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过后，“两会”之前，前央视主持人柴静有关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像一颗重磅炸弹，在中国社会引起剧大的反响，短短几天之内，已在互联网上被点击一亿三千六百多万次。一个“自媒体”记者，依据“一己之力”，不仅把公众的注意力再次聚集在“雾霾锁国”的现象上，更把讨论的焦点延展到中国对煤炭的高度依赖、环保部门在执法中的无能为力、以及能源利益集团为阻碍变革所扮演的角色等问题上。这部纪录片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什么样的警示？它是否会给中国政府的能源政策和发展战略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时事大家谈邀请环保和经济专家和大家展开讨论。
中国《成都商报》前调查记者龙灿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说，一部震惊官民的《穹顶之下》与其说是一部纪录片，不如说是一篇调查报道；它以专业的团队和专业的素质交出一份专业的报告，深入揭示中国全民面对的“呼吸”危机。不过，空气污染问题并不会因此得到解决，就像毛泽东解决不了官僚问题、邓小平解决不了财富分配问题以及习近平解决不了部门利益化问题一样。
经济学家、评论人士何清涟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说，尽管反对《穹顶之下》的种种分析抛出阴谋论和数据论等来反驳柴静，但都远远不足以“和谐”掉该片展示的严酷现实；中国空气污染的根本原因在于公有制下的资源和土地没有事实主人，为人人所使用却不需要任何人负责；美国环保署署长2013年曾经就空气污染问题考察中国，也开出了相应的“治病处方”，只待中国政府决定是否“服药”；个人认为，中国空气污染问题的出路在于三点：一是中央需要放权，即评估权和审批权；二是责任到实体，谁污染谁治理，向实体征收高额污染治理费；三是实行土地私有化和部分资源集体化，以便落实相应的责任。
美国托莱多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亚洲研究所所长张欣对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表示，中国空气污染问题根植于体制，具体源于垄断、立法和司法等层面；而政府的工作重点排列也让人诟病，比方说，习近平2013年前往污染头号省河北进行考察，新华社在两千多字的报道中却把 “听党话跟党走”、“与中央保持一致”等作为重点，避口不谈污染问题；根据国际调查，在一个国家的人均年收入达到两千美元时，人们开始关注生活品质问题，中国人均年收入早已突破这条线而达到七千美元，可见政府一直延缓关注公民对生活品质的要求，政府不是不能、而是不愿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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