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外界等待中共20届三中全会举行,但是10月没有开,11月依然没有开,12月肯定也不会开。一是11月的政治局会议没有预告要在12月开,而按惯例,全会召开政治局会议是要提前告知的;二是12月各种会议特别多,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等,如果举行三中全会,很多年度工作总结会议就得挪时间。
三中全会开与不开,当然取决习近平。很多人似乎有一个印象,习近几年对开会有点随心所欲,没有规律可言。该开的会不开,该在某个时间举行的会在另一时间举行,有没有这种现象?有。但是,把时间拉长点,会发现,习对各类会议的召开还是大体遵循他定的规矩。比如,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政治局会议每月举行一次,政治局常委会每周举行一次,习基本守规,有时因为有事,一年之内,会有一到两次政治局会议不会召开。习兼主任的深改委和财经委会议等,不清楚是否像前面这些会议一样,有规定一年中要召开多少次,但从过去10年看,每年的会议次数出入不大,只是会议的具体时间看似很随机性。人们之所以觉得习不按规开会,可能与此有关。
三中全会为一带一路、拜习会让路?
事实上,在中共几代领导人中,习比他的前任更重视规则、纪律,凡事都要讲规矩。当然,这个规矩是由他定的。但这是不是说,他只用这些规矩去约束别人,自己却不遵守?也不是。形式上,他是要表现出他遵守规矩的样子,不能让同事和下属认为他不守规。但习确也不想被自己定的规矩束缚了手脚,所以就要有一定的机动和灵活性。好比搭一个框架,习的活动不会越出框架,但在框架内怎么做,就随他的时间和心情而定。换言之,他会按规定一年或一月当中开几次会,但具体什么时候开,由他来决定。
这样看来,习也许认为今年2月已经举行了二中全会,没有违反党规,因此,如果没有时间,可以不开三中全会。在10月,中国有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11月又访美举行拜习会,并出席APEC领导人高峰会,前者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要彰显大国威仪;后者是今年全球最重要的领导人双边会谈,要彰显领袖地位,都是习非常看重的,其重要性超过三中全会,所以为了它们,全会就得让路。
这似乎可以解释三中全会为什么今年开不了。然而,无论时间太紧,还是已举行过一次中央全会,只是问题的一面。2013年2月,也举行过十八届二中全会,可在当年11月,还召开了三中全会。所以同样是习,如果以全会开过为由就不开三中全会,说服力不强。另外,10月和11月虽然时间紧,但假如习坚持要开三中全会,并非挤不出时间。故一定还有其他原因让习不愿开三中全会。
经济形势不佳,三中全会开不了?
这个原因就是当下的形势,具体说,是今年的经济表现远不如市场预期。尽管当局今年真的很拼经济,对民企外资、消费出口等,出台了许多政策去刺激,可起色不大,后劲乏力,于是市场希望三中全会能够就经济改革问题出台一个政治决议,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一样,以政治决议的形式,重新宣示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以提振市场信心。市场之对三中全会有所期待,跟这个有关。
简单温习一下中共全会的规则。每届党代会后,5年里一般要开六或七次中央全会,每次全会集中讨论一个主题,前两次讨论的是党和国家的人事及其相关的制度问题,最后一次讨论的是下次党代会的时间和相关事项,这三次全会的主题相对明确,中间几次则重点讨论当年或者一段时期比较突出的政治、经济、党建、法律等具体问题。而历届三中全会,主题基本圈定在经济,并且和改革有关。像十六届三中全会出台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今年的中国社会形势有点类似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只是人们比那时更悲观。2013年习上台刚一年,很多人对未来感觉迷茫,此前社会就有改革已死的说法,在会前更忧虑在习当政下,改革将死。官方虽透露三中全会要做出一个经济改革决定,但对决议会出台什么样的改革,人们并无信心。然而,在决议公布后,笼罩社会的悲观情绪一扫而空,人们开始振作起来,觉得改革第二春又回来了。当然,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十八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兴奋没持续多久,随着习的集权一步步加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所规划和部署的改革后来并未得到落实,也才酿成今天这种局面。但人总是活在希望当中,一个幻觉破灭后又生出另一幻觉。
三中全会必触及放权让利?习做不到
最近几年,包括体制内的一些重量级学者在内,市场呼吁当局能够重启改革拯救经济。这种声音在今年尤其多了起来。对经济界的呼声,当局似乎表现出某种呼应的姿态,在习这次去上海考察前,就有外媒透露他的一个任务是强调中国会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这增加了市场对今次三中全会的想象,希望能像十八届三中全会那样,再推出一份重磅经济改革的政治文件,提振士气。
然而,习很可能不这么考虑。不是他面对糟糕的经济形势,不想改革,而是根本就没法推进市场所期待的那种改革,因为要推进它,就须回到中国早期的改革样式。早期改革所以会起到那么大的功用,原因很多,但从政府的角度说,无非是做到了四个字——“放权让利”,政府(包括党)向社会放权让利,中央向地方放权让利,而习时代此前所有的做法恰恰相反,权力上收,利益上收,从民间再回流政府,最后集中在中央,在习手上。这是一个逆向过程,是当今一切问题的根源。要重启改革,必须打破这个逆向过程,再次放权让利。很显然,习做不到这一点,谁愿意让煮熟的鸭子飞走?尽管这样的改革对社会大多数人都有利,可对习和他的小集团不利,除非习有大格局大智慧,然而这么多年证明他没有,他的认识是,他现在这一套冠以“中国式现代化”之名的做法,如何如何对中国有利,如何如何能让中国强大。
故而,当下的经济局面最多能迫使习放松对经济的过度管制,在开放上做点文章,用官方的话说,做到制度和规则的对外开放。他在视察上海的讲话,虽然表示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要求上海和长三角率先形成更高层次改革开放新格局,也就仅此而已,根本没有借这次上海之行,宣示重启改革的政治含义。而这层意义上的改革开放,今年基本上都已经做了。从年初到现在,当局出台的经济政策和扶持措施已经够多的了,该松绑的都已松绑,该废除的也已废除,力度10年来最大,尤其在对外开放方面。再要进一步改革开放,必然触及制度层面,涉及权力,就如前面讲的,需要放权让利。但习无法做到这点。因此,即便三中全会作出经济改革决定,也不过只是在政治上重申改革而已,实际的政策和做法不会超出已经出台的。这样一来,反而会因改革力度没有突破而让市场失望,让人们的信心更加下坠。
可见,这次三中全会,对习就是个鸡肋,开不是,不开也不是。开,会提高市场期待,然而实际可能无法满足这种期待;不开,又生出谣言,让市场失望。权衡来权衡去,习最终可能觉得今年还是不开为好,把三中全会挪到明年举行。理由也现成,二月开过一次全会;10月和11月又太忙,排不开日期。到明年,会有新的焦点出来,就不一定要把全会的主题在定在经济,从而避开市场期待的重启改革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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