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国家疾控局印发了《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公众佩戴口罩指引（2023年版）》，其中提到应佩戴口罩的几种情形或场景，这让公众忧虑当局是否会重启疫情三年的防控措施。此前，有民众在社交媒体呼吁，为保护孩童，重启核酸检测；而在广东、福建、四川、湖北以及陕西等省部分地区，健康码也再次上线，一些大型会议要求核酸检测。
今冬爆发的这波呼吸道疾病，来势很猛，但受感染者主要是未成年人特别是孩童，很大程度上这是中国放开疫情将近一年后进入冬天的滞后效应所致，世卫组织表示，每个国家都要经历这个阶段，中国所提供的疾病样本未发现新病毒或细菌导致的新发传染病。然而这还是难打消人们的担忧，万一病情失控，就像2020年新冠疫情初期那样，官方会不会恢复或变相恢复新冠疫情期间采取的诸如强制核酸检测乃至限制社交距离等手段，毕竟他们对当局没有信心。
当局在疫情三年对中国民众采取的无差别防疫管制，手段之严，世所罕见，几乎每个人对那三年都苦不堪言，承受了非常大的代价。尽管有些人理解或支持政府出于保护健康和生命祭出的这些手段，多数人是不想重温那个噩梦了，因此，他们对政府可能重启核酸检测和健康码等措施心有余悸，完全可以理解。
经济优先，防疫不能回到从前？
不过，以下几个因素，决定了当局不太可能全盘恢复核酸检测和出行使用健康码。
首先是中国经济复苏持续疲弱，对各地政府而言，恢复经济比防疫更优先；另外，地方财政吃紧，官方也难以再负担严格防疫的高成本。其次，公众对健康码的反感及其他过严防控措施的抵触，会触发他们对过去三年悲惨经历的记忆，很有可能导致新一轮“白纸运动”爆发。第三，对外开放的需要，中国目前不断加码对外开放力度，如外交部单方对欧洲五国实行免签，上海要建设全面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自贸试验区等，都预示着当局不可能在防控措施和手段上像过去三年那么严。
经济是根本。三年疫情对中国经济造成的重创有目共睹，在废除清零政策后，当局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出台的各项经济刺激政策力度不可谓不大，但经济依然没有明显起色，一个重要原因是所谓的疫情疤痕效应在继续拖累经济。如今，房地产的风险尚未出清，仍在发酵，地方债就像大山一样压着地方政府，金融风险也随时可能发生。可以说，经济衰退已严重影响政府的财政和公共支付，民众的就业和收入，不能等闲视之。在此情况下，若因新一波肺炎的流行再采取三年疫情期间的严控举措，势必会使脆弱的经济一落千丈，彻底没救。考虑到这种暗淡的经济前景，当局在评估任何严厉防疫手段时，都会慎之又慎。这还不论地方没有多余财力支付防控费用。
难过民意关，白纸运动可能再起？
除经济外，也难过民意关，有可能激发民变。不错，会有部分人支持政府采取严厉措施来保护健康和安全，但相信绝大多数民众会反对。一项公共政策不可能做到取悦所有人，必须有所取舍，当多数人都反对政府的某项政策，即便当局真的出于保护民众的健康和生命，也必须考虑这样做的社会后果。有了疫情三年的惨痛教训，大多数人是不能再过那种生活了，心理绝对不能接受政府对出行的限制。故而，当局就得面对一个大众反对的局面，一个政策实施的“合法性之问”：人们会说，世界多数国家在疫情期间并未像中国这样严控人民，但是它们都比中国更早走出疫情，尽管付出的死亡代价很高，然而，中国最后一个放开疫情管控，同样、甚至死亡的更多，当局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对当局而言，害怕的不只是民众的心理抵触，更是群众特别是年轻人的抵制和可能的反抗行动。别忘了去年的“白纸运动”。“白纸运动”所以能够平和落幕，没有激起社会的进一步响应，原因在于当局适时放弃了清零。如果当局拖到今年两会后再弃清零，“白纸运动”恐怕就不是那个规模，会在全国辐射开来，并向其他年龄段蔓延。当局不能不考虑这点，任何过于严厉的防控，都会刺激大众不满，在当下火药桶般的社会，这样做就是故意挑衅人们的心里耐受力，大概率会激起比“白纸运动”规模更大的社会反抗。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即使当局能够镇压下去，它再要修复和群众的关系，将难上加难。
上述两个原因，加上经济的对外开放、吸引更多外资进来，以及和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民间和人文的交流需要——今年以来，中国学者一直在呼吁要对西方单方实行开放以破除美国的围堵和遏制，外交部对法德等欧洲五国实行来华免签是第一步，下一步准备对更多西方国家推行这一做法，很显然，如果当局重新恢复过去的防控措施，是和该政策以及引进更多外资的目的相冲突的，故可讲，即使这波肺炎发展成一场疫情，当局像过去三年一样严防死守，包括重启全面核酸检测的可能性，亦非常低，除非现政权想选择自杀。
习政权残存一点“学习”能力？
在此有必要说到一个“学习”的问题。美国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10年前在论及中共的统治时，曾提出一个调适概念，指中共具有调适能力，通俗地讲，就是学习能力。尽管中共的学习能力在慢慢减退，尤其习近平上台后，这种调适、学习的能力退化的很快，然而，它并没有完全消退，在环境于己不利时，也不是完全的僵化，还是会跟着环境改变，这种改变不只是一种本能的、被动的适应，也有某种主观的对过去错误的修正。比如习近平就抓住拜登政府发出的缓和两国冲突的信号，在国际上营造一种不想和美国为敌，两国关系止跌企稳的氛围，取得了部分效果。今年当局对经济的政策转向力度之大，又是另一事例。这种主观求变，不管是习自己的想法，还是他的外交和经济智囊建议的，可以把它看成某种基于错误经验和教训的学习能力，说明现政权并未僵化到一点都不愿改变的地步。
指出这点很重要，提醒人们，不能简单化、线型化看待习和他的政权。中共常说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对于习政权，也用得着这句话：战略上藐视它，因为这是一个日薄西山的政权，要有战胜它的必胜信念；战术上不能轻视它，因为还要看到它有很大力量，不是说一推就倒的。在反对中共的事业上，尤其和它竞争群众的支持上，要有打持久战的思想和心理准备。
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角度看，过去三年都称得上是中国改革以来最坏的状态，对任何人，包括统治集团，都是不利的，未来很难再进一步坏下去。有种看法认为，中国人经历了文革，以后就不可能再来一次文革，因为获得了免疫力，统治者知道这是不得人心，自寻绝路的；按照这个看法，三年疫情，同样让中国人获得了免疫力，以后再来一场疫情，就像前面分析的，也不可能再回到那种状态，因为再坏下去就会有政权倾覆的危险。
回到本文主题，从当局目前对肺炎的应对和舆论导向，尚未明显见到要在全国大面积推行核酸检测和健康码的意图，但正如国家疾控局的佩戴口罩指引所示，为保障老幼弱的健康，当局会加强对医院、老人院、学校和大型活动等特定场所及场景的管控。这大概是它对待这次呼吸道传染病所能采取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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