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来自中国的当年的右派和香港、澳门的民主派周末在香港开会，纪念反右运动50周年，并讨论中国的民主和维权运动。
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早就想在香港组织纪念反右50周年的研讨会，但在香港没有找到赞助单位，只好到美国参加东西海岸举行的纪念反右50周年的活动。
梁国雄周末在香港举行的题为《生的权利-纪念反右50周年、中国生态危机和维权运动》的研讨会上说，当年的右派都已经年纪很大了。如果再过10年再搞这样的纪念活动，可能已经没几个人参加了。
*梁国雄：做中国人挺悲哀*
梁国雄说：“做一个中国人也是挺悲哀的。几乎每一年都有纪念，文革是66年，我们要搞文革40周年纪念；今年是反右50周年，下一年可能就是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还没有能力解决最近的那次历史伤疤-六四创伤。”
梁国雄说，反右的源头是苏共20大把斯大林过去的坏事总结写成秘密报告后又公开了，所以当时的知识分子起来响应毛泽东的鸣放号召。毛泽东利用这种形势，把中国已经出现的他不满意的力量消灭掉。免得他死后中国再出现一个“苏共20大报告”，彻底揭露否定他自己。
原北大物理系右派学生岑昭南在会上说，反右是一场历史斗争，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必定要发生的，因为共产党的思想从根本上来说，是封建帝王思想，同民主思想格格不入。
*反右派两个阶段*
广东医生茅家升当年也被打成右派，送去安徽劳改。他在研讨会上说，反右实际上有两个阶段。他说：“实际上反右派是两个阶段。57年的反右派，主要是反知识分子；但是大家都不知道58年还有反右派。根据毛泽东指示，要深入持久地发展，就是到基层。我就是在58年这个‘到基层’指示下被打成右派的。”
当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被打成右派的香港作家陈愉林也是如此。他在1958年被打成右派的。他提到了香港在纪念反右活动中的重要性。陈愉林说：“香港这个地方，有它的特殊性。从地理位置上来说，它最靠近中国大陆，是连接独裁专制政权和民主政体的纽带和桥梁。现在，大陆的人可以自由行到香港来。今天好多朋友都是这样过来的。今天的香港是一个民主基地。”
陈愉林右派改正后，恢复了党籍，提了高级职称并成为厅局级干部。但是，他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专心写作。他说，在大陆，许多海外的网站都无法登陆，他来到香港就是寻求这种心灵和写作自由。
*香港八个半右派*
陈愉林说，在香港现在有八个半右派，其中香港作家凌文秀虽然当年没有被打成右派，但最近这些年一直在编写一本书《右派名录》，已经搜集到1万多右派的资料，因此算“半”个右派。
林子健是香港民主党中央常委。他说，这个研讨会的题目“生的权利-反右和维权”很好。他说，这个会很有意义，它涉及到每一个人的生命尊严问题。林子健说：“有一个右派说得好：我们一直互称‘难友’，现在我们要互称‘战友’，昂首挺胸、理直气壮地走向未来。
“这个‘战友’，到底是什么意思？和维权有什么关系？这几年，整个维权运动，每年有8万5千多社会行动在中国发生。这反映出，现在中国老百姓开始对自己的权利，自己的民生问题，敢出来跟政府去争取了。这种争取变成了对共产党的挑战。”
*澳门民主运动*
澳门职工盟秘书长李漫洲是个年轻人。他在这次研讨会上介绍了澳门的民主运动和维权情况。李漫洲说，从去年的“五一”开始，澳门有不少大型的游行活动，到今年“五一”警察开枪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他说：“回归后，99年后，我们一直从事劳工维权活动工作。今年的回归日，12月20日，澳门也有一个回归日的游行，也是以争取普选为目标。”
李漫洲说，澳门职工盟主要是给劳工维权，今年8月还出版了澳门劳动周报，作为职工盟的机关报，每期发行量是5000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