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当年的右派和右派家属周末在香港召开研讨会，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研讨会的题目是：被埋葬的青春。会议组织者说，有好几位中国内地的右派或家属最后一刻被卡在国内而无法前来。
今年是反右运动50周年。当年的右派分子和家属以及关心这个重大历史问题的人士在美国东、西海岸各召开了一次研讨会。而这个周末在香港举行的研讨会，是距离北京最近的一次反右5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
按照中国官方的统计，1957年那场运动中有50多万知识分子或社会精英被打成右派。作为50万分之一的蒋文杨当时只是重庆纺织品公司一个小干部，他成为右派的唯一理由和原因就是领导指定他读报，最后却把他读到的报纸上登载的右派言论算成读报者自己的言论，打成极右，开除公职，劳教22年。
蒋文杨说：“说话，就是天赋人权。我们在57年的说话，也是天赋人权。……我这一次来这里向戴晴先生道个谢。戴晴先生在反右斗争45周年的时候(6月8日)写了一篇纪念反右45周年的文章。她没有忘记我们老右派。我是在美国之音电台听完她写的纪念文章。我当时听完后，就向她道55个谢！谢谢，谢谢，再谢谢！”
*“补课”成右派*
这次会议的主持和召集人是定居香港的环境保护专家陈愉林。他当年在北京上大学，后来被“补课”打成右派。陈愉林当时是北京外国语学院西语系四年级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说，被打成右派让他从“天上摔到地下”。他说，自己出身不好，但12岁上初中时就背叛家庭，“走上革命道路”：“上海解放后，我当了中学学生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后来还参军，抗美援朝。我母亲喜欢打麻将，我就到派出所举报。三反五反，我把资本家伯父一家都举报了。我这个人，应该说从小喝狼奶长大的。”
陈愉林是典型的在“红旗下长大”，对“党的话”言听计从。他说：“我1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是三好学生，优秀党员，我当时是真正的左派，我在学校领导的肃反、反胡风、反右斗争。”
陈愉林回忆说，到了1958年问题来了。陈愉林所在的党支部有两个“学生右派”名额，陈愉林因为家庭出身不好，海外关系特多，还因为当时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一次讲话时他是记录者，结果后来彭真秘书说这篇记录稿没有经过彭真审查核准，不能算是讲话记录稿。所以，陈愉林必须为内容负责。
因为这两个原因，陈愉林在1958年的右派“补课”中，被补成右派，开除学籍，开除党籍，并戴上“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
陈愉林1958年8月毕业，但6月被打成右派，不让毕业，送到内蒙古劳动改造。1961年他被摘掉右派的帽子，但仍然是摘帽右派。他说：“我的最好时期，从20岁到40岁，都是在劳动改造、阶级斗争、群众专政里度过的。”
*右派中“幸运”者*
在香港定居的高级工程师陈诗1957年反右时是天津大学毕业分到甘肃建委工作的干部。他说，当时自己还算是幸运的，没有被发配到“死了很多右派的夹边沟”去，“没有开除公职，没有送夹边沟，而是开除团籍，行政降3级，在本单位劳动改造”。陈诗说，到了1979年右派改正时，当局欠他工资1万8千元人民币，按照现在价值来算，应该是180万元。
陈愉林右派改正后回到上海，后来成为享受厅局级待遇的专家教授，几年前来到香港定居，他一直保持低调，用大量时间和精力来研究当年的反右历史。陈愉林说，他现在研究重点是：中共党内右派(民主派)。他认为，这个问题以前研究反右问题时很少有人提到或作为重点研究项目。他认为，当时共产党抓了50多万右派分子，其中有5万到10万是共产党内部的右派，他们有省部级干部、有军队的将军和大校，其中有被枪毙的解放军大校蔡铁根。
作为香港反右研讨会的召集人，陈愉林说，有一些从美国来的右派家属，比如黄万里的女儿黄肖路、王若望遗孀羊子等参加了会议。中国国内人士，除了蒋文杨，主办单位还从北京上海等地请了一些当年右派或者家属来参加研讨会，有几个人都到了火车站被当局拦截下来，不许他们前来开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