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被叫“娘娘腔”的时候，YM还在中国辽宁上小学三年级。他喜欢踢键子、跳皮筋、跳绳，经常和班里的女孩子一起玩。有一次他放学和几个女生一起回家，几个四、五年级的男生在校门口拦住了他，说他是“娘娘腔”“变态”，还有一些更难听的词。
“当时跟我一起走的女同学站出来保护我，然后刚好有个老师带了一队学生出校门看到我们了，他们也就散了，” YM说。
来自高年级男生的欺负后来持续了一段时间，YM告诉过老师，老师觉得这是同学之间的恶作剧，不疼不痒地批评了那些男生。直到四年级的时候YM转学，这种骚扰才得以结束。
也是在四年级，YM意识到自己喜欢男孩子，“从小我就是和女孩玩得特别好，但从来没有‘那种’喜欢。转学以后当时有点喜欢隔壁班的一个男生，就觉得，哦，原来我可能是喜欢男孩儿的。”
来自辽宁沈阳的YM长得很白净，瘦高个，喜欢健身，头发挑染成棕色和浅灰色，他现在在美国加州洛杉矶读本科，学经济和统计。
自我身份认同
意识到自己喜欢男生并没有给他带来太多困扰，反倒觉得“好像一下子轻松了”，“以前一直不明白为什么我和别的男孩不一样，想明白这层以后就觉得原来是这么回事，像知道自己是从哪来的了一样，” YM说。
对于来自杭州的乔为而言，意识到自己的性取向后也有一种“解脱”的感觉。他现在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计算机专业的本科生。
“我直到初中时候才真正接触‘同性恋’这么一个词，”乔为说，“当时在网上搜一些和LGBT有关的东西，才意识到原来世界上有这么一群人...... 而我自己也是这样。” LGBT是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的统称，也被用来泛指性少数群体。
与他的同龄人一样，1997年出生的乔为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社会的逐步开放。就在他出生的那年，中国出台的新《刑法》将以前曾用来惩罚同性性行为的“流氓罪”废除，一些社会学者认为这标志着同性恋在中国的“非罪化”。
网络和资讯的发达也让中国年轻的性少数群体的自我认同过程变得比前辈们容易，而留学生又是中国年轻人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群体。去年有超过35万中国学生在美国留学，据一些留学生组织和留学中介机构的统计，他们大部分来自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成都、沈阳等大城市，其中还有越来越多的人在高中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国读书，或入读国际学校。比起性教育相对缺失的中国公立教育，留学给了这些年轻人更早、更系统地接触性教育的机会，这也促进了他们的自我认知。
YM高一就读于沈阳的一所国际学校，高二开始到美国读书。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觉得我留学认识的朋友和其他同龄人最大的不一样可能就是眼界更开阔，对性取向不太在乎，更尊重不同的选择。” 他高中时候就和同学出柜了，班里出柜的也不只他一个人。
美国校园新环境
乔为在刚刚来到伯克利的时候还不确定自己的性取向能不能被同学们接纳，“但后来跟大家相处久之后就发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州伯克利这个环境还是比较开放自由的，” 乔为说。
伯克利在1960年代美国“性解放”运动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时至今日它被认为是美国“左翼”的大本营，提倡平等的价值观，支持少数群体权益，其中包括LGBT群体。
乔为在伯克利加入了一个LGBT的兄弟会，在这里他第一次学到了生理性别、心理性别、性取向这些身份认同的差异，也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并不需要表现得像一个“直男”。
LGBT兄弟会里的朋友相处时不会预判对方的性别和性向认同，无论身材和外貌是什么样的，大家第一次见面都会问一句：“你希望我用男性代词称呼你，还是女性代词？”
乔为说：“我才意识到我们作为LGBT群体能够这么自然地去表达自己的身份，只需要活成自己最舒服的样子就好了。”
向家人出柜：漫长的拉锯战
尽管自我认同的过程少了很多纠结，但乔为和家人出柜并不顺利。乔为在中国读高中的时候，他的家人发现他在网上浏览有关同性恋的内容。后来家人要求他去看心理医生。
“我不愿意和他们起冲突，就去了，” 现在回忆起来，乔为仍然觉得这是一个“奇特”的经历。
那是浙江一家有名的医院，乔为本来以为心理医生可能会更多地劝说他的家人接受他的性取向。中国在2001年就不再把同性恋视为心理疾病。
但在让乔为做了厚厚的问卷之后，心理医生说测试结果“偏向同性恋”，但仍然暗示他去“尝试和女生交往”，这让乔为觉得很无奈。
从那以后，乔为和父母就展开了“不问、不说”的拉锯战。
而在密西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读研究生的小汪到现在还没有和父母完全出柜，尽管他父母几年前就知道了他的性倾向。
在浙江大学读书期间，小汪参加了学校里的同性恋权益组织，父母来帮他收拾宿舍的时候发现了社团办活动时的宣传材料。现在他和父母之间处在一种双方都“不点破”的阶段。
小汪的男朋友一狼有过更艰难的出柜经历。14岁那年，他的QQ聊天记录被妈妈发现。
“印象最深的是我跪在我们家客厅，跪了整整一夜，然后我妈拿皮鞭抽我，”一狼说。
但尽管如此，比起他的那些因为出柜被赶出家门的朋友，一狼觉得自己已经属于很幸运的了。
实际上对于很多中国父母而言，“同性恋”作为一个概念或许可以接受，但发生在自己孩子身上则需要漫长的理解过程。
对于2016年从中国来美国参加同志骄傲游行的中国妈妈夏丹宁来说，回忆起女儿刚刚出柜的场景她还会眼含泪光：“作为一个社会现象，我可以接受。但是这事儿一旦发生在我自己女儿的身上，我是接受不了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明白这种心情。”
洛杉矶的YM与父母的关系也处在一种“不点破”的状态。他说：“我的情况我爸也是知道的，但他从来没有真正说出过‘同性恋’这个词。可能一方面他觉得现在‘天高皇帝远’，管不了我，另一方面他可能觉得这只是一个叛逆的阶段吧，期待我能‘自我改正’。”
YM在朋友圈发表过自己参加同志骄傲游行的照片。他没有屏蔽父母，父母也没有任何回应。
独立人生
出柜的艰难使得乔为和父母之间多了一道隔膜。想打破这种隔膜的乔为正在努力找工作，希望在经济独立后可以更自信地告诉父母自己的选择。
一年前因为朋友的介绍，他接触到了北美同性恋权益组织华人彩虹联盟(CRN)，成了当时组织里最年轻的志愿者。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外，乔为在CRN还收获了不少职场资源。
今年9月，乔为在旧金山参加了CRN组织的年度聚会。志愿者组织了职场分享环节，请各个行业的CRN成员介绍他们的求职经验。
经济独立可能是每个大学毕业生都想尽快实现的目标，而对于乔为而言，经济独立还有更重要的价值——他希望告诉父母，即使社会上还是存在歧视，“身为同志可能会遭到一些不太公平的待遇，但我还是有能力让自己生活得很好”。
CRN的主席绍帅说，他希望能这些活动让够给大家一个平台去认识同行业的人，进而感受到作为性少数群体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
“大家可能觉得旧金山湾区已经非常支持同志权益了，但其实特别是在华人群体中仍然有一些偏见，”绍帅说，“在一些科技公司里，我认识的年轻的华人同志大多数没有出柜，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所以我希望做更多的事，让我们这个群体的人能够更加勇敢地过自己的生活。”
爱情与婚姻
经济独立于小汪而言还有一层特殊的意义：他希望和男朋友一狼能够尽快安定下来，有一个属于两个人的家。
去年小汪在美国认识了大学毕业在加州圣地亚哥工作的一狼，两人今年9月订婚，他们很珍惜对方带给自己的“家的感觉”。
2015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决在全美国范围内通过同性婚姻合法，这也给了同志留学生和爱人在美国安家落户的机会。
“当时真的是很开心、很开心的状态，” 一狼说。订婚后，小汪希望到一狼所在的圣迭戈找一个工作。
比一狼和小汪年长几岁的绍帅对于同性婚姻合法有着更深的感受。“对我们而言这是改变人生轨迹的事情，”绍帅说。
2015年以前，因为同性婚姻在美国联邦层面不合法，即使一些州法承认同性婚姻，在移民法的层面同性爱人仍然并不能享受与异性爱人一样的移民政策。
“这也就意味着，在美国工作的同志留学生如果一个人的工作出了问题，他就很难继续维系移民身份，很多伴侣因为这个而很遗憾地没有办法走到一起，”绍帅说，“现在可以通过法律把伴侣留在身边，这是没有办法去衡量但一个人生改变。”
如果能在圣迭戈顺利定居，小汪和一狼的长期计划里也有婚姻这个选项。“再之后的计划还没有想，定居结婚可能是第一步，之后还是要让自己更优秀，” 小汪说，“这样才有能力去承诺彼此。”
在中国，也是在2015年，湖南长沙男生孙文麟和男友去民政局登记结婚被拒绝，之后他把民政局告上法庭，该案件也被称为“中国同志婚姻第一案”。经过将近一年的审理，2016年4月孙文麟败诉。
尽管中国法律至今并不承认同性婚姻，但同性恋权益正在受到更多中国年轻人的支持。前不久新浪微博宣布清理“涉黄内容”，在通告中把同性恋和“性变态”并列在一起，引起众多网友的愤怒。在抗议声中，新浪最终改变了政策。
谈起中国同性婚姻的未来，一狼觉得充满希望。“我们就算在美国结婚了，在中国也是不合法的，”一狼说，“但在亚洲范围里很多地区都开始认同同性婚姻了，他们也在讨论同性婚姻的合法性，我相信，以后我们一定会通过同性婚姻合法的。”
在小汪和一狼看来，尽管同志人群在中国比美国面临更多挑战，但他们并不排除以后可能回到中国去。
“其实第一关永远都不是别人怎么看你，而是自己怎么看待自己，”小汪说，“如果在美国的话，这边环境已经不错了，我们只是再推一把。如果回国的话，可能要在第一线奋斗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YM、小汪、一狼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