国的看法，觉得中国是一个充满了了不起的人，和了不起的故事的地方；也是我有幸在一生中花如此之多的时间去关注的地方。
记者：你非常幸运，能在1970年代初，美中关系刚开始恢复的时候，成为亲身参与者。说到你对中国的看法，你最初对中国的印象是从一个儿童的角度；现在你对中国的看法是否有所改变？如有，为什么？
傅瑞珍：我继续对中国和中国社会与文化着迷。这一点从未改变。事实上，甚至在我们搬到北京之前，我就在台湾的台中度过了几年的童年。所以，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就一直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但我现在对中国的变革方向感到担忧。我想因为我真的看到了中国的重新觉醒，开启了中国人所有的希望与梦想，特别是1980年代初我第一次到中国时，看到了他们活生生的希望与梦想。我对中国一直的看法是：中国是一个持续积极变革的地方；但我觉得，我对中国目前的趋势的看法不像原来那样积极了。
中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经济也越来越成功。但我在中国看到的是一种日益增长的恐惧气氛；说实话，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政治变革的方向造成的。我认为，重新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关键角色的决策，使人难以想象中国人未来除了经济选择之外，还什么其它的选择机会。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们以前所希望看到的是一个开放、更加多元化的中国，也是一个政治制度会更加开放的地方；当然，不一定非得模仿美国的政治体制，因为自己有着非常深厚的政治传统，但肯定应该是一个更加包容和更加多元化的社会制度。
记者：傅瑞珍教授，感谢你接受美国之音采访。
傅瑞珍：谢谢你。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中关系及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