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代表黄钧耀最近在他的办公室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这个台北在欧洲唯一以“台湾”冠名的代表处的代表在谈到立陶宛这样一个小国为什么敢于挑战北京时表示，小国“也可以很有志气，也可以坚守它自己的原则跟价值”。这位台湾代表就范围广泛的问题发表了看法，包括乌克兰战争对台湾的借鉴作用、北京对立陶宛的打压带来的影响以及台湾与立陶宛经贸合作的侧重点。下面是这次专访的内容。为简洁起见，文本略有编辑。
乌克兰战争对台湾的启示
记者：大家都认为，目前乌克兰战争对台湾是有借鉴意义的。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黄：我们来看看在去年二月爆发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的侵略下，西方所做出的反应，包括美国、欧洲的国家，北约的国家以及印太的国家，包括日本、包括韩国，包括台湾，各国都是齐心协力的站在乌克兰的这一方。这个经验告诉我们，当威权主义国家碰触到自由民主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自由民主的国家是会站在一起，共同扞卫这些基本价值的。
所以对于乌克兰战争以及可能对于台湾的意涵，这是我们非常注意的，西方的国家事实上是站在自由以及民主的这一方。那当然，乌克兰人民非常不幸的遭遇这样的战争的迫害以及这个威胁。台湾，我们也有鉴于这个集权国家（中国）的不可预测性，同时我们也在不断的积极强化自己的国防力量，所以我想这是乌克兰战争带给台湾的启示。
立陶宛为何敢于挑战北京？
记者：谈到立陶宛和台湾的双边关系，我们知道，立陶宛是率先退出了中国主导的与中东欧合作的17+1机制；在2021年又允许台北以台湾的名义设立这个代表处。在您看来，立陶宛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小国，可以在这个问题上敢于挑战北京的所谓“一个中国”的政策？为什么立陶宛成为台湾突破北京外交封锁的一个入口呢？
黄：拜登总统特别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到立陶宛的电视塔。这一个所反映出来的其实是小国，它可以很有志气，那小国也可以坚守它自己的原则跟价值。那我想，也因为这样子，就是台湾跟立陶宛的关系，可以越来越紧密，那这是基于共同的理念，并不是我们平常所看到的短期的经济利益。因为一个国家的生存，它的长期的价值、理念，我想比短期的经济利益来得更重要。这是一个让台立关系能够发展的基础。
立陶宛为什么要率先退出17+1？首先，17+1，它并没有包括所有的欧盟的27个国家。那立陶宛它最重要的忧虑是认为说，17+1事实上可能是对于欧盟的一个分裂的这个方式。因此我想，立陶宛基于它作为欧盟成员以及它看到欧洲应该团结一致，尤其是目前对于全世界地缘政治所造成越来越大影响的中国，我想它有这样的远见。它这个国家虽然小，但是它有这样的远见。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提醒，其实立陶宛并不是一个小国。 它的国土面积其实比台湾大很多，那只是它的人口比较少一点。
记者：由于立陶宛允许台北设立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北京方面采取了很多的报复性措施，包括对它进行经济打压。您对此有何看法？您在立陶宛这边听到的反应是什么？当地立陶宛人怎么看待北京这样的一个动作呢？
黄：中国的打压，一开始确实对立陶宛的社会造成颇大的冲击。原因是这是违法的，这是史无前例。中国对立陶宛的打压，比如说它一开始对于立陶宛的货品全面地禁止进口，甚至在中国海关的系统里面把立陶宛这个国家除名。这一个做法其实是公然的违反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的义务。那依据世界贸易组织相关的规则，成员国最重要的义务之一就是必须要遵守不歧视原则。可是这样的一个做法事实上是公然的歧视了立陶宛的产品。
再者，中国它接下来对于所有包含立陶宛产品的这个欧盟的其他产品也给予打压。那这样的做法事实上是违反了欧盟它作为一个共同市场。欧盟任何一个国家的厂商，它都可以决定自己的供应链要如何的组合。所以中国对于立陶宛的二度度打压事实上是违反了欧盟它最基本的共同市场的原则。而这样的违反，事实上某种程度而言是一种经济的长臂管辖。所以我想，对于这种违反国际义务、违反国际法的胁迫性的作为，日后也产生了非常多的影响。
比如说，欧盟在今年六月左右，完成了最后一个阶段订立反胁迫工具anti-coercion instrument。我们也越来越常看到，比如G7广岛峰会的宣言也特别的提到，其他的国家要加强对于经济胁迫的协调。同时，即使是不是经济领域的北约，它也特别提到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国公然的违法行为，对立陶宛的打压，事实上也启发了全世界对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对它的捍卫、对它的保护的各种新的思维跟做法。
台立经贸发展着眼于长期的经贸合作与策略性的高附加值产业
记者：目前台湾跟立陶宛这个经贸的合作还有整体的这个关系的发展情况怎么样？
黄：台湾跟立陶宛现在经贸跟文化的交流以及科技的交流上，是不断的提升跟深化。比如说，双边的贸易事实上成长，以去年为例，增长超过30%以上。那我们也不断的在做（垂）直的供应链方面的整合，比如说，台湾也成立了规模达到十亿美元的融资基金；那我们也成立了规模达到两亿美元的投资基金。当然这样的投资基金，它的主要标的是包含整个中东欧，但是我们也都很清楚，我们当初在成立的时候是因为有鉴于台湾跟立陶宛加强经贸以及科技合作的需要。
因此，现在台湾跟立陶宛的关系事实上是，我们在寻求高附加价值，彼此能够提升自己的经济的合作方式。这一个合作，会有别于过去。各国在贸易的衡量上一直非常注重量的这个扩大，那我们跟立陶宛的合作是着眼在于更长期的经贸合作，也因此我们希望能够寻找策略性的高附加价值，对彼此未来都可以相互增进的产业的合作。
台湾跟立陶宛合作遇到的挑战——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断的打压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代表处希望推动这些经贸合作，这个是您这个代表处工作的一个重点吗？您在这个开展工作的过程之中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挑战呢？
黄：我想，最大的挑战当然都是来自于中国。在我们设处的一开始，中国就不断的透过各种方式来打压。但我们也积极寻求我们可以提供的协助，比如说刚刚经贸跟科技的合作。另外，我们这是一个新设的馆，所以我们也必须不断的去跟立陶宛方以及跟各个国家派驻在这边的大使馆，我们要不断地建立联系。
不过这些都是比较容易克服的。最重要的，最具有挑战性的，坦白而言，过去我们跟立陶宛没有太多的工业跟产业上的合作。这一个互惠互利其实是民主国家互相帮忙、互相协助，我们非常重视的点，尤其彼此又有这么高的信任。比如说，在台湾跟立陶宛推动半导体的合作上，我们知道半导体，当今是一个非常敏感的科技，它也反映在美国跟中国目前的竞争，不管是经济还是科技上的竞争。
因此，台湾之所以愿意决定跟立陶宛在半导体上有所合作，也是因为基于共同的价值理念。如果今天向台湾提出半导体合作要求的国家是一个集权的国家，我想大家都可以非常明确地知道，台湾是不会提供协助，即使台湾愿意提供协助，我想国际社会也会有所疑虑。因此对于这些科技跟经济上面的合作，因为过去没有太多的基础，确实成为双方在推动合作上面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面向。
记者：您刚才谈到，在开馆的过程中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就是中国方面的打压。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
黄：我想中国的打压就是，比如说刚刚所提到的这些贸易上面的这个打压。那另外当然，中国也对立陶宛施压。比如说，它自己把中国的大使馆降级为代办处。那立陶宛方，他们在中国的外交官也感受到压力，因此他们全部的撤出了中国。所以我想这这样的施压不仅是经济的它还包括外交跟政治的。在我们开馆过程当中，它当然不断的---它对于各个民族国家的社会也都在进行资讯战，所以它这样的施压，包括经贸各方面的，同时也会对于立陶宛的政界、对立陶宛的舆论同时造成了各种压力。
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开馆过程中我们必须不断地跟立陶宛及跟国际社会沟通。也因此，比如说在去年有超过三十家的国际媒体，特别到我们办公室来了解、亲身来了解，我们在立陶宛设处的过程当中的发展，以及所遭遇的挑战，以及我们如何去面对它。这一个设处的过程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那它不只是我们跟立陶宛的双边的关系，同时中国的施压也造成了若干的压力。
记者：您作为台湾的代表，在立陶宛参加这些外交活动的时候，有受到什么方面的限制吗？
黄：我想我们是不断的积极的接触了。当然，中国的各种可能的打压都存在，全世界各地皆然。不过我想，我们在这边跟各个国家的沟通以及跟立陶宛政府的沟通，目前为止，我想非常的畅通。
立陶宛会否与台湾建交？如何看待国际社会最新一波的挺台浪潮？
记者：您觉得，立陶宛最终会说，从外交上只承认台湾，跟中国断交。会走到这一步吗？
黄：我想立陶宛是欧盟的一部分，一个成员国。欧盟有它共同的外交政策。所以，当然，我们遵从各个国家的主权决定。
记者：最近一两年，我们看到有大量的外国、尤其是议员代表团，相继访问台湾。美国议长佩洛西访台，然后其他欧洲国家也有很多。您怎么看待国际社会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黄：国际跟台湾越来有越深、越来越广的交往，它所代表的是国际社会对台湾展现的支持。这样的支持，对于维系印太的稳定非常的重要。所以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在实质的交流上，确实，台湾非常的重视欧洲。我们也不断的跟欧洲各国，希望能够深化各方面的交往，而实质关系也不断的在提升。
另外一方面，也反映的是国际社会所对台湾所表达的支持，以及对印太和平稳定所表达的支持。因此中国当然会抗议，它当然会有所反应。不过我也要特别说明，国际社会大部分民主国家所持的所谓的“一个中国”政策，事实上跟中国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同的。因此各国并没有当然的接受中国所主张的这个一中原则，那我想这对于各国跟台湾的交往上，当然会有很大的弹性以及对台湾展现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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