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学者
过去一周，中国国内先后发生的两件事正在提醒人们，在独裁统治下的中国，虽然一直以所谓“善治”的治理绩效作为合法性基础，但是其社会和政治的败坏来得更快、更糟糕，潜藏的社会动荡带来的代价更大、更直接。
2024年10月的最后几天，中国陷入了一个奇怪的紧张气氛中。这种紧张，超过每年6月初那个30多年前大屠杀的纪念日、也超过每年两个政治会议期间的戒备程度。京沪两地的大学教工都全员上岗，北京的街道、路面、和地铁站点密布警察，而上海的情形最为夸张，从乌鲁木齐路到巨鹿路，警察、辅警和便衣多到让人怀疑时光倒流到两年前的白纸革命。
2024年秋天的诺贝尔奖颁奖季着实令人兴奋。只是，对东亚地区而言，今年的诺贝尔奖还多了些特别的地缘政治意味。因为在通常的惊喜之外，人们从韩国作家韩江获奖看到的，不仅是韩江的文学成就和她的作品围绕韩国民主化进程产生的反思和文学性，还代表了东亚文学的一种可能，那就是韩国文化软实力的崛起及其折射的东亚格局的深刻变化。
9月的最后一周，北京再次以不可思议的激进方式改变了政策，央行降息降准并向中国股市和房地产大规模直接注入资金，还有在节后出台金融、福利等配套政策，期望重启公众的经济信心，阻止大衰退的到来。然而，当局的一切应对却表明仿佛面对着一场无形的革命。
1990年代末期朱镕基领衔国企改革时曾经公开放言，中国改革正在步入一个地雷阵，而他将义无反顾、抬棺前行。且不论他的激进改革在身后留下多少非议，他的豪言至少反映了中共其时庞大顽固、积重难返的旧体制是多么难以撼动。
7月初开始，中国政坛仿佛经历了一场气候变化带来的空前混乱。到8月底随着各地方政府“砸锅卖铁”的吆喝声，一场堪比66年前“大跃进”的“大跃退”正式拉开了序幕，也再次将中国的北戴河政治——这场混乱的根源充分暴露。
“人类失去联想，世界将会怎样？”这是中国著名电脑公司联想在1990年代初的广告语，打动无数人，和无数国际品牌一道将中国人带入了PC和互联网时代。与此同时，中国新一代公共知识分子也横空出世，塑造了从1992到2012年共20年中国公共领域的成长与繁荣。
在无法言说的失望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这几乎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民众此刻的心情，一如1968年后捷克人民的心境，普遍不满却难以诉说。理论上，这种情形被称作“后极权主义”，极权统治者的话语已经失去了鼓舞人心的动员能力，而人民也在反复折腾后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
七月中旬的北京，通常并无政治大事，那是每年的北戴河休假以及顺带的务虚会议日程，但今年夏天，从7月15日开始，中共三百余位中委和候补委员们在京西宾馆参加一场“二十大三中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