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培瑞：“我们为什么觉得毛泽东的反右运动在中国现代历史上起了关键作用？我觉得是因为反右毁灭了一代人的语言和信仰。”
这是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理事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
林培瑞：“以前，土改、镇反、肃反的时候，不管多残酷，至少理想语言还在那儿，还过得去。但是57以后，理想语言变成语言游戏。以前，你也许不能说真话；但以后你不能不说假话。我觉得，这个影响的深远一直蔓延到现在的中国社会上的所谓犬儒主义，说假话，出假货，卖假药，说一套，做一套，只顾自己。”
*意在一统思想江山*
林培瑞教授的观点带有相当的普遍性。《观察》杂志总编辑陈奎德认为，毛泽东当年就是想通过反右运动形成在中国的“一言堂”。
陈奎德：“要统一意识形态，统一基本的话语系统。也就是说，通过反右这个事情，使现代中国完成‘一言堂’的奠基礼。”
这正是反右运动与其它历次运动区别最大的地方。右派分子之所以成为右派，主要不是因为他们干了什么，而是因为他们说了什么。
*逼人发言 陷人以罪*
文革时期以《血统论》一文而闻名的遇罗克，其父母都在反右运动中被打成右派。遇罗克的母亲是民建的一个基层负责人。当时民建副主委章乃器已经被打成右派。遇罗克的弟弟遇罗文说：
“那个时候章乃器先被划成右派。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呢，我母亲就说：‘我怎么看不出来他哪里像右派呢？’就是这么一句话，她就被划成右派了。
“我父亲就更简单了。我父亲这个人不爱说话，而且他对共产党，我觉得，看得比较透。后来给他选成一个职工代表，发言的代表。把这些所谓发言的代表集中到一个地方，不让你回家，好像软禁那种方式，让你难受。本来没想到那么严重嘛。那一想，既然这样，那就说两句吧。就为了应付吧。我父亲只说了一句，说，现在这种‘小汇报’的制度不太好。他说，这样的话，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会冷冰冰的。
“就这么一句话，马上打成极右分子，当时就不让回家了。就给他送到劳动教养。我们的行李都是我们家后来送去的。从那会上就没回家。57年到64年，差不多将近7年。”
*军人发表温和意见之后*
福建人蒋鼎，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参加解放军。1957年反右运动期间在位于四川重庆的解放军北培步兵学校政治部组织科担任助理员。
蒋鼎：“我在发言当中仅仅是提了几个意见嘛。一个呢，我是说民主集中制，我们国家实行的这个制度跟西方的民主是不能相比的。我们的民主集中制是有范围、有限制的，不是西方的那个民主自由。就因为我这一句话，他就说我攻击了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还有呢，对于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几个，没有民主人士当副总理。仅仅是当部长。我就提出来，能不能安排一、两个民主人士当副总理呢？他也说我反对中央的制度、中央的政策，就划成右派。”
*舒芜短文遭毛点名*
文学评论家舒芜曾经在1955年打倒胡风的运动中提供了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立下了“反戈一击”的大功。然而他1956年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说“难免”》的短文，批评一些官员以“难免”二字作为工作马虎的借口。
毛泽东1957年1月27日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点名批判舒芜的这篇短文说：“这就是一种有害的言论。这篇文章似乎可以不登。既然要登，就应当准备及时反驳，唱一个对台戏。”结果，《人民日报》上就发表了批驳舒芜的文章。舒芜自然也被打成右派。
*议论=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
大部份右派都属于上面这类“因言获罪”的右派。他们的言论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美国哈佛大学高级研究员郭罗基说：
“从57年开始确立了‘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
尽管中国当时的宪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自由”。但是，郭罗基说：
“在中国，好像言论自由只能讲革命言论，只能讲正确言论。只能发表正确意见，不能发表错误意见。在中国，要真正实行言论自由，无论是革命言论，还是反革命言论，正确言论，错误言论，都可以自由发表。就要推翻‘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罪’这个命题。这个命题不推翻，没有言论自由，也没有政治民主，中国就不会进步。”
*180万人沦为“敌人”*
当时的中国大约有500万所谓的“知识分子”。以中共公开承认的数字，55万右派，就是占知识分子的百分之十一。但是实际上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远不止55万人。
在反右运动后期，中共决定在小学教师和乡镇干部中不划右派。已经划为右派的改划为地主或者坏份子。这些人的数量大约就有50万人。根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统计，各类右派有110万，再加上“反社会主义分子”等等，反右运动一共使180万人成了“人民的敌人”。
*五类精英落难 从此知识分子无声*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作为右派的主体，我认为主要是这样几部份人：
“一个是以‘章(伯钧)罗(隆基)联盟’为代表的民主党派和工商界的头面人物和储安平为代表的自由知识分子；
第二是以刘宾雁、戴煌为代表的一大批全国各地的新闻出版界的党内知识分子；
第三类呢，是以林希翎和北大的‘五.一九运动’为代表的青年学生；
第四呢，是以冯雪峰、丁玲、艾青、吴祖光、钟惦蜚、萧军为代表的文艺界的领导和著名文艺家；
第五类是教育界、科技界的著名的教授、科学家。
“以上五部份人都是中国当时和未来的精英人物。摧毁他们，就是摧毁了中国。从此中国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民主党派，中共内部和各行各业开始逆向选择。正所谓‘表扬了指鹿为马的， 提拔了溜须拍马的’。作为知识分子的群体，徒徒具有学历的标签，但是他们丧失了最主要的批判社会的这种功能。所以呢，一直到文革这一个历史时期，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断代的。”
*中共官员也纷纷在劫难逃*
还有一类右派没有被包括在高瑜总结的五类右派里。这些人就是中共的官员。这批右派多数是不同意中共极端和非理性的整人手段，甚至是由于工作意见分歧和个人恩怨而被打成右派，其中包括一些邓小平曾经亲自出马打倒的中共省部级官员。
在青海省，邓小平将省长孙作宾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青海省，邓小平将省长孙作宾打成反党集团头子。在甘肃省，他将常务副省长陈成义、孙殿才打成反党集团头子。邓小平在西安一次会议上杀气腾腾地说：“对党内右派，不管他的资格有多老，一律开除党籍。因为党内右派反党的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党龄，我们要彻底剥夺他们的政治资本。”
当时被打成右派的还有河南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浙江省副省长杨思一；广西省副省长陈再励；广东省委书记古大存；新疆自治区书记塞甫拉也夫；安徽省委书记李世农；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陈沂等。
浙江省省长沙文汉，1925年参加共产党。其夫人陈修良1926年加入共产党。两个人一直为中共从事地下工作。中共建政以后，沙文汉在政治上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主流派官员不合拍，被曾经担任中国最高法院院长、当时担任浙江省省委第一书记的江华在毛泽东面前告状，被毛泽东钦点为右派。夫人陈修良也成了极右分子。夫妻两个后来的境遇十分悲惨。
据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阳谋》一书记载：“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将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健定为右派交给群众批斗，省委书记夏征农持异议。不久，刘健自杀，夏被指‘对右派有温情主义’而撤职。因为‘对右派态度不明朗’，省长赵健民也被撤职。”
*胡耀邦欲施援手而不能*
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在文革以后给右派平反时对曾经在《中国青年报》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刘绍棠说：“你的右派划错了，我是想保护你们过关来的，但没有保护下来，否则我自己也会当右派。”
堂堂中共的“红小鬼”，当时的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竟然也担心自己保护几个人就可能自身难保，其政治环境之恶劣可见一斑了。
*周恩来也被迫屈从*
就连在1956年还跟毛泽东唱反调，要“反冒进”的周恩来也不得不夹起尾巴顺从毛泽东了。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中心主任吴国光教授说：
吴国光：“把知识分子打一大巴掌。同时也警告这些党内领导人，你还是乖乖地跟着我的判断走吧。所以我们知道，在6月23号，周恩来再讲话的时候，按照薄一波的说法，周恩来在那篇讲话中‘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周恩来已经不再是1956年时的周恩来了，说，我要‘反冒进’，毛主席讲的话我都不爱听。57年6月的周恩来已经是对毛‘圣上英明，臣诚惶诚恐’了。”
曾经在1994年到1999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张全景在2006年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承认：“1957年反‘右’之前，民主生活会最好，相互之间能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被批评的同志还可以作解释。”“反‘右’后，在说真话方面受到影响。”
*败坏道德 颠倒善恶*
当年由于拒绝与右派丈夫“划清界限”而被迫退出共产党的赵根植说：
“反右最可悲的结局就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底线就没有了，是非、善恶颠倒过来了。以前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说要忠孝仁义。对朋友就是要讲仁，要讲义。这个不行了，这个就是不站稳立场。站稳立场就是说，你为了保护自己，为了自己能爬上去，就可以揭发，甚至揭发自己的兄弟、姐妹、夫妻。很多妻子离婚了，揭发丈夫，她自己就保住了。传统道德打破了，而且又没有新的道德。
*两面派毛泽东*
许多研究人员认为，反右运动的形成与毛泽东的个人品质和个人野心有直接和重大的关系。1956年12月4日，在毛泽东即将发动反右运动之时，毛泽东还在写给黄炎培的一封信中和风细雨地说：
“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
1957年，在毛泽东已经决定发动反右运动之后，他发表了题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指出：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然而他的话音刚落，1957年9月到10月间，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三中全会，毛泽东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向，否定了自己的上述说法，不顾中共八大的方针。他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而且，在反右运动的具体开展中，毛泽东也不顾中共和他本人的信誉和名誉，使出了“引蛇出洞”的伎俩，先让人们大胆“鸣放”，然后将他们一网打尽。当年的右派蒋鼎说：
“你叫我提意见，你当初宽了我们的心，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当时的宣传啊。没有发言的还不行。你对帮助党整风这个运动，你抱什么态度？党叫你提意见，你提错了也没有关系嘛。你为什么不提呢？逼得你非提不可。一定要提。结果呢，你就提了吧，畅所欲言了吧。”
中国现代史专家丁抒说：“所谓的最严重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就是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所谓成立平反委员会，龙云的所谓‘反苏’言论，都是5月二十几号在鸣放座谈会上发表出来的。因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反复邀请他们说话，他们最后就提了一些意见。
*没有毛就没有反右*
这种公然撒谎的手段竟然被毛泽东得意洋洋地命名为“阳谋”。原来的右派、香港作家张成觉认为，毛泽东的个人品格是这场劫难的最大原因。
张成觉：“我认为是中国社会这个制度、文化，很多因素造成的。但是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毛泽东个人造成的。要是没有毛泽东，绝对没有反右。全世界那么多国家，共产党也好，非共产党也好，谁搞过反右派这类的思想灭绝的运动啊？没有嘛！毛泽东这个人啊，很厉害，也可以说是个伟大的天才。他就能够想到把人的这个思想，就是把你洗脑，洗得那么彻底。每一个人都死心塌地地听他的。
“反右这个运动，我认为，你离开了毛泽东个人的品格，光谈社会呀，什么责任啊，什么历史发展啊，这些东西，都有，但是毛泽东是主要矛盾的关键的一点。没有毛泽东就绝对没有反右。”
*毛泽东受益 国家受害*
反右运动的后果，其一是使毛泽东在中共领导层的地位进一步上升。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亚太中心主任吴国光教授说：
“毛在党内地位改变了，影响力改变了。根据薄一波的回忆说：‘自从反右结束以后的“南宁会议”，毛主席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了，已很难像以往那样同政治局的同志坐在一起平等地商讨问题了。这标志着建国以后党内的民主生活开始由正常和比较正常向不正常转变。’毛就拉开了他和他党内同志的权威的这样一个落差。
(歌曲《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
歌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领导我们向前......)
*从灾难走向更大的灾难*
毛泽东地位的上升导致了后来的“大跃进”。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良英在《反右派运动是当代中国第一次大灾难》一文中说：“于是，是非、真假完全颠倒，谎话、假话满天飞，人人在谎言中生活。毛泽东更是在谎言中自我膨胀，反右尚未结束就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幻想三年就要实现共产主义。结果饿死了4000万人，造成了第二个史无前例的大灾难。”
(歌曲《伟大的国家，伟大的党》
歌词：伟大的领袖毛泽东，领导我们向前......)
反右运动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受到全面压制。毛泽东1957年7月9日在上海干部会议上发表题为《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的讲话时说：“我历来讲，知识分子是最无知的。”
毛泽东对反右运动的结果一定非常满意。中国独立记者高瑜说：
“1957年是消灭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西文化培养出来的中国几代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毛泽东消灭知识分子的主要目的是要消灭知识分子的理性的思想和批判社会的力量。毛泽东和反右运动，他是要让知识分子的灵魂来坍塌，来扭曲。所以从这一点来说呢，57年这个整人的结果是非常严重的，真地使一代知识分子，几代知识分子断了代。他要打垮和消灭的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独立的思想、自由的人格、自主的人格和社会批判的这种力量。”
*思想也国有化 毛氏君临天下*
反右运动对毛泽东和中共来说，最大的成果莫过于消除了一切与毛泽东和中共不和谐的声音。《观察》杂志总编辑陈奎德说：
“从主流方面来说，反右运动就是在中国剿灭自由主义的可能性和前途的一场运动。(19)57年这样大规模的一场运动使得思想的国有化就基本上成形了。也就是说中国以后的基本的政治面目和意识形态版图在57年确定了。
“在57年毛泽东写了一个《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实际上就是把所有的其它党派的声音、其它党派的报纸，所有的宣传阵地全部收归共产党所有。本来在57年之前，各个民主党派还是有自己的报纸，有自己的言论阵地的。到了57年，全部收编。也就是说，57年是非常清晰地画出了以后毛泽东统治，直到1976年，1978年之前的全部中国的政治地图，也就是说到56年的资产的国有化，到57年的思想的国有化，然后到政党的花瓶化，报纸的收编等等，全部完成。
“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以后的中国的政治版图基本上就按照毛的完全的独立的意志往前走了，基本上中国人就没有自己说话的语言方式，没有自己思想的思维方式，完全是一个头脑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而这个严重的事件是通过57年反右这个运动达成的。所以57年反右为什么在中国现代史上如此重要，我觉得与这个共产党统治的格局的形成有极大的相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