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1年7月，几个朋友聚会，席间闲谈马云，其时有很多传言，说当局会如何对待他。有个朋友和我打赌，据他所知，马云最多半年就会被当局关押。朋友是做企业的，似乎有一些上层关系，对此很是自信。我说，一年内马云都不会被抓。我俩赌注是一顿饭，谁输谁请客。一年后，马云没被抓，最新情况是，他还出席了当局举行的所谓最高规格民企座谈会，并且被安排在企业家的第一排，也和习近平握了手。
我之所以判断马云不会被抓，是基于一个简单常识，即他是中国互联网经济的标杆人物，是一个符号，一种象征。尽管当局严厉打压他，但要把他抓起来法办，对中国用40年时间好不容易生长起来的民营企业家群体，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而这个最具“动物精神”群体的覆没，又将从根本上动摇民营经济，鉴于民营经济在今日中国事实上的重要，这个政治代价是当局难以承受的，从而也可以解释当局这次为什么要请马云参加座谈会，就是要让民营企业家恢复对当局的信心。
马云的成功不仅在于创立了庞大的阿里商业帝国，更在于他出身草根，凭着灵敏的商业嗅觉，抓住互联网时代的商业机会，成就了互联网经济的高峰。这个或许只有互联网时代才会出现的商业奇迹。在中国做商业，要想做大，没有权力加持是不行的。很多曾经声名显赫的商界大亨，要么出身权贵家庭，要么官做到一定级别再下海，平民子女单靠自己的勤奋和经商才能，把企业做到规模很大的，不多。互联网行业或许是个意外，这同互联网的特性有关，它对进入者的身份要求较低，更需要的是创业精神，所以互联网产生的超级富豪也多。但这并不意味着在互联网创业都能成功。
民营企业家难以置身政治之外
马云的自身条件，在中国后来的互联网大佬里，是比较差的，但其阿里帝国在网络平台企业里，却是最大的。他本人的知名度，在公众里也是最高的。至少可以说在创业初中期，马云没有受到权力的过多沾染。至于在企业做大后，他是否和权力有很深勾连，不得而知，虽然在中国从事商业，一个必然要面对的现实是，即便企业家不想去攀附权力，权力自己也会找上门来。然而，马云的公众形象并没有受到这方面的太大影响，少有人对他嫉妒，说他财富来源不正。大众把他看作标杆人物，他的创业故事成为百姓茶余饭后的谈资和商学院的教材，许多有野心的年轻人视他为励志榜样，他曾鼓舞了他们投身于互联网创业，对中国互联网的大发展起到了巨大催动作用。
但马云也是个直言不讳的人，常就公共话题发言，这使他的影响力越出了互联
网行业和经济领域，当然，他的一些发言也引起了社会争议。功成名就后的马云，成了当局座上宾，各种荣誉纷至沓来，现身人大会堂，随国家领导人出访等。这是否培养了马云的政治野心不清楚，可显然，要想置身政治之外根本不可能。中国那些掌控巨额财富的民营企业家，不管主动或被动，都要向当局购买人身和财富安全保险，但有时这种买来的“保险”未必就一定保险，若时运不济，反可能让自己翻船。有一种说法认为，马云的蚂蚁集团在上市前夕被当局喊卡，不是他在外滩大会上非议当局金融监管政策的那番讲话，那只是表相，实际是蚂蚁集团成为几大权贵家族的白手套，当局怕这些权贵家族和资本联合起来对抗自己，因此要严惩马云，也是警示这背后的权贵家族。
不管此种传言是否准确，马云确是因为他批评了当局的监管政策而失宠。当局不但阻止了蚂蚁集团的上市，也发动了对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整治，其中重点就是对准阿里巴巴。外界多半认为，当局是以合规之名行打压之实。中国互联网企业曾经遇到了一个大好发展阶段，在此过程中，由于监管滞后，出现了许多乱象，尤其是平台企业，借助垄断地位，对个体商户、小微企业和实体经济，构成了很大伤害。像淘宝这样的网络平台，因为有自己的支付系统，还染指金融，从而也威胁到官方的金融体系。这些或许都是它们被当局整顿的理由。然而，对当局而言，一个不便公之于众的隐忧是，如果对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平台经济，失之于察，不把它们纳入官方体系强力监管，资本的“野蛮生长”最后一定会威胁到中共统治，特别是它们倘若和党内不满当权者的势力结合，对当权者产生的威胁将会是真实而非感觉上的。
当局打压马云，寒蝉效应达到顶点
故从政治上看，对互联网平台企业进行整顿似是必要之举，观察家们也多从政治角度解读当局的这场整肃，视之为当局在此之前即已发动的针对民营资本的政治绞杀行动的一个环节。2020年之前，一些曾经的明星企业，其掌舵人要么被抓，要么自杀，企业也被国资接管，典型者有安邦保险和海航。在2018年，“民企离场论”又出笼，尽管该论调并非出自官方，但此时出现被市场解读为有人替当局放风，测试民企反应。2020年4月和11月，任志强和孙大午两位企业家先后出事，被当局逮捕。当局这一连串整治民资和企业家（任虽不是民营企业家，但鉴于他的立场，舆论把其遭遇视作其中一部分）的行为，以及排斥民营经济的论调，已使民企瑟瑟发抖，社会人心惶惶。在此情形下，马云被当局打入冷宫。
马云遭此变故，直接使这场政治整肃行动造成的寒蝉效应达到顶点。如果说吴小晖、王健等人的权贵资本背景让民间舆论对他们的遭遇并不同情，任、孙二人则因政治问题才有此劫难，那么，作为一位极具象征意义和巨大社会影响力的民营企业家，马云仅仅因几句不中听的言论就惹来当局打压，以致不得不出走海外，让更多企业家看清了现实的凶险。以阿里巴巴同中国经济的连结之深，在多数人看来，马云是不可能被当局轻易动刀子的，但如今连阿里巴巴都不能保护他，还有哪位企业家是当局不敢动的。可以说，马云的故事成为中国民营企业时运倒转的象征，牵动社会人心，它代表了一代有市场野心的中国企业家
的落幕。中国民营企业家对当局差不多彻底丧失信心，“民企离场论”是一个转折点，马云的遭遇是第二个转折点。
当局2018年11月曾因“民企离场论”召开过一次民企座谈会，最高领导人亲自主持，以安抚民企的惊惧之心。不过，这并没有挽救民企信心，此后，由于前述原因，以及三年疫情当局对社会的严厉控制和对房地产的打压，外加中美对抗持续深化，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漫长寒冬，尤其民企已奄奄一息。在这一过程中，出于稳经济的考量，当局疫情之后改变了对民营经济的态度，加大了对民企的扶持力度，出台了很多政策提振企业和市场信心，然而，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前景的整体信心，依然未有多少好转。
若要恢复民企信心，当局需迈出第二步
我曾说，当局若真要挽回企业家信心，重建信任关系，与其开动宣传机器喊话，纠正过去的政策错误，不如把马云请回来，平反孙大午等案件，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成效。这不是说信心喊话，政策纠偏没一点作用，而是对于担惊受怕已经很久了的企业家来讲，保护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才是真正履行政府保护民企之责，是当局最该做的事情。事实上，海内外的企业家和投资者一直在观望当局如何处理马云。虽然此后马云有时也现身国内，但直到此次参加座谈会前，仍然被当局冷冻。
也许意识到这点，当局安排他参加了这次会议，为的就是发出一个政治信号，过去的事不提了，政府和企业重新团结一致，向前看，共同应对挑战。如果不是出于这个考虑，由于马云已在阿里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控股股东，原本是可以不必邀请他出席座谈会的，因为即使要体现对阿里的支持，让企业现任管理者出席即可，可显然，若这样安排，就起不到现在的和解与促进作用。马云虽然没被安排发言，但这个礼遇表明他已政治脱敏，可以想见，他今后的官方活动会逐渐增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对当局就已完全恢复了信心。尽管马云的政治解冻对提振民企信心确有帮助，可若更早解冻，效果会比现在好。马云受打压已有四年多，假如在疫情解封后就对他解冻，而非拖到现在，应更有利于企业家信心的恢复。此外，就目前政企关系言，只有一个马云被解冻还不够，须有对一些造成恶劣影响的企业家的冤假错案平反，但平反此类案件涉及法律和人事，比请回马云要困难得多，即使当局想做，恐怕也要慢慢来。问题还在于，一些已经被平反的错案，如顾雏军，向地方政府讨要自己的财产屡屡碰壁，而这两年，又兴起跨省远洋捕捞式执法。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治理，始终会让民营企业家觉得心理不踏实，认为当局目前所做，是出于渡过经济难关的需要，一旦经济好了，还是要割民企韭菜的。
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理应受到政府尊重，马云出席这场座谈会，只是当局走出的第一步，当局会不会走出第二步，先姑妄观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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