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在加州举行面对面会晤后，美中关系总体上止跌回稳，但台湾1月13日的总统大选结果及美国将在今年11月举行的总统大选无疑会影响美中关系未来走向。有关专家表示，在美国大选年，要对中国表现强硬立场的压力可能会导致拜登政府采取额外的出口控制措施并扩大经济安全网，或至少做出这种姿态，同时尽量避免对美国私营部门施加新的重大限制。
关于2024年美中经贸关系，下面是你需要知道的几个关键问题。
对美国来说，2024年不仅是大选年，对于贸易、技术和经济安全政策来说，也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拜登政府将继续实施《芯片与科学法》等标志性的立法，并将与盟友及合作伙伴一道继续推进更广泛的经济安全议程，确保一些关键部门的供应链安全。毫无疑问的是，美国的总统大选以及拜登政府的贸易、技术和经济安全政策都将对美中经贸关系带来重大的影响。
一、 拜登政府将继续维持对华关税
执政三年来，拜登政府基本上维持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来自中国的大约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目前仍然在对是否取消这些关税的问题进行审核。在此期间，该办公室根据国内的需求对一些产品的关税进行了豁免，包括在去年年底宣布将352种中国进口商品及77种COVID-19相关类别产品的“301”关税豁免期从去年12月31日再次延长至2024年5月31日，并从今年1月22日开始征求公众对是否需要进一步延长特定豁免范围的意见。
美国前助理贸易代表斯蒂芬·蓝迪(Stephen Lande)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鉴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仍然在对华关税进行审核，再加上今年的总统选举，拜登政府可能只是对一些消费品的关税做出一些调整。
“我特别注意到美中（在关税问题上）缺乏讨论，我猜测他们不会对此做出很多改变。你知道，他们在选举上遇到的问题已经够多了，”蓝迪说。
Axios最近援引未透露姓名的消息人士的话说，在准备下调有关消费品关税的同时，拜登政府准备提高对中国的电动车以及钴和锂等重要矿物质的进口关税。
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美中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家史剑道(Derek Scissors)认为，拜登政府的确在考虑提高一些产品的关税，同时下调一些关税，但在选举前不会有太多的动作。
“（拜登政府）在削减一些特朗普时期对华关税的同时在新的领域提高关税之间进行权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以这样的方式使这个问题混淆起来是一种政治风险。我怀疑在今年年底之前什么都不会发生，”他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表示。
在美中战略竞争以及美国总统大选的大背景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以及大部分民众都希望对中国持强硬立场，而没有哪一位总统候选人愿意被对手塑造为或被民众视为是对中国软弱的人。
二．美国可能会发出限制对华投资的信号而不是具体措施
拜登总统去年8月9日正式签署的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等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防止美国的资本和专业知识被用来加速发展可能支持中国军事现代化并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技术。
新的行政命令目前还没有开始实施。负责实施这一行政命令的美国财政部正在起草相关的规定草案，包括细化关键术语的定义、建立违规行为的处罚和执行流程等，并就这一新的限制措施的适应范围征求公众意见。
在这一新的投资管制新规出台之前，由于美中关系的不断恶化，美国投资者已经减少了对中国的投资。独立研究机构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的数据显示，2022年，美国对华直接投资为82亿美元，创下20年来新低，而美国对华风险投资仅为13亿美元，亦创下十年来的低点。
华盛顿智库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贸易与技术项目主任艾米莉·本森(Emily Benson)认为，在大选年，每位总统候选人将面临要对中国表现出强硬立场的压力，而这可能导致额外的控制措施和扩大的经济安全网。
“另一方面，对美国私营部门施加新的重大限制并不符合现任总统的利益。因此，（限制）对外投资的提议很可能要到大选之后，甚至可能要到2025年，才能完全实现。然而，这并不妨碍现任政府探讨并传达实施额外出口管制和投资限制的意图。仅仅发出信号可能会进一步冷却双边贸易和投资，而不需要走到对资本、商品、人员和知识流动进行监管的地步，”她通过电邮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史剑道认为，拜登总统不需要在对华投资问题上采取任何行动，只需要与中方进行沟通。
前美国助理贸易代表蓝迪特别强调了国会对政府施加的压力。他说，由于对中共持强硬立场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每次拜登政府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哪怕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就会受到国会两党的大声阻喝。他认为，在存在一个跨党派的众议院美国和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而没有一个有影响力的支持改善两国经贸关系的团体的情况下，政府不会做出任何有利于中国的行动。
三、 美中科技战进一步加剧
随着美国把中国当作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国家安全与经济安全成为最重要的考虑因素。美国商务部继去年10月更新了限制中国获取先进芯片技术的出口管制措施之后，正在进一步收紧有关的限制。商务部长雷蒙多此前已表示过，预计“至少每年”对有关的出口管制措施进行一次更新。
就在今年的元旦，在拜登政府的压力下，荷兰芯片设备制造商阿斯麦(ASML)说，荷兰政府在有关出口禁令生效前几周撤销了该公司部分向中国出口设备的许可证，其中包括光刻机。
有迹象显示，美国对中国芯片发展的围堵政策可能正在从对尖端生产技术的禁运扩展到所谓的传统制程领域。
美国商务部去年12月下旬宣布将调查美国关键行业对中国制造的传统芯片的使用与采购情况，评估半导体供应链对中国芯片的依赖程度。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1月10日在与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通电话时对美国限制第三国向中国出口光刻机、成熟制程芯片供应链调查等表达了中方所说的“严正关切”。不过，美国商务部在有关这次通话的一份声明中说，雷蒙多强调，美国政府在对华出口管制上采取的“小院高墙”的做法不是为了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而是在不过度限制贸易和投资的情况下维护美国的国家安全和价值观。她重申，国家安全问题不容谈判。
不过，路透社最新的报道说，它对招标文件的审查显示，中国的军事机构、国有人工智能研究机构和大学在过去一年中购买了美国禁止出口到中国的小批量英伟达生产的半导体。出售这些芯片的并不是英伟达或它所准许的零售商。目前不清楚这些中国的供应商是如何获得这些芯片的。这凸显了华盛顿在实施其对华出口管制措施上存在的难度。
除此以外，美国国会也在加强对它们这些在中国有利益的公司的审查。据英国《金融时报》披露，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1月11日致函英特尔、英伟达以及美光，要求这三家美国芯片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前往国会作证。
四、中国促进产能的刺激措施可能引发新的贸易摩擦
在国内外需求疲软、房地产危机以及外资撤离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经济举步维艰。当局为刺激经济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可能会引发与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新一波的贸易摩擦。
彭博新闻最近的报道说，由于与房地产有关的行业拖累经济增长，中国领导人正在对制造业注资，其中包括聚焦他们所说的电动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这“新三大”增长动力，从而有助于推动全球去碳化进程，并刺激对铜和锂等大宗商品的需求。
报道认为，这个策略目前为止帮助中国避免了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以及美国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所经历的经济衰退，但这也加剧了失衡，为中国与发达国家以及正在努力向工业化阶梯较低阶段迈进的新兴经济体之间新一轮的全球贸易紧张奠定了基础。
经济学家史剑道认为，习近平上台以来就一直把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当作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解决方案，并不是现在才开始这样做。
他说：“现在会加剧贸易紧张局势的是，在消费仍然疲软而中国企业试图向国际市场倾销剩余产品的情况下中国提高产能的刺激措施，就像它以往做的那样。”
美国商务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从今年1月至11月，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同比下降超过了20%。中国占美国进口总额的13.9%，是2004年以来的最小份额，而2017年这一份额达到逾21%的峰值。美国对华出口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
长期跟踪美中贸易的史剑道预计，与去年相比，今年，美国对华商品贸易逆差将减少1千亿美元，低于疫情期间，达到2010年以来的最低点。
他说，美国与中国的商品贸易逆差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国的清零政策导致美国企业不再把中国视为可靠的供应商，尽管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它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五、双方将继续就经贸问题加强对话
尽管2024年美中经贸关系的前景不容乐观，但双方去年建立的一系列对话与沟通渠道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减少误解。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正在计划今年上半年再次访华。她去年12月中旬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成立50周年的一个晚宴上对商界领袖发表讲话时说，美国将继续致力于就美国的行动明确与中方沟通。
“我们不寻求解决我们所有的分歧，也不寻求避免所有的震荡。这一点也不现实，”耶伦说。“但我们的目标是使我们的沟通具有韧性，这样当我们意见不一致时，当震荡发生时，我们就能防止误解导致事态升级并造成伤害。”
美中双方在耶伦去年访华后启动了经济（EWG）和金融工作组（FWG），就实质性的经济和金融政策问题进行持续的接触与沟通。这两个工作组到分别在去年10月和11月进行了两次会议。
除此以外，美中双方在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去年访华期间也同意建立新的工作组来解决两国之间的贸易和投资问题。双方还同意启动出口管制执法信息交流机制，作为“减少对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误解的一个平台”。
继美中两国商务部长去年11月加州亚太经合会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后，两人在1月10日晚间进行了通话。美国商务部说，两人强调了利用美中两国商务部建立的工作组处理令人关切的商务议题的重要性。此外，两人还讨论了工作组当面会谈的计划。
一些观察人士对这些工作组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持怀疑态度，但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本森对美国之音表示，美中之间重建的这些沟通渠道至少可以作为一个表达不满的论坛，而且外交谈判也是可以产生具体结果的。
“在外交上，一场危机被避免是一项出色的工作，在贸易和经济政策方面也是如此。因此，两国之间仅仅存在额外的沟通渠道本身就可以有助于缓和在某些领域的紧张，尽管这需要双方的投入以及共同的努力，”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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