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4月，瑞典的最后一所孔子学堂也在南部小城法尔肯贝里关闭，瑞典成为了欧洲第一个与孔子学院彻底告的国家。没有了孔子学院，瑞典的中文教育并没有停顿。
瑞典是欧洲第一个引入孔子学院的国家。05年2月，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开办了欧洲的第一所孔子学院，这也是世界上第一所开课的孔子学院。然而十年后的15年，斯德哥尔摩大学结束了与孔子学院长达十年的合作，理由是“在大学系统中存在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这是令人质疑的做法”。
在剥离了中国政府的直接影响后，瑞典的汉语教育依然还保持着稳定，很多瑞典的年轻人仍然对汉语和中国文化抱有兴趣。
孔子学院，这个依照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和法语联盟建立的汉语语言和文化推广机构，其形象正在转变为中国政府的意识形态输出“中继站”，并每每出现在表达对华强硬立场的语境里。
比如英国的前财务大臣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在7月底的电视辩论中，为了展示其在中国问题上展示强硬立场，承诺倘若当选，将关闭在英国的30所孔子学院。
而德国联邦教育部长卡利切克(Anja Karliczek)也在去年10月发表过类似的担忧，她对德国的19所孔子学院的活动“深感忧虑”，并认为，孔子学院对德国高校工作的影响已经变得显而易见，这是“不能被接受的”。她建议有关高校“认真审视和孔子学院的合作”，“果断地处理”中国的影响。
20岁的朱莉亚-马歇(Lulia Marcher)是乌普萨拉大学的一名大一新生，她将在9月开始为期两年的汉语进阶学习课程，并且打算在这期间到中国交换留学一到两年。
朱莉亚来自瑞典中部的厄勒布鲁，这里之前没有开设过孔子学院或孔子学堂，但她所在的高中有汉语母语的老师和会说汉语的瑞典老师，她说她更喜欢那位会说汉语的瑞典老师，因为他会和学生一起讨论一些问题。她从高一开始学习汉语，这也让她开始对中国文化产生兴趣，并成为这她想在大学进一步深造汉语的原因。
在孔子学院离开瑞典的两年后，瑞典的各级汉语教育系统并未发生太大变化。其中，2020年在大学里学习汉语的人数甚至有所增加。
当然，这和2020年初爆发的新冠疫情有着一定的关联。“疫情对瑞典国内的就业市场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很多人选择到大学上学，这从客观上也推动了大学汉语学习人数的增加。但总体上，在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人数还是比较稳定的”，瑞典哥德堡大学语言与文学系的高级讲师和系副主任杨富雷(Fredrik Fällman)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
杨富雷是一名研究中国宗教的汉学家，在瑞典的大学系统里已教授了二十多年的汉语。其中，在2005年和06年，他还参与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孔子学院的创建，以及初期的教学和管理的工作。
他表示，从汉语教学的角度看，孔子学院的离开肯定是造成了一定的损失。因为，孔子学院的中国合作方复旦大学派驻到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老师，不仅有着很好的教学水平，而且都拥有和语言学专业相关的博士学位。
“在瑞典的汉学界现在很少有人在做语言学研究的了，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这些有语言学博士研究背景的老师是很难得的”，杨富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汉学研究在瑞典的大学里本身就是一个很小众，很少得到关注的领域，所以，能够得到那么多高水平的师资力量，对汉学在瑞典的发展本身来说是件好事”。
海外的汉语教育一般分为两个部分，针对非汉语母语者的汉语教育，和针对有汉语母语家庭背景的汉语教育。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对象多是前者。而孔子学院也分为两种类型，与当地大学合作的，以成人为对象的“孔子学院”，以及与当地初、高中合作，以在校初高中生为对象的“孔子学堂”。
孔子学院彻底离开瑞典，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对瑞典的汉语教育体系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比如，最先选择退出和孔子学院合作的斯德哥尔摩大学，其本身就拥有很长的汉学研究传统，固定的行政编制以及良好的汉语教学师资。所以，选择退出并不会对其汉语教学和学术研究产生负面的影响。
但是，其他几所与孔子学院合作的大学的情况就有些不同了。比如，2012年成立孔子学院的吕勒欧工业大学，这所在成立之初被称为“世界上最北，纬度最高”的孔子学院在2019年关闭。和斯德哥尔摩大学相比，吕勒欧工业大学的汉学学术传统和汉语教学师资显然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因此，孔子学院的离开，对于当地的汉语教育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便是教育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
翟怡嘉现在居住在瑞典中部的乌普萨拉，她曾是当地孔子学堂的一名汉语老师。在国内大学主修俄语的她，在毕业不久后就来到瑞典开启了对外汉语教学的工作，在16年到19年的三年间，在当地的一所高中和两所初中教授汉语。
乌普萨拉当地的乌普萨拉大学，是瑞典规模最大也是最古老的大学，大学里也开设有汉语专业。但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翟怡嘉表示，“孔子学堂关闭后，当地的初高中这几年就没有开设汉语课程了，因为没有老师去教了”。
早在2006年，瑞典政府就做出了让汉语成为瑞典初高中选修课的决定，并制定了教学大纲。但瑞典政府在之后并没有积极地支持这一政策的落地，比如从财政上支持瑞典的大学系统培养汉语教育的师资力量。这也使得瑞典的很多地方自治体在缺乏足够的财政和师资的情况下，不敢贸然在初高中开设汉语课程。
“只有斯德哥尔摩的几所初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而像哥德堡，只有一所高中开设了汉语课程。瑞典有几个城市的初高中汉语教学做得很不错，但这主要是依靠教师自身的努力去做的”，杨富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杨富雷同时也强调，选择不和孔子学院继续合作，并不是因为瑞典政府的要求，这是每所大学自己做出的决定。“瑞典政府和孔子学院的关闭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有些国外媒体说，瑞典政府关闭了最后的孔子学院什么的，但瑞典政府没有做出这样的决定。但瑞典政府和教育部肯定会讨论这个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影响到大学自己的决定。虽然大学是国立大学，但是是独立的，决定权在大学本身，不在政府。”
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成立孔子学院的初期，就有来自大学内部的质疑声，主要是集中在，大学系统中是否应该让一个由其他国家资助的机构存在。并且由于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的转变，让这种质疑变得更加合理。
“从05年到15年的这十年间，中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的角色发生了一些变化，越来越成为一个‘自傲的强国’。中国国内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关于公民社会，宗教自由，民族权利等等，这些之前是睁只眼闭只眼的问题，现在成了两只眼睛都睁得很大，什么都要管理，什么都要压制”，杨富雷这样说道。
这也是孔子学院自身存在的一个硬伤，无法提供一个与西方社会相匹配的自由言论空间。因为自我阉割了关于宗教和民族权利等所谓“敏感”话题的讨论，只限定在传统文化和语言教育的提供者，是无法满足现代自由民主社会对于教育机构的需求的。
杨富雷在采访中也表示，“比如在斯德哥尔摩大学的孔子学院里，有学生想要讨论这些所谓的敏感话题，那除了孔子学院的老师外，他还可以找到其他的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瑞典老师来讨论。但是在像吕勒欧这样的地方，除了孔子学院外，可能找不到其他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地方”。
法国半官方智库，国家军事学校战略研究所(IRSEM)在2021年曾公布了一份名为《中国影响力行动》的报告，梳理了中国政府近年来为扩展影响力而部署的日趋深入而且广泛的全球网络。在关于孔子学院的部分。
该报告显示，该机构会获得来自大使馆的支持和协调，并接受国家汉办的管理。当一所大学同意合作成立孔子学院时，将会获得不同数额的财政援助来启动该活动，每所孔子学院每年平均会获得10至15万美元的拨款。孔子学院的教师均由汉办招聘和培训，而教学资源(书籍、音频或视频)也是由汉办来制定的。
无疑，与中国的合作和交流，这些政治风险就一直存在。杨富雷表示，“我们做汉学家的都知道，党的影响到处都有，出国的人员里也有党员。我们的责任是要培养瑞典的媒体，多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更好地和中国接触”。
至少在孔子学院的问题上，瑞典的教育机构们在衡量了潜在的风险后，选择了保持距离。虽然孔子学院提供了免费且质优的师资人员，但孔子学院接受的是来自大使馆和国家汉办的管理，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提供这个免费资源的国家还是个日趋专制的政权。
瑞典的汉语教育市场在今年也出现了一张新面孔，台湾华语文学习中心。这个由台湾政府资助的语言教育机构从去年开始，已经陆续在美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家出现。
但孔子学院的经历似乎让杨富雷产生了强大的免疫机能。他说在5、6年前，他就接到过一个来自名为“台湾学院”的机构的邀约，“我们(指大学方面)都觉得要保持距离，因为这也是一个政府机构。虽然台湾是一个民主国家，但作为一个瑞典的国立大学，不管合作的机构在什么地方，我们都需要保持管理的自由和独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