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这几天的热词不是人大政协“两会”，也不是习近平的“四个全面”，而是“柴静”。这位央视前记者在两会前夕推出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聚焦中国雾霾现象，在民间引发巨大的忧患意识和各种争议，也导致政府高度紧张，试图紧急舆论刹车。柴静纪录片传达的信息，早就被有识之士和环保组织大声疾呼过，它的轰动效应从何而来？中国的环境破坏深入天空，土地，河流，食品方方面面，现在还有救吗？从何做起？
参加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民间学人王康；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认为，中国政府过去几十年来的教育用粗鄙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取代了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仁民爱物”，导致了普遍的物质主义和道德沦丧。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付出的环境恶化和生态崩溃，已经使这种发展成为一种大赔大亏，血本无归的买卖。要根本缓解中国生态恶化，需要一场精神的复兴和道德的重建。而精神和道德的重建又需要言论的自由和社会的开放。
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破空表示，一个人，一部片子，起到的作用，比一个执政了65年的政府还大。片子拍得很好，柔性，感性，技巧，艺术，既是档案片，也是艺术片。具有观赏价值，足以打动人心。对一个麻木不仁的民族，是一个恰到好处的震撼。片子有争议、有质疑，很正常，越是热门的东西，越是激发争议。柴静具有的话语权，既在体制内，又在体制外，因而影响大。相比之下，体制外的环保声音遭到政府封杀，海外的声音对国内影响力有限。中国环境灾难，最大根源还是在于制度。司法独立、新闻自由、民众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同样是解决环境问题的必要条件。
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认为，中国的GDP统计方法不考虑环境破坏、资源消耗方面的代价，会误导大家；有一种绿色GDP的计算方法，把普通GDP减去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污染治理成本。2004年温家宝宣布，中国将用绿色GDP增长率取代现有的GDP增长率，但很快就放弃了，因为多数省长表示，如果真这样做，很多省只有负增长。中国从此不谈绿色GDP。
程晓农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每年的环境污染损失占GDP的5%-7%；2007年这个比重估计为10%；去年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为中国政府提供的研究报告指出，过去10年中国的环境污染损失接近GDP的10%，其中空气污染占6.5个百分点，水污染占2.1个百分点，土壤污染退化占1.1个百分点。这些数据表明，当中国号称踏上世界经济第二的宝座时，过去20多年来的经济增长其实不足以补偿它产生的环境污染损失。
人权组织“公民力量”创办人杨建利说，柴静《穹顶之下》被热议事件的意义远远超过了雾霾议题本身，它扩大了公共议题的大众空间，空间一旦开拓出来了，人们就会把话题继续深入下去，就会有人把柴静没有讲彻底雾霾的制度根源挖出了，砍柴者的求全责备恰恰是完成了这项工作。我们应该给柴静热烈的掌声，尊重她在政治光谱上所选择的位置，柴静们做柴静们的事情，刘晓波们做刘晓波们的事情，他们之间又能互相理解和呼应，广泛的改变整体社会状况的公民力量才能真正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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