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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8:01 2024年12月24日 星期二

中国媒体为何没有坏故事?


资料照:上海街头的一个巨幅宣传牌。(2023年4月10日)
资料照:上海街头的一个巨幅宣传牌。(2023年4月10日)

为庆祝记者节,中国举办第十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中国官媒央视并为其举办晚会,邀请2023年的“好记者”们上台讲述关于中国兴建高铁、脱贫攻坚、促成伊朗与沙特建交等“好故事”。

分析人士说,中国官方的“好故事”是指报道一些替共产党“脸上贴金”的事,但实际上不论是在国际社会还是国内老百姓心中,中共的声誉都是越来越负面。

刚过不久的11月8日是中国记者节,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广电总局、中国记者协会共同举办了“好记者讲好故事”的全国性活动。根据活动介绍,这是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国各地也为记者节举行了各式各样的座谈会、分享会、献花或颁奖。中国记协网刊登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比如天津新闻界的演讲决赛称其“在现场满怀激情地讲述了他们在基层一线、新闻现场亲历亲见的感人故事。”记者节甚至引起全国关注,关于“今天记者节”的话题还一度登上新浪微博的热搜榜。

对于何谓所謂的“好故事”,央视或许提供了范例。央视晚会上,记者所讲述的“好故事”包括采访大型基础建设、农村技术改革、体育赛事、中国的国际贡献等,他们说要“拥抱伟大的新时代”、“让党旗更鲜艳”、“让世界看见亮眼的中国色彩”。

维护统治正当性

分析人士说,媒体宣传一向是中国政府维护统治正当性的重要工具。对内宣传是为了使民众接收政府所欲传达的正面讯息,从而团结民心;对外宣传则是为了改善并塑造中国正面形象;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巩固共产党统治,以进行全球统战。

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副教授蒙志成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对于“好故事”的定义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界定。首先,他说:“这则故事是在报道有助于他们维护政权的合法性,那就是他定义的好故事。”

蒙志成表示,由于中国不是民主政体,无法透过定期选举来证明其执政正当性,所以他们只能透过不断地强调“治理”来跟“政权”做连结,也就是采取“我们做得越来越好,我们做得比昨天好”、“即使现在虽然有点落后,但我们仍然已经在掌握当中”的这种论调,是第一个明确的原则。

掌握民族主义

他说,“好故事”的第二个层面,就是要充分掌握中国的民族主义。中国要树立大国形象,参与重要的国际场合,要洗去百年屈辱,让中国人民觉得在西方世界面前也不会自卑,也有say no(说不)的权利,这需要好故事来支撑,有时也会诉诸历史悲情,目的就是要凝聚人民向心力,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他说,第三个层面是要不断地去彰显“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体制优越性,宣扬其不管在效率、解决问题,甚至疫情管控等各方面,都比西方民主体制更具有优势。中共除了希望能借此获得国内人民的支持,也希望经济发展比较落后的国家也能效法中共的体制。

蒙志成说:“所以说3个层次下来,他就去定义了,凡是违反这3项大原则的,就不是好故事,而在这3个原则上面推动方向明确的,就定义为好故事。”

在央视晚会上,台上的记者们讲述:“一名新时代的好记者,是要对违背主流价值的现象,敢于发声,善于发声,真诚面对观众,用事实说话,讲好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无法反映真实

但实际上,中国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仅1000元人民币”的惨况,要不是被前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脱口而出,中国媒体本身是不可能报道的。又如今年3月间,有油管频道的博主随机采访了一名成都78岁的老人,意外揭露了老人每个月的农保仅107元人民币,这跟中国官媒最近唱和的“四川养老服务有力度有温度”大异其趣。该视频在播出不久后,账号即被封禁。这就如同中国的青年失业率降到低谷后,中国政府选择关起门来不再公布一样,从中国官媒上看到的,往往都是中国正面、积极,好的一面,却不一定能反映真实情况。

研究中国媒体发展与政治语言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报道也提到,就像中国放缓的经济和党国高层的大清洗这类重大事件,在中国媒体上遍寻不着;前中国国防部长李尚福和前外交部长秦刚在失踪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至今外界无人知晓。当谈到像今年夏天杜苏芮台风过后引发的洪水灾情时,中国故事讲述的是当局如何奇迹般的拯救生命,而不是官方为了力保习近平提倡的雄安新区而将河流改道,以致洪水流进了人们的家中。

该报道说:“‘好故事’是那些尽可能最好地展现中国统治者的故事。正如贵州一位获奖记者所说,她将农村篮球的故事视为对习近平脱贫攻坚的庆祝,好故事就是‘幸福故事’。”

听从党意

中国媒体工作者小乔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在中国,所谓好记者就是听共产党的话,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报道歌颂党的方针政策;好故事就是讲述为共产党脸上贴金的事。他说,这也是编辑部和领导的要求,因为中国记者的报道题目是主任安排的,如果自己提出题目也要获得领导同意才能去做,总之要符合市委宣传部的要求。

他还说,如果要报道突发事件,也要由宣传部门同意安排,市委宣传部长期有派人在新闻机构、报社担任要职,出席编委会议,所有故事的报道方向,哪怕是用字遣词,都要经过他们同意。长期下来,记者们都已经习惯官方的报道模式和思维方式,一般不会犯政治错误,有的同事坚持独立报道原则,“但这些人很难在报社立足”。

现在在香港浸会大学任教的资深媒体人和时事评论员王向伟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2013年8月,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任初始,就在一个宣传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2021年6月更提出了要“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中共为此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在做宣传,但实际情况是过去10年的效果非常糟糕,中国的国际形象并没有获得大的改善。尤其随着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地缘政治的竞争加剧,意识形态的碰撞日趋激烈,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特别是西方世界的政商界以及国内老百姓的心中,声誉变得越来越负面。

声誉负面

他表示,“讲好中国故事”对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的经济发展走在世界前列,但是中国的传播能力和手段确实“不入流”,原因错综复杂,主要是因为中共的决策不透明;中共的宣传系统“官本位” 为主;强调“媒体姓党”,宣传第一;这跟西方社会对于媒体的职责是在监督和批判政客与政府言行,大不相同。

王向伟说,中国过去几年的“战狼外交”看似扬眉吐气,士气高昂,但实际上效果非常差。中共咄咄逼人的语调只会加深大家对中国的误解和反感,这也凸显了中共的宣传并没有很好地考虑与掌握到他们所欲影响的受众的心理。

他并表示,在当今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当道的时代,中共不仅通过官方媒体进行政治宣传,引领讲好中国故事,还利用非官方管道在网上发布选择性的讯息,打压不同观点。举例来说,中国网信办最近又展开新一轮整治“网络戾气”的专项行动,意在“从严打击恶意攻击、谩骂、挑起群体对立、宣泄极端情绪等突出问题”,但大家都知道,这主要是在打击那些谩骂中国政府和对政策不满的帐号或群体,整治的是不符合中共主流价值观的网民。

分析人士说,符合中共立场的内容就可以被默许,好比以哈战争以来的反犹言论得以在中国网上到处散布;但不顺应中共立场的言论就会被消失,比如最早对外发出新冠疫情警讯的医师李文亮,其相关词组就被屏蔽;更多的是在疫情期间发出了跟当局清零相左的意见的帖子或文章,“被消失”的不计其数。

内容是灵魂

尽管中共出台各种制度加强控管言论,但据中国收视调查公司CSM全国网数据显示,8月份央视新闻联播的平均收视率仅为2.3%,创下历史新低。除了年轻人更喜欢在互联网上自由选择他们感兴趣的新闻内容之外,也有不少网友认为官媒报道的内容跟实际生活不符,新闻联播总是呈现一片形势大好,各种经济和就业数据非常漂亮,然而现实是就业难、收入低、医疗费用高、教育费用越来越高,让人感到不满,也让人对新闻的真实性和公正性产生怀疑。网友说:“人们不喜欢看这种与自己生活经验不一致的新闻。”

有发自上海的评论说,新闻的灵魂是“内容”,如果仅仅做个传声筒,想看到的看不到,想听的听不见,想表达的表达不出来,凭什么浪费时间去读去看。先前有针对新闻工作者的调查显示,40%的受访者达到抑郁症指标,93%的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抑郁症状。这名人士说,如果能够忠于职业精神进行自由表达,还会有如此高的抑郁比例吗?他的结论是:“折腾半天才发现,原来我们只缺一样东西,那就是‘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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