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黄榆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2024的年底，中国的社会气氛沉闷、萧索到了极点，而且从今年秋天开始已经持续了几个月。不过，这种萧索不仅是城市表面的萧条，在大城市的中心见不到圣诞树，在中小城市商铺关闭，在南方的工业园区更是少见的冷清，而是几乎所有社会各阶级的萧索。
尤其在广大底层阶级和中产阶级面临的工作朝不保夕、负债压力巨大和生活水准下降等等生计无着之外，在过去十年一直处于政治上的惊弓之鸟但还心存侥幸的私人企业家们终于发现身陷天网，随时面临被“远洋捕捞”的危险，而包括国企高管在内的官僚阶级们也终于体会到了什么叫官不聊生。
这或许就是2024年底的中国社会气氛，从民不聊生到官不聊生，各个阶级都无例外地站到了一间巨大的铁屋中，抬头就是无声的淋浴喷头。当贴着“自我革命”标签的齐克隆B的压缩罐被拧进接口，各阶级人群就开始了最后的挣扎，有润的、撞人的、跳楼的、木然的，最后挤成金字塔的形状。中间的知识分子早没了人样，偶尔传来一声嘲讽，也随即被塞了满嘴马粪，譬如12月初发表经济评论的高善存等，只剩下肥硕的资产阶级和官僚阶级在顶端残喘。
同为沦落沙丁鱼
这就是中国刻下的通缩现象，通货紧缩的同时还是社会各阶级的紧缩。在改开四十年的分化后前所未有地凑成一团，仿佛椋鸟群或者沙丁鱼群一般，只为躲避猎食者的捕捞。
他们在年底的各种私人聚会上无所顾忌地破口大骂、酩酊大醉，直言当下的社会不满其普遍性和不满程度已经超过1976年的情形，一时间真有“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的士农工商皆患难的共情。当然，这种共情或许只是革命前夜的集体绝望，与未来可能的社会革命尚有无限距离。
对他们的大多数人来说，过去四十年积累的财富和社会地位的上升在当下环境已经变得无足轻重，每一个阶级似乎都陷入了某种底层状态，即无力对未来做出规划，无法进行预期管理，也就不能决策，无论是投资还是生育，无论是转移财产还是跑路走人。
尤其是那些企业家二代或者富二代的年轻人，更是陷入普遍的迷惘。他们没有信心接手父辈的企业，也对父辈们乐在其中的茅台、普洱以及官商勾兑的社交方式毫无兴趣。其中不少，在新冠结束两年后，终于对参与“白纸革命”的小知识分子们有了切身同情，也在父辈和周遭不断降临的各种祸端中意识到了什么，犹如一战后的迷惘一代，感受“刀锋”一般的残酷人生和社会，开始渴望寻找终极的解决。
当然，更多的年轻人则转向“求仙”。他们不仅在上下班地铁上如饥似渴地阅读奇幻小说，也热衷各种修炼法门，尝试从求签问卜到占星塔罗，在中、西的宿命论中寻求一点启示和安慰。过去两、三年，连同风水堪舆，中国算命行业和道教信仰可见的复苏了，颇能反映中国当下各种新兴宗教、伪宗教的狂热，无论是地下的还是公开的，一点儿不亚于1990年代初的气氛。
至于那些庞大的官僚群体们，则在茅台、掼蛋和躺平的日常修行间，在无法区分的当官和贪腐间，突然意识到了中国官僚-党国体制内越走越窄的攀附-派系道路本身就是一个天网，尽管其中包含了依稀的升迁希望和所有的人生意义，却随时可能传来“要为党献身”的指示而悬灯自尽，身不由己、任党宰割。连那些致力于党内游说、游走于政商和央地之间的公关人士也被动辄扣上“政治骗子”或者海外间谍的帽子，而剩下若干偶尔呼喊的知识分子则被迅速掐住了软肋。
按照中纪委的统计，仅仅从十八大到二十大之间的十年间就有超过400万官员被查处，二十大之后的几年还有扩大趋势，而且越来越呈现出涸泽而渔的捕捞态势，远超过文革期间据中组部后来公布共有230万干部被迫害的情形，实在触目惊心。
新文革的开始
不过，相比文革期间的运动式的暴力泛滥和社会摧毁，2024年底所能感受到的过去十几年的暴力泛滥，却更常态化、合法化，也更系统化和精细化，远不可能在中央发布一两张安民告示后消停下来，倒是更接近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而人人自危，堪称新文革。
只不过，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代表着一个平庸官僚上位后对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和图哈切夫斯基等革命一代政治和军事力量的清洗，然后树立起斯大林的绝对权威和一个恐怖的极权主义国家。相比之下，中国当下盛行的各种“远洋捕捞”则呈现出另一种暴力景观：
首先是中纪委在各地方对省市级官员进行持续的拉网，即使退休官员也不能幸免。来自北京的纪委干部们的口头禅之一是“不相信党内还有清廉干部”，而他们所用的酷刑手段甚至远超公安系统，大有昔日东西厂让人闻风丧胆的恐怖。对那些居然能够挺过半年拷打的官员们来说，即使查无实据、自证清白也难以走出双规点，需要家属缴交至少数千万现金资产后才得以身免。而地方纪委、中央纪委和地方官员们三方早就形成了分赃默契，允许地方纪委收取被查处官员大头赃款然后划入地方财政，只留少数贪腐金额作为从轻定罪依据，以此激励贪腐官员们积极交代、退赃。
当然，与此同时，各部门、地方要求行业性系统性的集体退赃，如退回奖金、红包、贿赂款等，已经在医疗、教育等高危行业进行了两年。纪委系统为面临严重赤字危机的中央财政填补窟窿的意图十分明显，而此种反腐方式又颇有养腐自重、养腐收割的荒诞意味。
其次，与纪委系统在体制内部的静悄悄拉网形成对照的，是各欠发达地方公安系统对发达地区民营企业家的围猎。这些面临地方经济下滑、财税收入不足的地方政府正在中央的转移支付体系之外，主动地进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矫正，进行跨省的“远洋捕捞”。
尤以浙江、广东等省为害最深，迫使这些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公安部门不得不积极扮演起地方保护人角色，要么干预这些外地抓捕行动，要么在企业家们报警后抢人、进行“保护性抓捕”。而且，在这类远洋捕捞层出不穷人心惶惶的2024年，首善之区的北京也不能幸免。曾是小米骨干的北京IT企业家邢燕军被内蒙公安抓捕，其案之无稽连检察院都不愿意提起公诉，这位年轻企业家最后死在监居点。而河南鹤壁警方对本地企业家许双军的长期羁押、野蛮审判和没收全部财产的做法，更是普遍。
如果对比稍早2016年北京东小口派出所对中产阶级-雷洋的随机围猎、2018年重庆对企业家李怀庆的抓捕和重判、2020年河北保定对孙大午采取全包圆式的侵吞，不难看出，这一轮针对资产阶级的打击确实堪称捕捞，不再是针对个人的，或者有着指标性、政治性导向，而是面向特定群体的敲诈，以打土豪的方式进行资产收割。只要该企业账上现金充裕、家族财产雄厚，那么无论该企业在外地还是本地，都可能进入内地公安的竞争性掠夺范围。这种针对财富群体的掠夺范围之大，甚至包括安徽公安对一些女性“耽美”写手的逮捕，大有打土豪扩大到中富农的态势。
理论上，这一态势，确实应验了经济学家向松祚几年前在一次面对企业家的演讲，“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崇高的理想”。在最高领袖“坚决不改”的背书下，在刮净地皮的困难中，几乎所有内地边远省份都把国家暴力的看得见的手伸向了民营经济发达的沿海五省市和私人企业家群体、中产阶级。而其前身，如果不提1930年代在赣南进行的打土豪运动、1940年代末的土改、1950、60年代的三反五反、四清和文革，就是2012年以来先后以净网、扫黄、打非、七不讲、房住不炒、动态清零等名义进行的一波波的微型法西斯运动。
在中国经济和社会面临通缩的严峻时刻，失去几乎任何约束的国家暴力却在无限扩张、泛滥，以市场经济中的资产者为目标进行的致命捕捞。无论这些资产者是现金、财富、权力、社会关系的拥有者，还是思想文字的大家，都在覆巢之下无以言安。这或许才是互为因果的通缩根源。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新文革已经悄悄开始，中国人民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浩劫循环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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