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反右运动不仅打倒了几十万、上百万的右派分子，也使他们数以百万计的家人、亲属受到株连，其中就有上百万的右派子女，文革期间被人蔑视地称之为“狗崽子”。
黄肖路，退休教师，现在居住在美国。其父黄万里是中国水利专家，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他是20世纪初中国著名教育家黄炎培的儿子。黄万里1937年在美国获得工程博士学位。1955年，黄河三门峡大坝工程动工，黄万里坚决反对。但是他势单力薄，只好在1957年6月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散文《花丛小语》来发泄心中的不满。
毛泽东看到这篇散文以后不满地批示道：“这是什么话？”《人民日报》随后也以《什么话》为标题发表了这篇散文，作为日后进行批判的靶子。黄万里也因此成为清华大学最大的右派之一。黄万里后来还为反对修建长江三峡水利工程而大声疾呼。但是像他反对三门峡工程的意见一样，决策者并没有采纳他的意见。
黄肖路生于1946年。父亲黄万里被打成右派时，黄肖路还是北京的一个小学生。
黄肖路说：“我父亲一被打成右派，我在上清华附小，立刻就被一个同学起外号叫‘小右派’。对我十多岁的小女孩来说是心灵上一个特别大的刺激。小学6年级，我记得特别清楚，就是58年六一的时候，我们班上小朋友要选两个人到北京市的景山公园去，全市少先队员的优秀代表去参加，就选上我了。结果一个同学就说：黄肖路是‘小右派’，不应该选她去。一起哄，后来就不让我去了。”
黄肖路和她的哥哥考大学都先后受到右派爸爸的影响。
黄肖路说：“ 我二哥60年考大学不录取，就是因为我父亲。对我刺激特别大。那一年因为大饥荒，所以开始有这些教授，戴着右派帽子的人都有所谓的‘神仙会’，让他们谈心里头有什么问题。我父亲就说，如果我自己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你送我去监狱或者劳改，没有关系。但是如果影响我的子女上大学，我就完全想不通。那也是因为那个时候，61年，就好像共产党已经饿死很多人了，所以，它也要在某些方面对这些所谓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好像要软一点。后来61年的时候，快高考的时候，清华统战部就又给我二哥报了名。所以61年他又考上了清华大学。所以，等到我65年考大学的时候，我父母认为完全没有问题，所以就没有把我要考大学的这件事告诉共产党派来那个专门给我父亲做工作的那个人。当时我父亲就把录取通知书一看，不录取，他就拿到手里了。后来，他就掏出来说：‘你是不录取。’我心里头哗一下就沉了。”
1966年文革开始以后，黄万里被送往江西一所“五七干校”隔离审查。在此期间，黄肖路曾经去看望爸爸。
黄肖路说：“我先就看见他在屋里头坐着呢。他就跟我挤挤眼睛。那时候属于隔离审查，就好像我是去探监一样。我就先得跟所谓的‘工宣队’还是‘军宣队’的领导谈话。(他们)就说，你父亲表现得很不好。很顽固，不好好交待他的问题。我就说我给他带了一点衣服。实际上他那衣服里呢，有的一个口袋塞点糖，一个口袋塞点香肠。我知道他那‘干校’那时候不会吃得太好。我就交给他了。他就没让我看。我就特别难受。我就哭着回到我妈那儿去了。过一天、两天，就把我给我爸塞的那点吃的都退回来了。说你衣服可以给他，吃的不能给。”
在黄肖路看来，她父亲黄万里成为右派并不冤枉。
黄肖路说：“我就觉得，他也不认为他自己当这个右派委屈，因为他觉得他是骂了人了嘛。你说他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得承认。”
对于这样一个曾经给自己和家人带来灾难的大右派父亲，黄肖路却充满了自豪感。
黄肖路说：“他就是‘天生我才必有用’，认为自己非常有才。他一向那么狂，因为他真地是非常有才。所以他对他自己的一生是相当满意。他老跟我妈说，‘我对中国水利事业写下来的那些东西，我的建议，你看着吧，终究他们要按我的方法来治理黄河。终究在长江大坝封了以后10年之内一定会堵了重庆港，就会被炸掉。’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能是他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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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中国近代史学者、作家，现居住在中国北京。其父章乃器是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办人之一。20世纪上半叶曾经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是当年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与国民党一向不和。1949年，章乃器参加中共领导的政协，并且于1952年出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长。1957年，在毛泽东亲自点名之下，章乃器被打成右派，撤销粮食部长职务。
章立凡出生于1950年。父亲章乃器被打成大右派时，章立凡还在幼儿园里。
章立凡说：“我母亲当时跟我父亲已经分居了。当时我父亲呢，他是民建的副主委，同时他也是工商联的副主委。这两个组织来找我母亲谈话，要她来揭发。这种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我那个时候在幼儿园，有一天我母亲来接我，教给我一些话，要我去参加一个会，去说。那天就去了这个会场。前面也有很多人讲话，也都是他的老同事、老朋友在揭发他。我父亲本人没到场。轮到我讲话呢，我就上台了。讲话的大意呢，就是说，右派分子章乃器虽然是我的父亲，但是我还是要反对他。我要跟他划清界限。全场热烈鼓掌，还有人跟我热烈握手。
“我母亲后来开完会跟我说，她说，别人是无关痛痒，我们是有关痛痒。这个有关痛痒到什么程度，我也不清楚。只是在后来我的成长经历中，我才知道‘有关痛痒’这四个字有多大份量。后来我上小学的时候，我想进个少先队吧，我好像比别人可能慢个1、2年，然后才进去。那个时候大家都希望肩上有个一道杠，两道杠，三道杠，当个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我进了少先队一直就是队员。”
当时的章立凡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对毛泽东的话几乎是绝对接受和服从。
章立凡说：“我想，毛主席要反右，那肯定是我父亲有错。我也觉得，既然我父亲错了，那么大家都可以来批判他。那个时候毕竟有一种社会非常主流的思想，就是要听党的话。这种东西，不管是宣传教育，还是潜移默化，对于一个儿童来讲，他是认同的。”
但是，毛泽东和共产党教导下的中国人，并没有因为这个右派的儿子听毛主席的话，批判自己的父亲而放过他。
章立凡说：“开家长会呢，我就让我妈去了。班主任老师就跟我妈谈谈家里情况嘛。我妈这个人没什么自我保护意识，她就说了我父亲是谁。从这个以后，老师就对我比较注意。我那时候记点日记，比较爱好古典文学，我也作一点诗词。这个东西被翻出来了，被交给老师了，然后组织了批判会。我还不服，我还跟老师顶撞。到文革里头，这个老师跟我透露，她说，‘也不是我要整你，是校领导要整你。为什么要整你呢？就是作为一个样板，就是说这是右派的儿子，他的思想状况是这样的。
“好像在这之前还有过一件事，是她说‘你不是爱看书嘛，你把你看过的书开个书单给我。我们现在搞教学，我们很想研究一下学生都看过什么书’。我呢是很老老实实地开了一个很长的单子。然后过后不久才发生批判我的事。学校据说还搞了一个不公开的展览，把我写过的这些东西都在一个教室里头去展览。后来就很厌学，我的成绩也下降，我还留级了。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我没前途，所以我觉得学跟不学一个样。我父亲还是希望我能上大学。我那时候比他先知先觉，我知道我没戏。我跟这套讲阶级路线的教育体制格格不入。”
随着章立凡逐渐长大，父亲对他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章立凡说：“受他这个思想的影响。他那时候已经开始跟我讲一些事情，对时局有很多批评。有时候他说得比较厉害呢，我还提醒他。我说，‘您别这么说。咱们这儿是不是安全啊？’那时候读了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的《斯大林时代》，我就老认为我们家隔墙有耳，或者是墙上就有耳。但是我父亲就说，‘我不怕。我的话到大街上也可以说。谁愿意听谁就听’。”
章乃器的不服气终于使共产党剥夺了他最后的政治权利。
章立凡说：“‘七千人大会’前后，那个时候统战政策也有点松动，知识分子政策也有点松动。他对他57年把他扣上右派帽子，他不服。他好像在政协提了两个提案，就说呢，他这个事情完全是捏造的，是不实的。所以呢，他提出来对他这件事要求进行重新审查。63年吧，那天我上学，班上有报纸，上头有一条消息，就是全国政协常委会开会通过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乃器的政协委员。那时候小学同学还不太......但是他们那眼神看我就不太对了。我就赶紧回家。后来他特别跟我讲一句，他说‘我不会有事的’。我就明白，他说这个‘不会有事’就是‘我不会自杀的’。”
文革的到来使章乃器受到进一步的迫害。章立凡还记得被抄家那天的情况。
章立凡说：“我记得那天，8月23还是24号。一路上就觉得清华园的气氛特别不对，已经开始有打人的了。当时，这个二校门被推倒了，所有的校领导，什么何东昌啊，钱伟长、黄万里这些人都给赶到那儿去搬砖头。我觉得我们家要出事，我就给我父亲打了个电话。我父亲说，有人来贴大字报。你留在学校，你不要回来。回到我宿舍一看，我的蚊帐什么的都撕了，把我的铺盖捣毁，有一张大字报墨迹未干，什么‘资产阶级狗崽子滚蛋，快滚蛋！’我一看，完了，这个马上就要来临了。”
更糟糕的是，章立凡自己也遭了难。
章立凡说：“我当时也是在学校讲了很多对文革的看法。后来被同学给揭发了。然后对我实行专政，把我打成反革命。”
记者：“抓起来了吗？”
章立凡：“抓起来了。”
记者：“判刑了吗？”
章立凡：“判了。”
记者：“判了多长时间？”
章立凡：“13。”
记者：“你一共坐了多少年监狱呢？”
章立凡：“9年半。”
记者：“然后是什么时候放出来的？”
章立凡：“78年底。”
章立凡心里曾经埋怨过父亲，但是他更清楚，是这个制度使他这个无辜的右派儿子一次又一次地受到伤害。
章立凡说：“我肯定有这个想法，就是都怪你们俩当初结合，才有了我。但是我无处诉这个怨。所谓出身不能选择，那就是说你投胎到这儿了。一旦你的父亲被定为右派，那你就是贱民。这个就是一个种姓制度。地富反坏，它就是种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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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一毛，居住在美国的作家。其父巫宁坤曾经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担任美国援华空军“飞虎队”的翻译。后来到美国留学，主修英国文学。1951年，在中国的盛情邀请之下，巫宁坤带着报国之心返回中国担任大学教授。但是没过两年，他便在一场又一场运动中成为批判对象。1957年被打成右派，受到20多年的迫害，直到1979年被“改正”为止。
巫一毛出生于1958年。她父亲巫宁坤被打成右派的时候，巫一毛还没有出世。
巫一毛说：“我3岁的时候跟他第一次在监狱里见面。我爸爸发了最后的一封信，说‘你赶快来见最后一面’。当时3年大饥荒，我爸爸已经饿得要死了。监狱里那个犯人都是成片地往下倒。把我弄到那儿叫爸爸。(我)死都不叫。就是不叫。结果见了5分钟，他就走了。当时以为最后一面。文革的时候看大字报，揭露他的‘反动历史’呀。我一算，不对呀，那他不是我爸爸呀。我6月3号才出世啊，他4月17号就(被抓)走了。所以我一直有这个疑团，觉得这不是我爸爸。”
上学以后，像许多右派“狗崽子”一样，巫一毛既受到“无产阶级”的歧视，也受到“无产阶级”的利用。
巫一毛说：“在学校里也知道啊，你是小右派，小狗崽子。文革的时候，红卫兵叫我给我爸写大字报。我那时候才8岁呀。小学2年级。我不会写。‘没事，我们教你。你写。你爸爸要是敢打你，我们来打他’。把着我的手，歪歪斜斜地写，‘打倒牛鬼蛇神，纸老虎巫宁坤’。下面签名，巫一毛。把我那个大字报摆在全校最显眼的地方，那个大路口，所有的人来去都看得到的地方。”
不过，巫一毛并没有仇恨自己的父亲，反倒是觉得“伟大领袖”并不伟大。
巫一毛说：“我父母亲都关起来了。先是我爸爸关牛棚，后来他们俩都关了。我就当了‘小妈妈’，我哥哥就当了‘小爸爸’。弟弟5岁，我10岁，我哥哥12岁。一夜之间就成熟了。也就是那一阵子，(我)就悟出来，为什么都说爸爸妈妈是坏蛋，我不觉得他们怎么坏呀。后来再一想，噢，那都是听毛主席的话，这些在做这些事，在打我爸爸妈妈。那爸爸妈妈不是坏人，那谁是坏人啊？毛主席是坏蛋。后来我们又全家下放。那时候就先把我妈放出来了。就我们几个孩子跟着我妈先下乡。然后我爸又放出来了，也到乡下。”
在农村期间，巫一毛开始学习英语。巫一毛说：“在农村，黑灯以后，大家都睡觉了。咱们把门关起来，声音扭得小小的，听美国之音。我们都听。学英文。我爸的主意，偷听‘敌台’呀那时候，听美国之音。所以，美国之音真的是帮了我们的忙。”
1977年，文革后恢复高考制度，巫一毛和哥哥双双考上大学。不过，成绩优异的哥哥却由于父亲是右派的原因再次受到株连，只能屈就于安徽师范大学的阜阳分校。
巫一毛说：“当时人家都是羡慕死了。你们家一下子两个知青，两个大学生。我们家，哭，对不起我哥哥呀，就是为了家里受影响。”
像许多“狗崽子”一样，巫一毛对父亲也有过怨气。
巫一毛说：“当然怨啊。而且，哎，怎么说呢，我们一辈子都是，不说让他们毁了吧，就觉得说，父母亲要是成份好的话，那我们就没这些事了。都是他们不好啊。特别是我父亲，你那时候干嘛要回国呢？害得我们跟着你受罪呀。”
后来，巫一毛冲破重重障碍，到美国留学。临走时，曾经百般刁难她的系党总支书记还念念不忘教育她。
巫一毛说：“‘巫一毛，你现在去美国深造，将来要回来为祖国的四化做贡献。’我心里说，‘回来给祖国四化做贡献？哈，我死都死在美国！我去要饭，我都不回来’！”
尽管在巫一毛的眼睛里，父亲巫宁坤开朗、乐观，但是正像中国头号大右派章伯钧的女儿章诒和的那本回忆录的书名所说，往事并不如烟。
巫一毛说：“还是一个永远的痛。”
这不止是当年的右派，也包括当年的“狗崽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