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5月16日，这一天，深深镌刻在中国历史上。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一天发出一份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史称“五·一六通知”，从这一天起，中国960万平方公里上，正式掀起了文革狂潮。
然而，这份通知当年是中共内部的机密文件，只发到中共（干部序列17级以上的）县团级干部手中，直到一年以后的1967年5月17日，人民日报才全文公开发表了这份文件，中国民众这才知道，一年来，中国已经进入文革模式
独立作家余杰说：“五一六通知算是文革正式开始的一个标志和信号，当然在此之前我觉得它从毛泽东秘密安排姚文元来写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其实就已经是一个导火线开始了，我觉得从中可以看的很清楚，有人说文革是毛要打破所谓的官僚机构，要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社会，但我个人完全不同意这样的分析，我觉得它的根子、动机、本质，就是一个赤裸裸的权力斗争。因为在大跃进和大饥荒以后，毛的权威、毛的政策在党内受到很大的质疑，所以后来的七千人大会上毛也在这样的压力下做这样的检讨，被迫退居到二线去，把实际权力交给刘少奇和邓小平，而此后刘少奇和邓小平一系列比较务实的做法使得中国社会局面平稳下来，经济大发展，在党内外赢得很大的声誉，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形毛个人不能忍受他被边缘化，被冷落，他的所谓的实权的旁落，所以其实我想在七千人的大会上他就已经有发动文革来把以刘邓为代表的这些比较务实派的官僚来摧毁的想法，所以我想五一六通知是他从体制外发起的对刘邓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一次集结的冲锋号。”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给文革的定性是：“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反人类反文明的历史倒退，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其所造成的文化、道德断裂，不仅令全社会咀嚼苦果，且历经几代人都难以修复。
黑暗的开始
1966年5月4日，星期三，北京阴云密布。这一天掀开了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一页。
上午10点左右，一辆辆黑色轿车陆续驶入人民大会堂西门广场。中共政治局的成员纷纷从车上下来，前往河北厅，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共70多人。不过，会场上出现了几个新面孔，格外引人注目。他们是：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是刚刚组建不久的“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的成员。
吊诡的是，作为中国共产党主席的毛泽东本人，并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中外历史学家研究的热点。会议虽然由刘少奇主持，但刚刚从海外访问回来的刘少奇，对这次会议的议程并不了解，对毛泽东召开这次会议的用意也不太清楚。圣经上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历史发展的进展表明，毛泽东为什么发动文化大革命？目的是为了打倒刘少奇。而五一六通知开始的文革后来会发展到刘少奇赤身裸体惨死于河南开封的一间小屋，而整人者江青上吊自杀于秦城监狱，历史的轨迹是任何当时的与会者也无法预料的。
《五一六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这份文件的起草小组由康生和陈伯达领衔，江青、张春桥、关锋和戚本禹参加起草。五一六通知严厉批判了所谓二月提纲，提出中国“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
《五一六通知》是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的。据人民网文史参考透露，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7128684.html “参加讨论五一六通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已经知道，这是大笔杆子陈伯达执笔起草，又经过毛泽东先后八次审阅修改才定稿的，所以哪里还能提什么不同意见？只是在心里揣摸它的含意。有几个同志，如郭沫若等，提出文件中有几处标点和用语不妥，建议在某处增加一个“的”字、在某处去掉一个引号等等。但就是对这样的建议，也被陈伯达、康生一一否定。也就是说，毛泽东亲自审定的《通知》稿，一字也不能改，连一个标点也不让动。”这次会议，毛泽东并没有参加，而是刘少奇主持。通过这份标志性文件，在全国发动文化大革命，全体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都举了手。
北京之春总编胡平说： “文革本身除了一方面暴露出毛泽东的凶狠、奸诈；另一方面也非常清楚的显示出所谓的老一代革命家、共产党大大小小干部的猥琐、窝囊。文革就是一场官场现形记，原来在民众面前道貌岸然的官员都很出丑。”
虽然中国民众当时并不知道五一六通知，但毛泽东利用《人民日报》把五一六通知的具体内容捅向社会。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后连续发表多篇社论，鼓动民众造反。
五一六通知发布之后，全国陷入混乱的状态。
文革学者遇罗文说：“当时文革的时候，血统论很厉害。厉害到什么程度，就是说假如你仅仅因为出身有问题有可能就被打死。这种情况太多了当时在中国。当时是一片恐怖。
而毛泽东则躲在外地，坐山观虎斗。两个月中，全国陷入混乱。当时在京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决定向北大等学校派出工作组灭火维稳。
这一举动，落入了毛泽东给刘、邓设下的圈套。
毛泽东七月份返回北京，立即主持召开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全面否定刘、邓的工作组，并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向革命小将表示支持。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史称16条。文革16条赋予中国民众前所未有的言论自由，规定民众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四大自由，炮打刘、邓司令部。
魏京生基金会主席魏京生说：“包括文革的时候，很多人没有注意到，文革时候很多表面现象，实际上是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只不过规模没那么大。像什么破四旧，打砸抢啊等等。这些实际上在五四运动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就比较极端的激烈的运动。但是到了文革的时候，共产党执政以后，就变成了一个官方的行为了，官方号召的行为。很多人就认为打砸抢就是那帮红卫兵在那儿打砸抢，其实不对，所谓的抄家，实际上是派出所。就是公安部安排下来以后，派出所带着这些小孩子。这些小孩子哪知道谁家什么样啊，他们带着小孩子说这家是右派，这家是老国民党，这家是资本家，去抄家。所以整个就是共产党的官方行为，而不是说某些人、某些派别的行为。所以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官方行为的以后，带来的灾难就特别的大。他们要毁灭整个的中国文化。到后期，批林批孔，都是针对中国文化。所以说是文化革命也不错，确实他们的目标是在文化上要改变中国。当然，对于共产党来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坚持走他们的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五八年、五九年搞大跃进的时候，一下子饿死了好几千万人口。然后有一个小小的拨乱反正，就说以刘少奇为代表搞三自一包这些，小小的拨乱反正以后，毛泽东和共产党内很多人很不满意，觉得脱离了社会主义的路线，经济路线还是要回到我们社会主义经济上，工业要搞计划经济，农村要搞集体化、公社化。其实也不是集体化，所有财产都归公了。所以，这种共产主义的经济呢，他们想恢复。这也是文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当然调整一些干部是为了这两个目标。一些干部对于完全反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太能接受。饿死很多人，很多干部都跟着刘少奇走，觉得还是要恢复一下经济。在这个情况下，所谓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个名字就是这么出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文革大革命不是那么简单的，但是跟共产党的这个一贯的政策相结合的一个政治运动。当然，他采取的方法是把普通老百姓煽动起来，利用老百姓对很多共产党干部的不满，利用老百姓的不满情绪。我给你们自由，给你们民主，你们可以随便来。到现在还有很多人认为我们有一个什么人民文革。那个时候允许老百姓造反。其实老毛不是允许老百姓造反，是允许你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按照毛主席的路线造反。”
文物被毁
中国几千年来留下的文物古迹，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根据中外学者进行的不完全的统计，中华民族的祖先炎帝陵主殿及其附属建筑遭严重破坏，红卫兵刨挖陵墓，并将存物抢夺一空，最后全部夷为平地。
山西舜帝陵被毁，墓冢挂上了大喇叭。
北京师范大学200多名红卫兵，在女红卫兵谭厚兰的带领下，来到山东曲阜。对孔庙进行了毁灭性摧毁。根据曲阜师范学院“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讨孔战士”当时的实录：“由红卫兵和贫、下中农组成的突击队，带着深仇大恨到了孔林。他们抡起镢头、挥舞铁锨，狠刨孔老 二及其龟子龟孙们的坟墓。经过两天的紧张战斗，孔老二的坟墓被铲平，‘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的大碑被砸得粉碎！孔老二的七十六代孙令贻的坟墓被掘开了…… 孔林解放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获得新生了！”
新疆吐鲁番附近火焰山上的千佛洞壁画，曾被当地不法商人卖给西方探险家，至今仍在西方各大博物馆中珍藏。而红卫兵的‘破四旧’，将剩下的壁画中的人物的眼睛挖空，或干脆将壁画用黄泥水涂抹得一塌糊涂，让那些珍贵的壁画成为废物。
在文革中，民间私藏的字画文物被烧被砸的，更是数不胜数。江浙一带，人文荟萃，留存至今的古籍也就特别多。仅宁波地区被打成纸浆的明清版的线装古书就有八十吨。
红卫兵的癫狂
中共成立了一个权力很大的文革领导小组，凌驾于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之上，成为中国真正的权力核心。全国大、中学校学生，则成了毛泽东搬倒刘少奇和邓小平等大批老干部所利用的主要社会力量。
8月10日，毛泽东到中央所在地的群众接待站，向大家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第一次接见了红卫兵，直到11月26日，先后8次接见了1100多万来自全国各地的学校师生和红卫兵。毛泽东本人在天安门广场上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一千万红卫兵，鼓励“破四旧”、“夺权”、“造反有理”。他还对在天安门城楼为他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彬彬改名，称文质彬彬不好，“要武嘛”。
几乎在转瞬之间，全国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个有七亿人口的大国，陷入癫狂的状态。
文革学者王友琴说：“我也特别强调了一些数字，我们应该注意这些数字。就是在北京，我的调查涉及到了当时北京十所女子中学，在这十所女子中学里边，红卫兵打死了三名校长，三名教员，全国的每一个学校都打了校长或者老师，没有一个校长是侥幸逃避的。”
香港《争鸣》杂志曾引用中共１９７８年和１９８４年的“内部调查”表明：文革中“两千一百四十四万余人受到审查、冲击；一亿两千五百余万人受到牵连、影响”，“四百二十余万人曾被关押、隔离审查；一百三十余万人曾被公安机关拘留、逮捕；一百七十二万八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十三万五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为死刑；在武斗中有二十三万七千余人死亡，七十三万余人伤残”，“七万一千两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了。
文革学者遇罗文说：“其中我曾经给他们讲过一个现在大伙儿都不知道的一件事。北京有一个叫吉祥剧院，这个吉祥剧院当时都是老红卫兵控制的，他们在里面干什么呢？专门把人打死。这么个地方，相当于屠宰场。打死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因为他是很保密的，进去的人活着的只有两个人我知道，一个是章乃器，他是因为毛泽东要接见他所以把他放了，另外一个就是我哥哥同事的弟弟，这个同事因为几代出身是工人，这种情况在北京是很少见的，因为北京过去不是工业城市嘛，他这人又很能说，所以就把他弟弟给救出来了，他回来跟我们说那里面简直恐怖极了，到那里面都把人都一个个活活打死。而且临死之前呢，还要往他们身上泼一些碱水，浓碱水，让垂死的人都会跳起来，心理衰竭就会死了。他们觉得这还不过瘾，他们纯粹拿杀人取乐，还不过瘾就拿父子两个人或者母子两个人都同时弄过去，先把儿子打死，让父亲或者母亲神经崩溃发疯了，他们看着很高兴，再把母亲打死。就用种种残暴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黑五类包括他们子女。我简单介绍一些就知道当时恐怖到什么程度了。而且很多村子都实行所谓的连根拔,就是把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子女活活打死，手段也非常残暴，我当初写过一个《大兴屠杀调查》，郊区大兴县怎么打死人的事儿，报纸上曾经见过，但我的调查更详细，去采访。那时候一个公社里面就打死了三百多人，老的是八十多岁，小的才出生二十一天。在这种背景下，就拿我来说，简直是度日如年，恐怖的不得了，都不知道第二天是活是死。在那种情况下， 可想而知那时候的人是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刘少奇惨死
刘少奇和邓小平一夜之间，从顶峰中跌落下来，成为全国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一位堂堂的中国国家主席，最后赤身裸体，惨死于河南开封。高皋、严加其所著《文革十年史》书中写出了刘少奇临终前的细节：
《文革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178页:“没有人帮他换洗衣服，没有人扶他上厕所大小便，以至把屎尿拉在衣服上。长期卧床，造成双下肢肌肉萎缩，枯瘦如柴，身上长满了褥疮。……并用绷带将刘少奇双腿紧紧绑在床上，不许松动。”
刘少奇临终前说过什么，中国官媒没有报道。根据夫人王光美的回忆录，刘少奇最后的话是：“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民众中广为流传着刘少奇受到批斗的时候，曾经手持中国宪法说，“我是国家主席，宪法保证公民的人身自由。”
刘少奇用宪法未能保住自己的性命的史实得到证实。中国共产党官方频道”中国共产党新闻“在《史海会眸》栏目介绍了刘少奇遗物中的历史珍藏。其中有一本1954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这本宪法是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这部宪法是刘少奇在抗议造反派的批斗和迫害、据理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时使用过的。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将它捐赠给了刘少奇纪念馆，属国家一级文物。
王光美本人在文革中被打成国民党特务。环球网历史频道介绍了王光美判美国特务并被判死刑的经过。
“王光美专案组”逼着杨承祚承认自己是“美国特务”，接着，再供认王光美是“美国特务”。1967年9月7日，“王光美专案组”给谢富治、江青的报告中写道：“遵示，我们加强了对王光美特务问题的审查工作，昨天对美特务杨承祚进行突击审讯。杨犯进一步交代了王光美与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情报关系。”
杨承祚是何许人也？原来王光美年轻时在辅仁大学读书，跟杨承祚妻子袁绍英的妹妹熟悉，去过杨家。袁绍英的弟弟袁绍文，在美国从事航天航空的研究。如果在今天，这是一个很普通的中国留学生的经历，然而在当年，海外关系，是一个令人闻之胆战心惊的污点。在美国从事军工领域研究的袁绍文，就可能是美国特务。杨承祚和妻子袁绍英，也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特务。王光美去杨家，就是去交换情报。
杨承祚后来不胜严刑拷打，惨死狱中。王光美则被专案组打成美国“大特务”。中共“九大”之后，林彪下令判处王光美死刑，要“立即执行”。判决书送到毛泽东那里，他批了“刀下留人”四个字，才算保住王光美一命！
五十年过去了，谁要为刘少奇的死负责？中国官史给出的答案，不是毛泽东，而是把责任推给了江青。
新华社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大型画册：“1967年7月18日，趁毛泽东离开北京之机，江青，康生，陈伯达擅自组织批斗刘少奇和王光美的大会。”（《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88，285页)
毛泽东为什么要离开北京？这是一个阳谋还是一个诡计？中共官方宣传部门为何煞费苦心地为毛泽东开脱责任？毛不在北京期间，他任命为文革第一副组长的夫人江青所干之事难道真的为官史所说是“趁机 ”私自而为？据称当时有二十五万红卫兵在中南海外红墙外聚集，冲进中南海，揪出刘、邓的口号震天动地，这样大规模的学生运动背后，难道不是毛泽东的推手吗？
据毛泽东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其所著英文著作《The Private Life of Chairman Mao》P489—491中说：1967年7月18日在中南海举行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斗争会”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叫李乘专机飞到杭州来见他，面陈在中南海的批斗会情景。那天的“斗争会”拍了纪录电影。那部记录电影从未公开放映过，当时摄制的目的显然只供最高领导人观看的。至于那天对刘少奇的暴力攻击，低头弯腰，殴打，都是当时所有“斗争会”的程序，已经在文革中普遍使用。也就是在那以后，刘少奇开始被单独监禁，直至死亡。
“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灭，谋臣忘。功盖天下者不赏，声名震主者身败。共产党的开国功臣，毛泽东的亲密战友，在文革几乎全军覆没。就连林彪和周恩来，最后也没有逃脱被整肃的命运。毛泽东靠五一六通知发动文革，最终搅乱全国，达到了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绝顶。
习仲勋的厄运
除了中国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外，中共现任总书记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也在文革中遭受迫害遭审查。习近平本人也被株连。习近平本人在文革中的坎坷经历以及家庭在文革中的不幸，曾经引发舆论在习近平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初期抱有幻想，期待他能够运用手中的权力彻底否定文革并抛弃毛左路线。
习近平家族早在文革前已经在中共权力斗争的绞肉机中惨遭碾压。据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报道，（《新京报》市政公号“政事儿”2015.10.3），习近平的父亲1962年因为涉及一本叫《刘志丹》的小说，被毛泽东定性为“利用小说反党” 。
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康生给毛泽东递了一个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康生写的这张纸条后，又发表了一篇后来流传很广的讲话：“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不论革命、反革命，都是如此”。
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决定成立专案委员会，由康生担纲，对习仲勋进行审查。将涉案的习仲勋、贾拓夫和刘景范打成“习贾刘”反党集团，习仲勋则成了这个反党集团挂帅和领军人物、一个大阴谋家和野心家。习仲勋受到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处分。
1963年，习仲勋被隔离审查，后先在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又被押到陕西富平老家和西安等地批斗，最后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文革中习近平一家遭受了更加变本加厉的迫害，直到1979年6月，中共为习仲勋案平反，习仲勋蒙冤受整长达16年。
习仲勋一人的厄运，也牵连到妻子与子女。“文革”中，习近平的母亲齐心因没有同习仲勋“划清界限”，在“五七”干校被审查7年之久。
习近平本人也是文革的受害者。习近平从10岁起，就成了黑帮子女。15岁时，还被关押在北京少年犯罪管教所黑帮子女学习班。“文革”中，习近平受过批，挨过饿，当过流浪儿，还被关押过。
1969年初，不满16岁的习近平自愿到陕北农村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插队。这里是陕北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习近平种地、拉煤、打坝、挑粪……。中国官方媒体曾经大肆渲染过习近平的这段青葱岁月，称习近平在农村“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过”，凸显这位“接地气”的新领导人与前党魁的不同之处。
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没有制衡的权力必然导致独裁和专制。从习近平对文革的评价上，可以看出他在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初期以及大权在握之后的心路历程。
2013年12月31日，官媒发表习近平5,000字长文，习近平就任中共总书记后，首次以“十年动乱”来形容文革。此前，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期间，也在公开场合谈到文革对传统文化的戕害。
文革五十周年
然而，今年是文革发动五十周年。一反中共逢五逢十纪念的惯例，习近平对给他本人和家族带来灾难的文革保持沉默，中共官媒和高层在文革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当天也是万马齐喑。直到次日5月17日凌晨，人民日报发表署名评论员文章，夜评文革，并提出对文革进行拗口的两个区分：把“文化大革命”时期同作为政治运动的“文化大革命”区分开来，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与实践同这10年的整个历史区分开来。这两个区分，被左派领军人物司马南解读为人民日报对文革评价有新意，即对“文化大革命时期”没有彻底否定，从而坚持了习近平所提出的中共历史 “前后30年不能相互否定”的观点。
文革学者宋永毅说：“文革最大的有两个罪，第一个是反人类罪，反人类罪就是反人性，我们刚才讲到的竟然发生了大规模的人吃人事件。第二个是反文明罪，所谓的反文明罪，就是他把中华民族的传统全部给毁掉了，这个文化毁掉了，造成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下降。”
文革学者宋永毅对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所谓文革时期和文革运动区分开来，把文革错误和十年历史区分开来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我觉得他这是种诡辩。当我们否定一个历史时期，当我们否定这个政治运动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这个时期中的所有人类活动都是错的。文革中的人当然也吃饭，文革中的人当然也呼吸空气，你能说文革中的人呼吸空气也错了？文革中的人吃饭也错了？那我们可不可以今天倒过来，不呼吸空气，不吃饭？所以他这个完全是一种诡辩，文革作为一个政治运动当然是错了，它对整个中华民族造成浩劫，并不等于文革间的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去否定，也并不等于说从文革中找出一些有道理的事情，文革就需要肯定啊，这都是很简单的逻辑学的错误，就像习近平讲的，我们不能用前三十年否定后三十年，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语言逻辑都是错的，初中学生都应该懂啊。”
北京之春总编胡平说：“那文革带来的灾难是非常全方位的。是共产党集权那一套的所有的弊病推演到极端，从政治上的控制，对内部残酷无情的清洗，对民间无孔不入的压制，是史无前例的文字狱、思想罪，然后经济上所谓的割资本主义尾巴，导致经济上长期的停滞不前。连共产党领导人自己都承认，文革之后，中国处于经济崩溃的边缘。还有文化传统的这种摧残，这是历史上没有先例的。然后，你像学校的停办长达十年之久，在一个国家的和平时期，却可以十年不办教育，大学都关门，这简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哪怕是当年的西方帝国主义者，乃至于日本人打到中国来，人家都没有去砸你的孔庙，破坏你们的文化传统，都还表示一种尊重。结果是毛泽东领导下的红卫兵自己跑去把中国文名最有象征性的，最有意义的孔庙给砸烂了。换在任何一个国家在今天都是不可想象的，是没法儿理解的事情。”
如今文革成为中共历史上一个无法抹去的污点，成为中共党史中“后三十年“所犯历史错误的一个欲盖弥彰的标志，成为中共宣传自己“光荣、伟大、正确”的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反证。中国历史学家宋永毅认为这是典型的阿Q心态：
宋永毅说：“什么叫阿Q心态呢？就是鲁迅的阿Q正传里面讲啊，说阿Q他头上有块疤，他自己呢意识到头上有块疤，他的手经常也摸摸这个疤的，但是阿Q旁边有个小弟，这个小弟也是不识相，心直口快，说阿Q你头上有块疤，阿Q呢就恼羞成怒对小弟一顿老拳，这个你想想看中共是不是意识到文革，他要对文革负责，他意识到了，他也做过追忆1981年，但是呢他自己说了以后呢他就希望你不要再说了，如果旁边有个小弟说阿Q你头上有块疤，那这个小弟只不过是讲了一个历史真相，他就要把人家往死里打，所以中共这个是个典型的阿Q心态。”
今年是“文革”发起五十周年，文革结束40周年。半个世纪过去了，十年文革的余音，仍在中国大陆大陆上空萦绕。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北京中山公园的红歌会、春晚的段子、样板戏（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的粉墨登场，官媒的文笔和调门，都在提醒世人，文革没有远去，青史并不成灰。
中国近代史研究学者章立凡指出：
中国近代史学者章立凡说：“首先，文革是一笔糊涂账。第一，最主要的责任人是谁？是不是挂在天安门或躺在天安门的那个人？他的历史责任是什么？他应该不应该对此负责？”
今天的80后90后00后青少年，不知文革为何物，不知这场所谓文化大革命曾给中国和中国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危害，说明官修历史教科书官方实行让青年有选择地遗忘历史，用官史洗脑青年的成功。
在北京街头的采访：
“这个话题太敏感了，我不敢说这个方面的事情。”
“我觉得在中国这个地方我不应该谈论这个问题。”
“政治方面的，我对那方面不怎么看。”
“文化大革命，一点点吧。高中的时候有学过一点历史。”
“90后可能不太了解吧，也顶多是从家长那里听说一些事情吧，也很少。”
余杰说：“比如说今天的年青一代，甚至是80后、90后的年轻人他们没有经历过，那如果说狭义的文革是1966年到1976年，所谓的十年浩劫，那他们都没有经历过。我73年出生， 三岁的时候不会有真正的记忆。但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虽然没有在那个时代生活过，但是文革的语言方式、思维方式深深的渗透到当代的各个领域里面，也基本没有记忆 。我们看中共近几年在做这种狂热的爱国主义、军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宣传洗脑，在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尽管年轻一代他们到美国到西方留学，但我们看到他们讨论很多问题的时候，比如台湾独立、西藏问题等等的时候，他们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心态马上就膨胀、爆发。他们在网络上辱骂跟他们意见不一样的人，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惊人地跟文革时的红卫兵雷同，其实我有这样的亲身经历，包括我到美国的大学去讲学，还有前段时间去台湾的大学去讲学，我就会遇到一些中国留学生来提问，挑衅，甚至来辱骂。比如说，我觉得台湾人民、西藏人民有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甚至是通过公投来独立，我觉得那是它们的选择，我自己可以完全接受。因为联合国的《人权宣言》中很明确的有公民自决的原则。当我在提出一些这样的观点，他们在国内从所未闻，他们都是受民族主义大一统，统一是最高价值，他们一听到这样的观点就非常愤怒，我想他们拥有权力的话会像当年的红卫兵，像红卫兵把老师打死一样来打我。当然，在美国在台湾他们没有这样的权力。但是我看到他们在推特、在脸书、甚至当面这种辱骂的方式跟红卫兵非常相似。我觉得要清除文革的这些毒素，还需要我们做非常大的努力，包括我们自己都是受到这种毒素的侵扰，我个人曾经写文章说要把这种毒素从我的身体里去掉，毒素有可能像进入血液和骨髓里面，所以我常用三国演义里面的典故，关羽中了毒箭以后刮骨疗伤，要把毒素从骨髓里剐出来。我想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这都是一个漫长和痛苦的过程。”
尽管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在评论中试图引导舆论，称：中国今天的格局中已根本不再有“文革”的位置。他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今天的年轻人已经进入计算机联网的时代，年轻人已经不需要“担忧算盘会不会涨价。”不过，正如中国叛逆摇滚歌手崔健所言：“只要天安门还挂着毛主席像——别以为你比我小20岁、30岁——我们就是一代人。”
流亡作家郑义说：“共产党现在不让提文革，大家观点差别很大。我认为是共产党是被文革吓坏了。为什么说他被文革吓坏了呢？就是在整个共产党几十年的历史中，不说他没掌权的时候，自从他掌权以后，从来就没有过人民敢于起来反抗他们。在文革中，虽然毛泽东号召民众造反是为了实现他的政治目的，解决他的权力危机问题。但是只要允许人民说话，给了他们最起码的人权，比如说，在文革中你可以讲演，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在一张大字报上贴出去，你可以有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几千个人，成立一个共产党管不着的组织，对国家的政治问题，你个人，你们的团体甚至都可以表达意见，这个东西是共产党最惧怕的东西。现在惧怕到什么程度呢？现在不是说允不允许成立民间组织的问题，这个问题已经不在讨论之列。他现在戒备到什么程度？就是不准聚众。他的那种对文革的恐惧，就是在文革中，人民一下子起来，借着毛泽东给的机会，几乎把共产党所有的官员几乎全部都打倒了。所谓的打倒就说不承认或者是反抗他们的权力。那件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是太深刻了，印象是太深刻了。所以他们绝对不允许讨论文革。你只要一讨论文革，你知道讨论文革，人民就会想起，文革除了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些违反人权破坏中国文明的那些滥杀地富反坏右阶级敌人之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借这个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是他们决不能允许的。”
清朝名人曾国藩曰：“大抵乱世之所以弥乱者，第一在黑白混淆；第二在君子愈让，小人愈妄。”近年御用的官媒写手们，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明目张胆地涂抹掩盖历史罪恶，竟然成了一件理直气壮的事。对于这类混淆黑白的妄人，史家尤须继承史德，秉笔直书，清算文革，坚持问责。
章立凡说：“从执政党来讲，这件事的责任，既是它的领袖的错误，也是执政党的错误。但是执政党至今对这段历史不敢正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最其次，还有直接责任人是哪些人。现在我们也知道，很多责任人依旧衣冠楚楚、人五人六地坐在那儿。所以他们也不愿意提起那段往事。”
历史学家章立凡认为，在国门开放、信息多元的大数据时代，造神运动注定成为历史的笑柄。尽管毛泽东的幽灵徘徊未去，所谓“文革”重来仍像是一场皇帝新衣般的闹剧，在保持警惕的同时，我们仍然相信文明和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