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黄榆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在无法言说的失望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了。这几乎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走向的民众此刻的心情，一如1968年后捷克人民的心境，普遍不满却难以诉说。理论上，这种情形被称作“后极权主义”，极权统治者的话语已经失去了鼓舞人心的动员能力，而人民也在反复折腾后意识到自己的一无所有。
事实上，这种后极权主义风格充满在大会的全过程。尤其在大会公告的文字中，人们读到的，不是信心，不是政策，也不是诚意，而是逃避。中共的统治精英们，在集体躺平的气氛中，不仅从现实中逃避，而且逃避了所有来自人民的期望。他们选择了小修小改、系统维护的方案，回避面对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
中共选择逃避人民的期望
任何熟悉中国政治和国际共运史的人，都能从三中全会的集体躺平气氛和了无新意的公告文字中意识到，中共统治集团正在退缩。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保持意识形态的稳固，似乎无惧内外压力和挑战，却仍然选择了逃避主义的路线。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也是中共在十九届二中全会和二十大上犯下历史性错误之后的无奈退缩。
因为，从2012年秋天的“915”运动至今，中国领导人以民族主义、拯救党、和修宪的号召先后发动了无数次小型极权主义运动，根本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景观：塑造了反日、反美、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运动，以从颜色革命和腐败集团中挽救党的名义废除了中共的集体领导制度，并且以修宪的方式实行了无限制领导任期，理论上颠覆了共和国。这是一条通往极权主义的道路，被二十世纪的残酷历史证明注定是失败的。
然而，一旦跨过卢比孔河，所有曾经的怀疑都变成了现实的不信任和担心，中共统治核心恍然发现面临着巨大压力和变局。尤其在二十大结束之后仅仅一个月，中国就爆发了全国范围的“白纸革命”，一夜之间穿透了“二十大”所确立的极权主义，也从社会觉醒和人民躺平的意义上开始了后极权主义的进程。这也是三中全会公告所言“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的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全会背景。
由此来看，三中全会不同寻常的延搁，不仅反映了中共对二十世纪极权主义失败的历史感的缺乏，也反映了中共面对后极权主义社会突如其来的踟蹰和彷徨，即现实感的缺乏。而过去半年，中共管理层所能补救的，为三中全会所做的所有调研、谘商和准备，都在为“二十大体制”的巩固做某种技术回调，在十二年以来的极权主义路线做暂时停顿，为经济大萧条的到来寻找对策。
否定改革等同于改革？
尽管如此，在这条越来越封闭、与国际社会越来越趋向对抗的道路上，在人民以为中共能够再次自我纠错的“三中全会”上，中共的统治集团仍然选择了逃避主义。在前两次否定路线就是否定权力的残酷历史教训面前，中共领导人不愿意面对任何哪怕轻微的批评和矫正，而反其道行之，将否定改革等同于改革，如同将战争等同和平、将极权主义等同全过程民主一般，做自封的“改革家”。
整个精英集团宁愿退缩到沙堆中，将所有的困难归结为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改革的艰巨性，选择了以不变应万变，选择了“既要也要又要”的自我否定框架、试图以“七个聚焦”也是中国国画式的多点聚焦的方式，直观地将过去十二年的极权主义化道路，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名义下可视化、包容化，丝毫不考虑其中各项政策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互相抵消的可能性。譬如在对市场经济的“管与放”、在“坚持意识形态责任制”与促进文化活跃与开放之间，公众看到了那些费力道出的坚持市场经济、鼓励民企、积极扩大内需等政策的无力和无意义，从而陷入失望。
更重要的，从大会公告内文的面面俱到实则互相冲突、且远不止聚焦经济政策而是大幅论述意识形态、安全、文化等全方位的体制建构，如此迂回繁冗，就能窥见其既坚持又妥协却逃避的决策心态。感官上，公告的主要篇幅只是重述“二十大”报告，都在颂圣一般强调中共领导人的“改革”功绩，继续坚持十二年以来错误的“供给侧”经济路线，相信这也是所谓“决定”的主体，不仅了无新意和创见，而且似乎都在为掩盖可怜的些微让步和政策调整做掩护。这是对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无视和逃避。
领导人健康谣言反应民众的不满
换言之，如同中国公众在“三中全会”前后从抱着些许期待到无限失望的情绪转化，全会前后、内外的封锁、封闭对全会政治意义的自我消解来看，在公众对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巨大期望和执政党的吝啬、收缩和退避的立场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中共高层似乎远远没有意识到，这种政治供给的短缺和相应分配政策的紧缩，才是当前中国社会的根本社会矛盾，也是中国经济陷入通缩、内需不足的政治根源，造成中国当下民众的普遍不满。
所以，不奇怪的是，在几天闭门会议期间，中国社交媒体和民间迅速流传了有关领导人健康的谣言，犹如1976年“四人帮”倒台前社会舆论的再现。而在现代中国历史上，每当这种政治不满的社会情绪大范围形成，就意味着政权合法性的突然丧失和政局不稳。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不过，对国际社会来说，更危险的还在于“三中全会”公告明确了“决定”只是作为2029年中共建政80周年之前也就是未来五年的执政纲领。这是相对中共以往重大历史决定而言相当罕见的短期规划，形同一个过渡，如列宁临终前的“新经济政策”，或者中共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的四年调整。
意味着，所有的调整或者让步，无论是技术性的措施还是政治性的承诺，无论党内外是否存在反对和批评，“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做的决定只是权宜的，必将屈从于五年后更为长远的政治目标。譬如，服务于衔接中国领导人的第三和第四任期，或者为“二十大报告”所载明的“统一台湾”的目标做转换性准备，某种以“时间换空间”的大战略。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或许能够理解“三中全会”决定的矛盾性，看到它宁愿用繁冗的政治口号遮掩微小的调整和让步，而不愿意通过修宪或者倡议立法保障改革开放来真正提振人民信心；然后理解“三中全会”的历史性，遇见它注定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决定，如同此前无数个“烂尾”的政治工程，只为未来的连续执政和更为宏大的地缘政治野心做准备。
这或许是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所有与会者都不愿正视而是逃避的真正危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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