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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7:09 2024年12月24日 星期二

面对脱钩风险,欧企有待降低对华经济依赖度


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柏林七国集团经贸部长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讲话(2022年3月28日)
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柏林七国集团经贸部长会议结束后对记者讲话(2022年3月28日)

七国集团经贸部长日前在柏林举行的会议上已达成共识,七国集团将在贸易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更强硬和协调一致的立场,同时继续维持对俄罗斯的制裁。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提出,新的对华贸易政策将“不再天真”。

分析人士认为,在俄乌战争、能源危机和通货膨胀的压力下,欧洲有必要采取措施降低对某个单一经济体的依赖程度。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给在华欧洲企业未来发展方向带来了新的挑战。

中国仍在执行的新冠“清零”政策对中国的经济的负面影响在今年上半年已经凸显,国际金融机构普遍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主要由于中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品零售总额和房地产数据同样表现不佳。中国美国商会和中国欧盟商会的调查均指出,中国政府采取的“清零”政策对企业正常经营已造成严重伤害,并影响企业信心。

中国欧盟商会六月进行的商业信心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受访企业在2021年实现了盈利,然而大部分企业表示在中国开展业务更加困难。美国商会今年5月的调查显示,有51%的企业表示,将延后或减少在中国的投资项目。此外,美国还通过了芯片法案,禁止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在中国设厂,对出口中国的芯片等高科技产品加以限制,以确保美国在人工智能等领域的优势地位。与此同时,欧洲一些企业巨头正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商界人士也指出了在华经营的风险以及降低对中国依赖的重要性。

德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业务管理合伙人安德烈斯·格伦茨(Andreas Glunz)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希望双方政府能够保持对话并推进建设双边关系。格伦茨说:“现在在德国、在欧洲,总体来说,他们评估中国形势方面有一些犹豫和改变。但是我没有看到这是一种大范围的趋势,我认为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了形势,现在无法与中方进行面对面交流,这意味着过去三年缺乏透明度和沟通,正因为如此双方关系有所恶化。”

德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业务管理合伙人安德烈斯·格伦茨(Andreas Glunz)
德国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国际业务管理合伙人安德烈斯·格伦茨(Andreas Glunz)

格伦茨表示,他希望中共在召开20大后能够重新开放国门,这对双方政治家来说都是谈判和交换意见的好时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在达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也非常重要,因此欧洲政治家有必要再次与中国建立起关系。格伦茨说,德国企业界有很多呼声希望政界冷静下来,除了供应链混乱、俄乌战争、能源短缺等问题之外,不要再和中国产生新问题。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周对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是2020年新冠全球大流行以来习近平首次出国访问。习近平在参加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与普京会晤,习近平在公开讲话中没有提到乌克兰,而普京称赞中国在乌克兰局势中持“平衡”立场,并表示“理解中国对乌克兰局势的疑问和担心”。普京的表态意味着中国将继续谨慎行事,避免在乌克兰危机中与西方国家发生正面冲突。

与中国脱钩?

德国左倾的政府上任以来,对中国当局采取了较为强硬的姿态,比过去的默克尔政府时期有了更多批评之声。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中国是一个受欢迎的贸易伙伴,但德国不能允许北京的保护主义来扭曲竞争,也不会因失去生意的威胁而拒绝批评侵犯人权的行为。哈贝克在采访中说,“我们不能让自己被敲诈”。

哈贝克提出由于很多行业严重依赖中国市场,德国必须向新的贸易伙伴开放,表示对华贸易政策“不再天真”。哈贝克表示,将会对中国在欧洲的投资,如基础设施方面进行更严格的审查,欧洲不应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实际已成为中国发展战略层面的规划,七国集团中的意大利在2019年加入了该倡议。中国目前正在向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积极扩展“一带一路”项目,并与多国签订了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合作协议。

由于欧洲国家与中国有密切的经贸往来,研究机构不得不评估与中国脱钩的风险。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数据显示,欧洲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中,大公司居于主导地位。近五年来欧洲前十大对华投资的企业占总投资额的50%以上,2008年以来投资占比最大的行业是汽车及配件。中国在过去六年内是德国第一大贸易伙伴,2021年贸易额达到2450亿欧元。

位于德国慕尼黑的IFO研究所在今年8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欧盟和德国与中国脱钩,将会引发中国的报复措施,这会是德国付出相当于英国脱欧大约六倍的代价。这项研究的作者之一丽桑德拉·弗拉赫(Lisandra Flach)指出,去全球化让我们更加贫穷,公司不应无故拒绝重要的贸易伙伴,而应该额外从其他国家采购投入,以减少对某些市场和专制政权的一边倒的关键依赖。

报告认为,一旦与中国爆发贸易战,德国损失最惨重的三个行业是汽车行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商、机械设备制造商。报告还指出,德国作为一个出口大国,调整商业模式的解决方案是与美国等理念相似的国家形成战略伙伴或者签订自由贸易协议,这意味着德国企业的供应链需要做出调整,欧盟和美国的自由贸易协议可能缓冲掉对华脱钩带来的一部分负面影响,但无法抵消全部影响。

对华贸易政策的转折点

中国经历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形成了一批具有消费能力的中产阶级,这是一些德国企业收入的重要来源。汽车制造商大众、梅赛德斯奔驰、宝马超过三分之一的收入来源于中国。德国消费者同样受益于廉价的中国产品。德国已成为欧盟国家中对华外国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和对华技术转让最多的国家。

冷战后的德国一直奉行“以贸促变”的策略与中国接触,执政长达16年的默克尔政府倡导与中国的积极接触政策,并推进了中欧投资协定谈判,该协定目前已被欧洲议会无限期冻结。西方国家持续几十年的“以贸促变”政策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相反中国试图重塑国际和地区秩序并推进军事现代化进程正在令西方国家担忧。德国联邦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前主席诺伯特·罗特根(Norbert Röttgen)就明确表示,德中两国在香港、台湾和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

习近平在默克尔卸任前跟她进行视频通话,高度评价默克尔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然而,中国的重要程度似乎被夸大了,德国仅有约2%的就业岗位直接或间接依赖对中国的出口,中国消费了德国8%的出口额,而中欧和东欧国家占比超过7%。此外,还有一批德国企业在中国本土生产销售,并且在中国当地再投资,中国因此而受益于德国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机会。

德国主要的商业组织,德国工业联合会(BDI)及德国对外贸易商会(AHK)目前均不赞同默克尔的老政策,而转向当前的执政党。

为应对原材料、芯片等物资短缺,扩宽来源渠道,降低单一渠道依赖性是业界共识。格伦茨介绍说,制定备选方案有三大趋势:首先,在自然资源方面可以转向澳大利亚和南美,很多政界人物访问这些地区,企业界也在扩展供应商,而不是单一最便宜的供应商;第二是有很多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德国,例如英特尔在德国建立芯片工厂,产品直接销售给欧洲客户;第三是在国内生产产品,而不是从外部采购,以降低对外部供应商的依赖。格伦茨也指出,上述措施意味着产品价格升高,利润降低,总体竞争力也会下滑,因此欧洲正面临一个困难时刻。

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研究员于尔根·马蒂斯(Jürgen Matthes)在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表示,他所讨论的并非是要与中国脱钩,而是在多个方面降低对中国的依赖性。首先,德国和美国一样严重依赖依赖稀土等原材料,欧盟希望降低依赖性,这样的进程需要加快,对于关键产品,与理念类似的国家建立友谊是一种选择,不过这样的产品种类非常少。

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研究员于尔根·马蒂斯(Jürgen Matthes)
德国经济研究所(German Economic Institute)研究员于尔根·马蒂斯(Jürgen Matthes)

马蒂斯指出,德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被夸大了,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对中国的整体出口依赖不会是一场灾难。

马蒂斯认为,如果美国公司退出中国市场,欧洲公司应该三思而后行以抢占市场份额。相反,在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国家一起与中国打交道时,协调一致的努力是有意义的。

华沙大学研究德国外交政策的助理教授拉法尔·乌拉托夫斯基(Rafał Ulatowski)今年5月接受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 (Chatham House,又译:查塔姆研究所) 采访时指出,德中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结束。这名学者指出,近两年来,德国试图加强与印太国家的外交往来以限制中国的影响力,中国试图利用德国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作为杠杆,使德国脱离与美国的同盟。乌拉托夫斯基认为,在短期内密切的经济联系可能会对一国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但长远来看,战略利益居主导地位,因此德国正在寻求多样化,摆脱对中国经济的依赖,而不是屈服于中国的需求。

进军中国

在地缘政治冲突加剧之时,一些欧洲企业仍然在继续加大对中国的投资,以扩大在中国的收入。德国工业联合会主席鲁斯武姆(Siegfried Russwurm)表示,脱钩是没有意义的,但他建议企业研究风险,减少对个别国家的依赖。

中国德国商会联合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发布的最新调查指出,德国企业在华业务正在重新定位,71%的公司倾向于增加在华投资,仅有4%的企业考虑离开中国。中国对德国企业来说仍然是巨大的市场,然而企业的热情有所减退。报告指出,中国高层领导所提出的“双循环”经济政策对于外资企业来说是一大挑战。在新冠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中国当局要求“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在扩大内需,注重国内市场,被提高自身创新能力。

格伦茨对美国之音表示,“大多德国公司同时对美国和中国市场具有相似的依赖性,很多德国公司在这两个市场创造了25%到40%的收入和利润,对于德国公司而言,失去这两个市场之一都非常困难。这意味着现在德国公司必须同时遵守两套规则和制度,然而这两者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是互相冲突的。这意味着德国公司必须处理好大量棘手的问题,不仅是规则方面,而且技术方面也有。比如技术标准双方也在脱钩。”

格伦茨表示,德国公司倾向于尽可能留在这两个市场,与此同时也试图将销售市场的价值链加以多样化,例如在东南亚国家新建工厂,但也不失去这两个市场。

欧洲能源价格上涨已经迫使消耗大量电力的铝冶炼厂减产或关闭。欧洲在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战争后实施了制裁,然而路透社报道指出,欧盟在今年3月至6月进口来自俄罗斯的未锻轧铝比去年同期增长了13%。企业将目光投向了中国,据报道,去年以来,欧盟从中国进口的铝价值几乎翻了一番,而2至6月的进口量与去年同期相比平均增长了20.07%。

在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欧洲企业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将更加谨慎,企业不可避免地卷入政治冲突之中。台湾在立陶宛设立办事处引发了中国的报复措施,德国大陆集团由于部分产品包含立陶宛配件而无法销往中国大陆。大型企业在中国正在采取更加本土化的经营策略。

格伦茨指出,越来越多的德国企业在中国经营开始采取本地化措施以降低脱钩带来的风险,本地化已经成为趋势,很多德国企业正在大举投资中国,在中国建立工厂并在中国销售,而不是向中国出口。

欧盟委员会正在起草提案,禁止进口使用强制劳动生产的产品,提案有待欧盟成员国和欧洲议会的批准。联合国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指出,新疆少数民族存在强迫劳动的状况,该报告引发了中国的不满。而如果新疆产品被认定为涉及强制劳动,未来可能影响新疆出口到欧洲。美国拜登当局目前已经禁止新疆产品的进口。

格伦茨表示,德国企业在涉及强迫劳动的省份开展业务不多,德国公司希望成为好公民、遵守法律法规,如果当地明显存在强迫劳动,那么德国公司可能会停止投资,不得不把业务卖给中方合资伙伴,甚至退出在这些省份的运营。

德国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于尔根·马蒂斯表示,人权对于德国政府尤其是绿党来说非常重要,对于特定公司对中国的经济依赖和针对中国在全球市场不公平竞争的措施至少应该列为最优先处理的问题。

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在广东湛江的一体化基地本月开始投产运营,该工厂设计年产工程塑料6万吨,主要用于中国的汽车制造和电子产品,预计到2030年该工厂总投资额将达到100亿欧元,这是该公司迄今为止在海外的最大一笔投资。巴斯夫网站介绍说,该一体化项目将100%采用可再生能源电力,工厂、能源和材料、物流和基础设施都集成在一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了工厂开工仪式,如此高级别中共官员出席外资企业开工仪式是相当罕见的,这意味着中国当局正在努力试图吸引国际投资者。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说,巴斯夫(广东)一体化基地项目全面建设暨首套装置投产,对于中德深化经贸投资合作、携手应对疫情冲击、维护全球石化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官媒《中国日报》本月报道说,欧洲企业巨头ABB公司在上海的机器人工厂正处于调试最后阶段,预计将在未来几个月内投入运营。ABB机器人与离散自动化业务负责人表示,这座建造成本约1.5亿欧元的工厂将成为“机器人制造机器人的中心”。ABB的新工厂契合了中国“十四五”规划,目标是到2025年将中国打造成“全球机器人技术创新策源地、高端制造集聚地和集成应用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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