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星期中共中央政法委召开大会，纪念55年前毛泽东批示推广的“枫桥经验”，强调要让“枫桥经验”在新时代发扬光大，“打造矛盾风险防控新模式，激发基层社会治理新动能”。这个当年被毛泽东用来打击“地富反坏”四类分子的维稳模式，为何再次受到中共的动员和青睐？这是否显示中共陷入基层矛盾难解的困局？从毛泽东到习近平，“以群众治理群众”真的能化解社会矛盾还是更加激化矛盾？今晚节目为您邀请两位中国时评人来进行分析。
嘉宾：独立时评人，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
小民：荒后枫桥转矛盾，阶级斗争鸣锣开张
自媒体《小民之心》主持小民说，枫桥经验来自60年代初毛泽东时代的浙江诸暨县枫桥区，意思是群众对敌人实行专政，用群众专政来改造地富反坏。换言之，是把公检法对付敌人的方式改为群众实施专政，把镇压敌人的权力交给基层组织。它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文件。其大背景是三年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毛为了转嫁矛盾，在1962年9月的中央全会上提出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发动“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习仲勋则因为刘志丹小说而被打倒。毛把中共制造的大饥荒归咎于阶级敌人，于是产生出几百万四类分子，其家属数量更是上千万，完全毒化了社会空气。中共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的文章“谢富治与枫桥经验”对此有权威的详细背景和论述。
小民：弹出枫桥老调，矛盾超负是真相
小民说，习近平要用群众治理基层，这是个热闹的问题。习近平曾把枫桥经验概括为依靠群众就地化解矛盾。这显然是抽掉了枫桥经验里最实质的内容，只保留了一个壳。那么，按照中共的概念，这个矛盾原本是指敌我矛盾，而不是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假如只是就地化解矛盾的话，其实这是中国人历史上聚族而居的传统，上千年来就是如此，不是什么共产党、更不是什么枫桥经验，所以这个说法是很荒唐的。但是今天提到这个说法，有一个根本的现实原因，就是目前的社会矛盾仅仅依赖检察机关和政权已经难以应付，所以要通过把矛盾下移来治理社会。实际上，这个提法的出现从反面说明社会矛盾已经严重到超出当局可以承受的负荷了。
小民：矛盾此起彼伏，受害者遍布各阶层
小民说， 中国社会的基层矛盾尽管很难用抽象的方式来说明，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具体数字来说明。
比方说，在中国农村，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大约有几千万失地农民。他们的土地很多被村干部或者与之勾结的地方干部悄悄卖掉，这些失地者生计遭遇很大危机。严重的官民矛盾或者说社会阶层之间的矛盾由此而生，广东乌坎村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事例。村民在维权过程中遭到地方政府的残酷镇压，有人死亡有人入狱。再有一个就是在中国城乡或者城市普遍存在的强拆，无数百姓的家园被强行毁灭。这些百姓为了保卫自己的家园而拼命抗争，有自杀的、有反抗的。石家庄的贾敬龙就是反抗一族，他用射钉枪杀死了霸占他新房的村支书。还有P2P事件牵扯的数以千万计甚至上亿的投资人。这么多人被诈骗，中共政府不仅没有有效地帮助受害者，反而采取暴力手段打压和迫害受害者，使得恶性事件雪上加霜，导致不少受害者自杀身亡。还有毒奶粉、毒疫苗事件，受害者也是不计其数。种种这些矛盾都很尖锐。前些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转业军人维权活动，涉及的人数恐怕也是数十万数百万。类似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今年出现过好几次。很早以前就有专家估计，2016年时，一年大约有18万起群体性事件，平均下来是每天大约500起。那么说到枫桥经验，其本质是建立在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之上，是对政治“贱民”的歧视和迫害。那么，它的前提是群众中存在两个公开的、明显的对立群体，由一个群体去监督和压制另一个群体。在这种情况下，利益的受损者应该说还不是一个单独的阶级，也不是一个可以单独被镇压的群体。这么一来，要用枫桥办法来对付显然是不可能的。再说，枫桥经验也强调要“说服”，而这些人都是明确的利益受损方，需要的是利益上的补偿，靠说服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而且关键问题在于，谁来说服他们？那些被授命说服的人恰恰是剥夺了受害人利益的人，如何去做说服工作呢？
郝建：借助阶级斗争，中共重新禁言
哈佛大学访问学者郝建说，这两天网上包括微信、微博都出现大量的传阅刚才提到的文章—前安徽省公安厅常务副厅长尹曙生发表在《炎黄春秋》上那篇。它评论的是谢富治的枫桥经验。我觉得，所谓的枫桥经验是一个阶级斗争的观念，而且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地方矛盾。事实上，谢富治1960年当了公安部长以后，一直在高调强调把对敌斗争搞得紧一些，把阶级斗争搞得严一些，把房子打扫得干净一些。他的原话：要加强专政，主动进攻，先发制人。事实上，所谓枫桥经验并不是浙江诸暨县枫桥村发明的，而是谢富治先炮制了这个想法以后，向毛泽东汇报，然后自己去抓点，并抓出枫桥了这个典型。谢富治提出的叫“诸暨县枫桥区教育斗争中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然后以省委的名义再向中央报告，并得到了毛泽东的批示。毛的批示就是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
郝建说，当时对那些要接受斗争群体的提法就是“地富反坏右”，我父亲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不过幸运的是，他没有被送去夹边沟，而是被送到农场劳动，大概几个月才能回来一次。这给我的童年记忆带来了极大的创伤。那么现在重新听到枫桥经验，我说实话是有些胆战心惊的。我觉得这个经验的目的不是制约和震慑犯罪分子，而是意在控制那些敢于说话、敢于直言的人。接下来的效果肯定是人民陷入一片噤若寒蝉。
郝建：枫桥经验从未忘，锁喉才是真目的
郝建说，事实上，习近平一路走来从来没有忘记当年那段所谓的枫桥经验，所以现在再提并不让人大惊小怪。这是中共四项基本原则里写出的内容，就是成为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那条，具体就是群众专政，并没什么新内容和新概念。无法忘怀“枫桥经验”完全是极权制度的性质所决定的，就是所谓的“按既定方针办”吧。当然，现在的社会矛盾的确也出现了新情况，解读下来就是新情况老办法。从中共基本制度的运行机制，就是从其体制性来看，如果重启这个所谓的经验，即使本意在于解决基层矛盾，但是他对这个整个社会的公共讨论，对不同思想、观点、方针、方法的质疑、辩驳，甚至是对那些为现行政策辩护的，都会起到强大的控制和威慑作用。这他们对中共统治路径的一脉相承。
郝建：新枫桥政策大综合，吃相好看与否无所谓
郝建说，尽管说到习近平将如何在枫桥经验的老酒里加上新的时代元素，我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但是，我认为，它并非仅仅涉及公安层面，而是中共推出的一整套宣传、经济、治安等的整体政策的综合体。我为什么说胆战心惊呢？因为我看到，重提义和团、重新开始高考政审、北大校园的公安野蛮执法等这些现象，似乎都在告诉我们，他们已经不在乎自己的吃相是否好看了。这些让我不得不联想到毛在大饥荒之后高调打压异己的无产阶级专政。我还要强调一点，今天的高科技，包括定位系统的监控、人脸识别技术等会大大强化控制，从而进一步扩大整个社会的应力。我之所以多次用到“胆战心惊”这个词，倒不是仅仅为我个人，而是为中国可能重回过去的高压所产生的后果感到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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