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江枫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过去的一周，北京格外热闹。“一带一路”峰会刚结束，中联部就主办了所谓全球智库大会，还有类似的中欧交流会议在各大学举行；加州州长纽森，从深圳到北京，也得到了空前高规格的接待，以政治明星的姿态与元首会面，几乎让本周的北京政治气氛达到了一个高潮。
京沪两地的外交官和观察家都知道，连带最近中国互联网和电视媒体反美宣传的暂停、以及王毅部长和一干大学生、官方智库代表团到访大洋彼岸，连姚明也作为所谓民间外交大使专赴美国，都是北京在为11月的美中峰会营造气氛。
美中缓和胜一切，经济问题抛脑后？
11月中旬在旧金山的APEC峰会，届时将进行美中领导人会议，这是去年巴厘岛峰会后的美中元首再次见面。对拜登总统来说，或许这次峰会并没有什么太特殊的地方。对目前忙于支援乌克兰、介入以色列和加沙地带冲突的美国来说，美中峰会只是面对面确认两国关系是否稳定在所谓“护栏”内的一次难得机会而已。
但对中国来说，意义却非同寻常，极其重大。也可以说，今年中国的整个外交重心就是旧金山美中首脑峰会，其他一切外交活动都为此作准备。因此，才有3月美中首脑通话后美国高官连续访华，才有中国在对俄援助的克制，尤其是在10月7日哈马斯攻击以色列后中国立场的不断调整等等。
甚至，通常在10月份召开的党的三中全会至今杳无信息，遥遥无期，越发证实了民间各种猜想：尽管中国经济问题极其严重，远非经济统计数字的复苏性增长数字能够掩盖。但是疫情结束的一年来，中国领导人完全无心经济，而是将元首外交置于首位，全心全意地试图缓和美中关系。
以至于，在中央内部至今无法形成完整的经济复苏方案，名义上负责经济的总理其存在感已经降到了1949年建政以来的最低点，按惯例讨论经济方向的三中全会自然只能无限期推迟，哪怕可能所有内部人士和市场主体都已经发觉经济恶化到了危险边缘。
也许，在旁人看来，这种单线程的次序主义治理方式简直难以理喻，却是过去数年中国完成个人威权转型的结果，在元首和官僚集团之间正在出现一个鸿沟，不仅是如普京一般陷入信息岛的问题，而是双方的互相怀疑随着秦刚和李尚福的落马而公开暴露。
中共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
事实上，在一个凡事都要经由元首签字认可的体制下，无论他多么勤政如皇帝崇祯或者雍正，庞大的书记处已经按照优先顺序筛选、屏蔽、隔绝了大量次序顺位较低的报告和会议。在有关美中关系、政治安全和军事问题之外的“普通”情资，非到地方性、小型、偶发性问题演变成全国性、大型、紧急问题，不会轻易到达元首处。也因此才有官方对民营经济、对美中关系的不断反复、才有“坚持动态清零”下一切了无生机、或者为了一个“政治安全”不顾经济、民生的绝对主义治理方式。
更重要的，所有这些危机，无论存于顶层、还是基层，他们还被元首政治的一种派生性政治所遮蔽，将中国的高层政治逐渐转变为一种介于暗室政治和舞台政治、又兼具两者的夜店政治。也就是说，北京越来越多的政治活动和资源被投入到为元首政务营造气氛的集体表演中，无论大小官僚都变身群演，如同夜店里的气氛组。北京政治变得越来越夜店化，为大金主捧场营造气氛的夜店逻辑已成为中国政治运行的主旋律。
例如，每当中国领导人到外地视察，当地欢迎“群众”无不是体制内干部扮演，甚至连当地干部也不值得信任，需要远调韶关干部到广州充当临时“群演”。类似故事已成套路，北京和地方官僚为营造人民领袖的气氛可谓煞费苦心，围绕元首的一切活动都变成了气氛组的组织动员。
哄抬领导人的表演政治
这种情形很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晚期苏联、或者齐奥塞斯库时期的罗马尼亚政治，意识形态超过一切，而意识形态政治则具体化为与领袖有关的政治气氛营造。不过，这种表演政治不独共产主义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吉尔兹1970年代在印尼巴厘岛，也就是去年美中峰会举行的地点，发现在欧洲殖民者到来前，岛上的贵族统治者就热爱一种“剧场政治”，表演代替了政治的主体，例如传统的部落协商、领袖权威、或者演讲承诺，甚至在最终被殖民者处决时仍不忘穿得如同戏装、高度仪式化地结束他们的统治。
理论上，这是一种另类的僭主政治，也就是那些使用不正当程序获得权力的君主们热衷的，气氛政治对他们而言可能是重要的心理补偿，也是统治欲的体现，十分契合当下的中国。在中国，这种气氛政治其实有着悠久传统，也就是所谓天下主义的朝贡政治传统，从隋到明，越是追求大一统和君权专制，统治者越热衷四方来朝、藩属进贡的场面。而今天，这一天下主义的儒家“国际观”变成了成型的“亲诚惠容”外交思想，虽然本身出自日本帝国主义时期的大东亚共荣，却被中国外交部继承且反向加诸日本，是今天中国气氛政治的指导思想。
最典型的，当历经三年多无厘头的“制裁”和摩擦、澳中关系被迫缓和之后，为了营造阿尔巴尼斯访美后访问中国的良好气氛，北京当局立即释放了拘押三年多的澳籍记者成蕾，以示宽大为怀。这样的外交内政作风正在主导美中关系的议程，也改变了中国政治现代性——改革开放的基本逻辑。
原本今年秋天例行的面向经济问题的“二十大三中全会”只能苦于气氛缺失而难以召开。等同于江山的人民，中国的消费者和企业家们，不情愿配合也无法配合表演、烘托气氛，很难像官僚阶级那样随时能够充当群演，为了党的大会挤出干瘪的账户、消费或者投资，连临近的“双11”购物狂欢也因此黯淡了许多。
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召开“三中全会”唯一的希望就在于美中峰会的顺利举行，为中国经济注入最后一针安慰剂。否则，对那些伟大的巴厘岛政治家、专业的气氛组-官僚们来说，谁能保证“三中全会”不会变成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让僭主政治现出原形呢？
但是，如果从气氛政治的角度来看，此次旧金山美中峰会是一次为气氛而气氛的外交行动也未可知。毕竟，2023年“三中全会”的召开，无论找到什么开会的理由，都将是冬天的故事了，距离下个月的旧金山峰会已经相当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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