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林培瑞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两年前，我在加州大学河滨分校参加了一次“招聘委员会”，目的是找人做语言学方面的助理教授。第一个任务是要在所有的申请者当中选出四位，请他们到校园来做访问和演讲。申请的人当中有一位年轻人，资格挺好但不是顶尖的。有一位委员，考虑他是黑人，建议把他抬到头四位里面。我表示不以为然，在电邮里写了一句“（这人）活泼迷人，而且是黑人，这很好！但我不能说他的资格达到了我们最好的候选人的水平”。
有人把我这个电邮告到了院长处，从院长又告到了副校长，再到校长和学校的法律部。审判我三天的结果是：林培瑞犯了错误，有种族主义的嫌疑，校长写了一封“谴责信”给我。
校园里的许多教授都支持我，替我抱不平。事情完了以后我写了一篇短文，寄给了《华尔街日报》发表。登了以后反应很热烈，全国几千个人发电邮对我表示支持。许多中国人把加州大学的方法比作文化大革命似的。有人说：哎！你们美国这个民主灯塔也走了中共的路！
我看到文革的比较，第一个反应是难为情。几千万中国人受到过的非人虐待与我这次风波里受到过的怎么能相提并论？但后来想，也对。尽管程度是天地之别，但运作方法有好几个相同之处。
归类于十条，索性管它叫“极权十诫”吧：
1. 幕后检举。打小报告时，别让受害者知道。被检举的人有损失，但做检举的人得分。 直到现在，在我加州的课堂里，大陆来的学生有时候怕说话，怕别人可能会检举。
2. 罪状莫须有。1957年的反右运动“乱扣帽子”，帽子不合“戴”无所谓。加州大学让我戴的“种族主义”帽子一样荒唐。反右和文革中，常常第一步是定一个人有罪，第二步才是研究罪名应该是什么。加州大学的顺序也一样。
3. 掩盖证据。中共抓人经常说“原因你自己明白”。不说理由加强了心理恐吓的作用，因为不知道“红线”在哪儿，对任何可能犯规的行为都更警惕。加州大学二月告诉我“你说错了话”，十二月才告诉我是什么话。当中的十个月里只说“你自己应该知道”。
4. 抗拒从严。 中共抓人，要求他写检讨，常常说“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没想到加州大学也会差不多。发现我有错误的话，马上要求我从委员会辞职。这是比较轻的惩罚。但我不辞职，不屈服，一直跟校方讲道理，结果，一年以后考虑的惩罚从辞去一个委员会的职务加重到减薪，强迫退休，甚至中止关系。原来的“错误言论”没变，变化只是学校对这位不听话的教授更愤怒。
5. 占据首位。在中共的政治语言里，官方永远是主流，别人是支流。中国是“我国”，“主旋律”是我定的。反对我的是“集团”或是“帮派”。1989年春，百万抗议者集中在北京的天安门，中共说是“一小撮”惹的事情。加州大学的官方语言也差不多。大学属于谁？众多的教授和学生吗? 不。大学是“我们”（高层行政人员）的。
6. 恐吓措施。从延安时期“整风”一直到现在，中共公开侮辱一个人主要的目标不是把那个人拉下来，而是吓唬旁观者，让众多的人自我审查，自我约束。我在加州大学告诉教授朋友们校方瞄准了我，他们常常显得害怕：“糟糕！”“严重！”“不要用学校的电邮跟我通讯了！”等等。我79岁，反正快退休了，能够顶得住，但更年轻的时候大概不会。校方的威力不小。
7. 宁左勿右。在受到恐吓的情况下，一个人自然要争取安全。在毛时代开会“表态”时，宁愿自己的话过左（因为这可能只是认识问题）而不是过右（因为那是立场问题）。很多人“宁左而不右”以后，左就变成一种客观的，很难否认的东西。美国“政治正确”的文化很明显也依靠类似的心理。
8. 权力一元化。极权政治是一元化的；民主制度保证权力分立。加州大学披上权力分立的外衣，实质上是一元化的制度。学校里的“学术评议会”（Academic Senate）是教授组成的，理论上有权利过问校方怎么对待教授们。评议会三次开会研究我的案子，三次投票表示我无罪，校方三次否决评议会。
9. 保密。中共的内部运作几乎都是保密的，泄露内部信息也是严重的错误。加州大学两年来找我些莫名其妙的麻烦，我怎么能反抗呢？“体制内”不行，我只有让体制外的舆论做我的陪审团。我先在校园里演讲，把事情前因后果都讲出来。校方知道了，发电邮给我，说我的案子从头到尾都是“confidential”，不许外传，要是外传了我可能“受纪律处分”。原先，保密的理由是为了保护被告者的名誉。我是被告。现在，很明显，保密的理由是要保护原告的名誉。
10. 积累政绩。中共的干部升不升级取决于几种考虑，其中之一是他的“政绩”：做了多少“好事”？关键不是真的干了没有，也不是事情到底有多“好”。关键是纸上有多少“干过好事”的记录。加州大学的DEI制度也类似。里面的人积累政绩。既然有个“抓人机器”在，难道你不用吗？你抓不到人没面子，抓到了有政绩。
我不觉得这些相同之处是因为美国学了中共。的确，中共近几年来大大地加强了对美国的统一战线措施。但美国的DEI机器的极权方法恐怕是美国的土产。不同地方都出现极权方法我觉得是基于人性的。我羡慕《三字经》的那句“人之初性本善”，但人性也有不善良的一面，也有自私的，气盛的因素。不管古今中外，我上述的“十诫”恐怕都会出现。文革只是走到极端的例子。
人类既然有共同的人性，我们也可以说是有共同的任务的。方励之教授四十年前给中国学生演讲，老提醒他们：人权与民主不是恩赐的，是争取的，而且需要不断的努力。这条真理是个基本事实。中国人，美国人，哪国人都不应该忘记。
评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