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极权政权一般喜欢以“人民政权”自居，然而，人民在极权政权眼里，真实地位其实如“刍狗”，在抽象礼赞人民的同时，却对人民怕得要死，时时刻刻防范人民的不满，外界从北京当局这次对李克强丧事的处理中，再次看到了这点。
李克强是中共前二号人物，由于他的“平民总理”形象，以及多年来被习近平压制的状况，他的突然去世在中国民间引发了一股悼念潮，在其故居和曾经工作过的地方，大批民众自发前往，用鲜花表达哀思。北京当局虽然不敢阻拦民众鲜花悼念（因为没有说得出的正当理由），但在网上，对有关李克强的一切信息，几乎一律封杀，搞得好像李克强不是中共的前总理，而是党的政治反对派。当局之所以对群众悼念李克强非常紧张，原因说来也简单，嗅出了其中的“异味”，明白群众不过是借悼念李克强，来表达对当下政治的不满，矛头直指习近平，是对习过去10年的统治说“不”，故而，它要防范“别有用心”之人借此煽动群众闹事，唯恐悼念现场失控，出现另一场“四五运动”。
民众自发悼念，传递清晰政治含义
中国历史上的“四五运动”，今天在中共的叙事中，是作为一场正面的群众政治抗议而受赞扬的，然而在当时被中共定性为一起“反革命政治事件”。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北京的长安街“十里长街送总理”，但其时中国，已经来到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周的去世成了导火索，不久之后的清明节，全国各地民众涌向天安门广场，借悼念周来表达他们对四人帮和毛泽东的不满情绪，演变成一场实际是反对毛的大规模群众抗议活动，北京市最后出动民兵、公安和卫戍部队，以木棒暴力镇压了在广场进行悼念活动的群众。“四五运动”可以看作群众觉醒的一次集中爆发。文革十年暴露出毛的专制统治是多么的极端荒谬，但也让群众的反专制要民主和自由的意识萌发并觉醒，并在悼念周的活动上公开表达出来。这一事件虽然在当时以被当局镇压收场，却也让党内高层的反四人帮力量看到民心所向，和毛的极左做法非常不得人心，从而为后来的宫廷政变，逮捕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
李克强在一些方面像周恩来，两者都被民间舆论塑造为中共党内的清流。1976年周之死，民众像失去了魂似的，觉得大厦将倾，国将不国，没有方向，失去了未来，自发上长安街送行，清明节天安门悼念。今天李克强“英年早世”，民众除了惋惜，还寄予了更多同情，同情他在过去10年，一直被习压制，成为中共最憋屈和窝囊的总理。这点和周不一样，周虽然也被毛压制着，但毛离不开周撑危局，周的行政才干和在党内的势力让毛在防范他的同时又必须重用他。李基本被习撇在一边，好事没有，烂摊子则要他去收拾，但在收拾烂摊子时并不放权给他。
李克强的去世不像周，没有让民众觉得天会塌下来，然而，鉴于李的清廉和被作为党内改开和自由派的代表，他的死还是让普通民众特别是党内精英生出一种中共最后一丝自由之火已熄灭的悲情感，未来茫茫，陷入一个更加专制和黑暗的时期。这点和1976年颇有着相似之处：现实让人非常窒息，改变现状的愿望非常强烈，因此才会自发去纪念周和李，所要表达的政治含义可谓非常清楚。只不过对周的纪念是诗，对李的纪念是鲜花，在李的故居红星路，放眼都是鲜花的海洋——正是在此意义上，有评论把这次鲜花悼念称为“鲜花革命”，因为它让大众和统治者看清了民心向背。
当局警觉悼念活动的危险
尽管如此，两个时期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中央权力结构，四人帮虽然在当时掌握了很大的政治权力，但毕竟不是名义上的最高领导人，而且没有军队的支持；可今天，习不但是最高领导人，且手握各种专政工具，包括军队，所以要改变现状比1976年难得多。另一方面，北京当局亦警觉到了这场鲜花悼念的危险性——在对群众的政治表达上，专制政权的嗅觉向来是灵敏的，宁愿把危险信号夸大，也不放过可能的群众抗议的火星。就习而言，决不能让群众借对李克强的悼念，发展成一场针对他的哪怕是小规模的街头公然的抗议。如果这样，表明他的政权完全失去人民的信任，丧失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所以，“四五运动”的场景说什么都不能在这刻重现。
习近平的担忧是对的，如果对悼念不加以限制，任由李克强的信息在网上传播，很可能这种网上对现政权的怨气会变成街头的公开抗议。因为很多人认为李克强是被冤死的，当局难脱谋害嫌疑。网上封杀有关李克强的几乎一切信息，虽然不能阻止人们去悼念他，消除这种猜疑和怨气，但当局发出的威胁信号民众接收到了，即借悼念李克强而生事乃至公开在街头抗议，是不被允许的。
不过，当局虽高度在意李克强去世对党内外的影响，并千方百计阻止不利于当局的言论传播和发酵，特别是避免出现群众的街头抗议，然而，也是在李去世的这周，在上海街头，连接几天出现了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青年的盛装出游狂欢场面。表面上似乎和李的去世无关，甚至在当局看来，允许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还能释放他们对现实不满的某种怨气，有利而非不利当局维护当前秩序。但如果考察这场万圣节狂欢的内涵和它隐晦表达的政治意图，当局实际并非乐见。
万圣节狂欢凸显中国青年仍关心政治
此次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展现了中国青年的无穷创意，他们把西方的“鬼节”，过出了中国味道，在这个意义上，可看作是一次文化狂欢。然而实际上，它也是以幽默和狂欢的形式来宣泄一种情绪，一种对过去几年压抑的公共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情绪大宣泄。从流传的视频、图片和参与者的描述看，人们把这几年的热点事件和人物化为庆祝万圣节的元素，有些题材和人物，诸如穿着防护服的“大白”、飘绿的股市走势图、“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鲁迅等，针砭时弊的意味很浓，带有一定敏感性。除此外，甚至还出现了去年“白纸运动”的符号物——“白纸”。这就具有相当的政治敏感性了。现场参与狂欢的青年在那种氛围下未必能够感受到此中的政治意涵，但事后当局是一定能够觉察出的。
相对万圣节狂欢呈现的具体意象，或许它更大的意义在于，宣告中国青年没有忘记他们对公共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关怀和热爱。曾几何时，中国青年被看作物质的一代，对公共生活不关心，对政治不热心不参与，缺乏情怀和担当，但上海青年用他们的行动和创意打破了这种定见。如果说，去年的“白纸运动”也最先是由上海的年轻人起来抗议，那么这次万圣节，就以狂欢形式接续了“白纸运动”上海青年对现实政治的关怀，他们不再把政治视为与己无关的东西，对当局刻意塑造的政治生活和政治主题，以一种讽刺作出了表态。和民众自发用鲜花悼念李克强一样，这也是一种政治意识的觉醒。
值得一说的还有上海官方此次对上海青年的万圣节狂欢，表现出的容忍和克制，相信这和李克强的去世有关。上海官方大概不想强行取缔青年的化妆游行狂欢，因为这样很可能会让青年心中对当下生活的不满情绪无法通过狂欢得以释放，导致他们的情绪失控，从而在李去世这个节骨眼上带来麻烦。从这个角度看，上海青年抓住了李克强去世的机会达成了他们的狂欢目的，但这也提醒北京当局，不能让群众有集体表达不满的机会和场合。
民心已变，虽然习近平口口声声要以人民利益为重，把中共打扮成唯一代表人民的政党，但他的所作所为把自己推上了人民的对立面。习也喜欢说，要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然而，民众悼念李克强的“鲜花革命”和上海青年的万圣节游行，非常清楚地告诉习，他不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习想掌控一切，可他又感觉一切都在滑出他的掌控，危险随时而至，这就是习为什么害怕群众悼念李克强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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