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3日，中共二十届一中全会结束，中共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与中外媒体见面。英国《经济学人》杂志（The Economist）北京分社社长任大伟（David Rennie）是为数不多获准进入中国人民大会堂报道二十大的西方记者之一。任大伟告诉美国之音，这是他与他的西方同行报道20大期间最关注的时刻。在谈及报道过程中的见闻，他说，最令他吃惊的是随处可见对习近平的大量阿谀奉承。任大伟说，这与他1990年代被派驻到北京做报道时大相径庭。他说，与其说参加20大的中共代表们很重要，不如说他们更像“临时演员”。而新冠疫情爆发差不多三年来，中国基本上已经是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国家。
最关注的时刻，猜测谁是继任者
任大伟星期四（10月20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说，在报道中共党代会时，西方记者关注就是新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一中全会）后新一届领导人集体亮相的出场顺序，因为那一刻真正展示了中共高层几个月，甚至几年以来的权力布局和角斗的结果。
“新的政治局常委将跟随他（习近平）上台，应该有六到七个人。当然，这个数字有时也会发生变化。每个人都会关注谁会跟在他后面出台。如果他们按照级别和资历排序，我们希望看到它（中共）是否选择了继任者。常委们上台后，你可以看到，谁排得足够靠前，谁又足够资深，可能在五年内成为继任者？谁在五年内即不算太老，也不算太年轻，能接替领导？”
任大伟解释说，15年前，外界之所以确定习近平将成为中国下一个十年的领导人是因为习近平紧跟着当时的领导人胡锦涛之后出场，排在他的主要政治对手李克强之前。习在李之前出来就告诉大家，习近平将成为总书记，而李克强会是二把手，出任总理。
任大伟感叹，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用这样的方式来让外界猜测中共内部的权利更替很奇怪。
他说：“这是一种仪式，有点像新教皇的选举，也有点像一种帝国的仪式，但对于一个像中国这样强大、重要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非常奇怪的方式来告诉世界它是如何选择新领导人的。”
任大伟说，采访20大这样的事件对外国记者的另一个的挑战是在充满共产党意识形态的术语中读懂大会的报告，并试图找出与以前的细微不同。
任大伟还补充说，如果看不到明显的继承人，就有理由相信习近平可能不只是获得第三个任期，而是另一个十年或是终身制。
10月23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已经悉数亮相，其中习近平69岁，李强63岁，赵乐际65岁、王沪宁67岁，蔡奇66岁，丁薛祥60岁，李希66岁。紧跟习近平出场的是李强，唯一符合接班人年龄的人是丁薛祥，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认为丁薛祥会是接班人。新常委全是习近平的铁杆拥护者。
另外，据官方发布的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前总书记胡锦涛最中意的“接班人”，二十大前热议的总理人选胡春华并没有入列，只是二十届中央委员。外界评论，胡春华的出局显示胡锦涛所属的“团派”力量全军覆没。
对习近平的阿谀奉承随处可见
任大伟说，报道二十大期间，最令他吃惊的是对习近平的奉承和阿谀随处可见。
他说：“本届党代会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对习近平的大量奉承。在每一个层面，每一次与中国官员的会面，无论你是去参加一个讨论外交工作和外交政策的新闻发布会，还是你去参加一个关于经济政策的新闻发布会。党代会开幕的当天也是，我们几个人获准向那两千三百名代表中的一些人提问。这些代表是他们（中方的会议组织者）精心挑选的，为了在电视上好看，所以我们看到有穿着制服的宇航员，有穿着传统服装的少数民族代表，各种各样可以出现在电视上的人物。 他们在回答中国记者提问时的回应常常是对习近平的赞美，达到了一种非同寻常的程度。”
任大伟提到一位来自自浙江农村的村党支书记。他说，她谈到习近平去她所在的村子访问，以及他的各种让农村更加繁荣的工作。她告诉中国记者，甚至在习近平访问他们的村子之前，村民每天都会收看新闻联播，希望听到习总书记的声音，希望看到习总书记，因为觉得总书记是他们的家人。
任大伟说，现在的情况与1990年代后期他第一次被派驻到中国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他说：“那时候，没有人以这种非常个人化的方式奉承当时的党的领导人江泽民，或者当时的总理朱镕基。我想，90年代后期，距离毛泽东去世大约也就25年左右。我想，人们对这样的奉承感到非常焦虑，因为听起来有点太毛主义了。我们已经有了教训，用那样的方式管理中国并不好。”
他说，他相信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年长的中国人对随处可见对习近平的奉承和阿谀应该会感到焦虑。
看似重要的党代表们更像“临时演员”
任大伟说，他和他的同行们被安排在会场的后面，在军乐队的后面观看了开幕式。但是，对他来说，开幕式的整个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几乎就像在某种加冕典礼上的外国客人一样。你很清楚自己置身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中，而中国参与者也明白他们在扮演着一个非常戏剧化的角色。”
他说，人民大会堂很庄严，与会的2000多名代表们看起来也很重要，因为他们代表了9600万党员，但是，在他看来这些代表们就像临时演员。
“这些代表也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们很强大。所有重大决定都是在人们，特别是我这样的外国人，一无所知的闭门会议中提前做出。他们也是这个巨大的共产主义权力剧场的，这种巨大的仪式中的临时演员。而我们这些在人民大会堂后面的外国记者，我们连临时演员都不是。我们就像那种被派来观看（仪式）的外国特使。我们坐在人民解放军军乐队后面。有些人会带双筒望远镜，因为离舞台太远了。”
不敢接受中国同行的采访
任大伟是少数几个获准到人民大会堂报道20大的西方记者。由于美中关系的恶化，只有少量美国记者，包括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和彭博新闻社（Bloomberg）的记者获准进入人民大会堂。美国几家著名的媒体机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记者都没有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美国之音驻华记者至今也没有拿到去中国的签证。
任大伟告诉美国之音，人民大会堂内大约有100多名外国记者，但是大部分都是非民主国家的记者，“中国的朋友”。他认为，大部分西方国家记者没有获得邀请可能是因为西方记者希望以更平衡的方式报道中国，而这不是中共喜欢的方式。
尽管这样，任大伟说，为数不多的西方记者在20大的报道现场也成了中国媒体追逐的对象。任大伟说，他明白，中国媒体希望借助西方媒体的权威来展示中国有多么重要。但是，他非常小心地拒绝了他们的采访要求，因为他知道中国媒体不会展示他们所有的观点。
任大伟说，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自然关注中国执政党的二十大，但是西方人同时也非常不满或担心习近平过于集中权力。他说，过去十年，习近平系统地摧毁了中共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出台的权力限制措施，重塑了强人政治。他的第三任期明显违反了这样的规定，而他最近一两年的措施要导致了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任大伟说，他会试图给出这样的一个“公正且平衡的”观点，但是这样的回答是不会完整地出现在中国的官媒和党媒上的。
他说：“我们都知道，如果你给那个观点比较平衡的访问，他们只会使用你所说的10%。他们唯一会用的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经济学人》也这么说。仅此而已。所有这些经验告诉我们，永远不要接受中国官方媒体的采访，因为在报道中保持平衡和公平并不是他们的工作。习近平本人几年前在访问中国央视的时候就说过，他说在中国，媒体的工作是解释共产党政策的正确性。党媒姓党。”
10月22日，中国中央电视台“央视新闻”就有这样一则题为“未来可期，报道二十大的外媒记者这样寄语中国”的新闻。新闻中，中国记者采访了来自巴基斯坦、古巴、巴西、阿尔及利亚以及约旦的记者。在央视的镜头和报道中，他们都说着对中国的赞誉。
二十大前夕，任大伟和他的同事们推出了众多关于中国和习近平的全面和比较平衡的报道。比如，在一个题为《太子》（the Prince）的八节播客（Podcast）中，任大伟和他的同事们通过对前中共官员、曾经近距离接触习近平的人以及异议人士等多位受访者的访问，追溯了习近平的少年和青年经历，并揭示他成长为“中共最有权势的人”的过程，向外界展示一个与中共官媒中“不同的习近平”。
任大伟说：“关于他们童年的宣传故事也经过了修饰和再修饰，以适应党的叙述方式。他是一个神秘的人物，同时也是一个非常知名的人物”。
从中共官员那里得不到“令人兴奋”的答案
任大伟不仅获准参加了10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的开幕式，而且还成了开幕式前“党代表通道”时间唯一获准提问的西方记者。他特别强调，他并不是临时发问的，而是事先按照要求将问题提交给了主办方审查。
他说：“我们被告知在党代会开幕式之前可能有机会采访其中一些代表，但我们没有被告知代表是谁或他们有哪些特长。他们说，你要先提交问题。对于新闻机构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当艰难的决定。有一些新闻机构根本拒绝提交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这只是试图控制我们。不过，我们决定，我决定还是提交了问题，不过，我在《经济学人》的文章中写清楚了这件事。我们提交了一个问题，这是经过他们筛选的。我试图对我们必须提前提交问题这件事保持透明。”
任大伟说，他最后决定问一个比较不那么针对性的问题--“你认为历史将如何记住今年的二十大？”他说，他记得来自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位副校长回答了他的问题，但是答案“很长，也不是非常有趣。”
在新华社10月16日题为“数说二十大：掌声，为盛会而起”的报道中，中国媒体是这样报道任大伟的提问的。“‘您认为历史会怎么样记住今年的二十大？’在16日的‘党代表通道’上，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京记者向二十大代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校（院）长谢春涛提问。谢春涛说：‘党的二十大，一定会对中国未来发展起着重要引领、推动作用，一定能够使中国式现代化更稳、更快、更好地推进，一定会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任大伟说，对西方驻华记者来说，在中国采访共产党官员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他们的回答不会让你觉得新颖或是兴奋，有时为因此感到沮丧。
“你经常会采访到中国官员，如果你看过《人民日报》，官方政策的报纸。如果你看过，那么你会发现，你采访的官员正对你读着与《人民日报》完全相同的用词，他是看着一张纸条读的。在他们的系统里，他们并不需要赢得选票，所以他们也不需要说出令人兴奋的话。他们的工作是正确传达党的路线，否则他们会遇到麻烦。”
与中国人讨论敏感的政治问题很难
任大伟说，他当了很多年记者，去过很多国家。他发现和中国人讨论政治很难。作为一个外国记者，他甚至觉得问陌生的中国人敏感的政治问题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他说：“与中国人谈论政治是很困难。你去找一个陌生的中国人，问他们对习近平的看法，这很难。作为一名外国记者，去问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对习近平的看法，而且他们的看法可能被别人听到，这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因为后果是相当严重。你知道我在中国旅行时，通常会被中国警察或国安人员跟踪。所以，你必须对你的提问倍加小心。”
不过，任大伟说，虽然不能直接问中国人“他们爱不爱（中共）党，爱不爱习近平？”但是，他还是通过问别的问题了解到中国人对现任政府是否满意。他说，驻外多年的经历告诉他，有两个问题在任何国家的民众都很重要，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中国这样的国家。那就是，第一，你觉得这个国家的发展方向是正确的吗？ 第二，你认为你的孩子会比你活得更好吗？
任大伟说，他在为《经济学人》杂志撰写专栏“茶馆”第100期的时候曾经到过四川的一个很老的茶馆，与当地的老年人交谈。他发现，对那两个问题的回答，老人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但是也透出了很多压力。
“他们中的一些人告诉我，当然，我们的孩子，我的孙子，比我们年轻的时候过得好多了。但是，他们同时也告诉你，他们面临很多的压力。比如，我们不得不借钱来请家教，这样他们才能取得好成绩，考上一所好大学。如果孙子要结婚，我们不得不借钱给他们买房子，因为如果他们没有房子，就没有女孩嫁给他。我们还得出钱办婚礼，给女孩家嫁妆，这样他们才能结婚。所以压力很大。”
在西方，很多人相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稳稳地把握着权力是因为中共和中国人民之间存在着默契的“经济契约”，那就是，共产党将控制一切政治权力，而普通中国人会在物质上生活的更好。
几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确实让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但是，分析人士担心，习近平的一系列政策正在将中国和中国人累计的财富挥霍掉。
二十大前，习近平的系列政策，包括新冠疫情的“清零”政策，对私营企业的打压，已经给中国经济造成了很多的问题。目前中国面临经济发展放缓、失业率攀升，特别是年轻人的失业率等多重“逆风”。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人财富和中国经济底气的房地产业发展低靡。任大伟说，如果中国有反对党以及自由媒体的存在，他相信习近平的这些政策都会遭到指责。
虽然如此，不少富有的中国人用脚作出了选择，“润”出中国，前往美国和新加坡等国。
习近平不会注重与中国人的经济契约
任大伟认为，习近平不再注重这样的一种契约。
“对过去一两年报道中国的人来说，习近平是不会这样看待这个‘契约’，习近平非常关注国家安全威胁，以美国为首的外国敌对势力，以及美国试图压制中国的概念。因此，中国需要为自己在国内开发技术做更多的事情，这样它就不会依赖外国技术，中国需要增加国内经济循环，这样就不会因为像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贸易制裁而受到伤害。这损害了经济增长，事实证明，如果你让习近平在政治控制和国家安全以及经济增长和让公司变得更大更富之间做出选择，他会选择控制，党的控制。”
习近平在各种场合的讲话已经证明了这点。任大伟说，很明显习近平是“愿意损失一些经济增长、活力、繁荣和财富”来换取对“稳定”和中共的统治。
任大伟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众之间的经济契约失败后，民族主义将是习近平重要的一张牌。任大伟说，民族主义显然是新社会契约一部分，而且这已经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了。
“我们经常会看到，不仅在官方媒体，在领导人的讲话中，甚至在学校。孩子们在很小的时候，在幼儿园里，两三岁的孩子穿着小小的军装聆听关于红军、关于长征以及被教授着日本人如何侵略中国的这些小故事。在小学，你会看到孩子们被带到纪念馆了解日本人在1930和1940 年代占领中国时犯下的暴行。当然，暴行的确存在，中国也确实遭到入侵。但是在中国，他们（中共）要让人们牢记的讯息是在中国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前，中国无法保护自己，它很弱，它遭受了一个世纪的屈辱。现在，官方媒体，在领导人的讲话，在学校教育中，传达的信息是，中国再次变得强大，正在成为一个大国，就像它在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但是，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这样的国家不愿意看到中国崛起，因为他们太种族主义和太自私，不允许一个非西方的国家变得像他们那样强大。”
任大伟说， 现在中国反美的情绪非常强烈，与自己25年前在中国的时候非常不一样。他说，他的美国同行在中国采访时已经有点难找到采访对象。“因为人家会说，你是美国人，你是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会跟你说的。”他说，他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但是也没有好很多，因为英国被认为是美国的“走狗”。
中国渐成与外界隔绝的国家
任大伟说，因为新冠疫情，过去两三年，在中国的外国人大量减少，他知道的人中就有一大半人离开了中国, 而中国也变成了一个跟外界隔绝的国家。
“所以这是一个感觉与世界其他地方非常隔绝的国家。这是很奇怪的感觉，就像（回到了过去）。我1990年代中期第一次来到中国，作为一个旅行者和一个背包客。当时在许多省级城市，你知道，你会是唯一的外国人，人们盯着你看，然后冲着你说‘老外、老外’。现在我们回到那个时候。”
“我去过一个省级城市，一个比较大的省级城市，我是唯一的外国人。大家害怕外国人，他们认为我们携带新冠病毒。他们会把孩子拉走，因为他们不希望孩子靠近外国人，他们认为我们很脏。你坐在火车或飞机座位上，坐在你旁边的中国乘客将要求换位置，因为他们不想坐在外国人旁边。”
任大伟说，尽管他跟他们解释自己已经差不多两年多没有离开中国。
(美国之音进行一系列采访，反映有关美国政策的负责任的讨论和观点。被采访人所发表的评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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