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唐丹鸿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加沙战争手记。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凌晨四点多，一阵警报声惊醒了我。坐在寂静的黑暗中，才意识到只是一场惊厥。今天是“大屠杀”发生后、或者说以色列-加沙战争开始的第8天。当我坐到书桌前开始记这篇手记时，空中有武装直升机的轰响，还有一阵尖啸掠过头顶，是那种独立日飞行表演里，能快速俯冲爬升翻转的战斗机。
在近邻也遥远的公众眼里，以色列从大屠杀的受害者，已翻转成了“屠杀加沙平民的屠夫”——真的吗？
8天前，一千多名哈马斯恐怖份子越过以色列边境线，杀害了逾1300名男女老幼和婴儿，劫持了150多名男女老幼和婴儿到加沙，伤者逾三千。《人类简史》作者尤瓦·哈拉瑞形容到：“这些天，以色列人的大脑都被痛苦填满了。”
痛苦的能量也打击了我，在体内回荡。或许是精神创伤应急性反应，几天前发生的事，已有点记忆模糊。我觉得再不记录，我都快想不起发生什么了。
一周前的10月7日星期六。大卫的电话将我从睡眠中唤醒。他问听见警报没有。安息日早晨格外安静，窗外街道没有人，树上有鸟叫。大卫却说全以色列都被攻击了，“从哈马斯到真主党”，也就是说从加沙到黎巴嫩。他在二十分钟车程外的一个国家公园骑自行车，突然警报响，空中滚动着铁穹拦截火箭弹的爆炸声。那里没有掩体，他只能趴在地上。刚挂电话，我们这里警报也响了。楼里居民都跑去楼底掩体，等待闷雷似的爆炸声停歇。
在这之前，极右政府已用“司法改革”从内部攻击了以色列。逾万预备役人员抵制司法改革，宣布停止报到。国防军多次就安全问题发出警告。而议会对不受约束的权力更感兴趣。在某个周六晚上的卡普兰抗议活动中，一位高科技公司的工程师身披以色列国旗，边走边和我聊：“我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总觉得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我也恍惚看见火光、浓烟……与屠杀和毁灭有关。我真动了逃离的念头，告诉了大卫和其他人。
大卫认为我这是把中国的创伤经验，生硬地投射到了以色列当下。其他人则问我：“逃去哪里？我们无处可去。我们只有这个国家。”空气中飘荡着“保卫民主”、“宪政危机”、“内战”的硝烟。
在卡普兰大道以色列国旗聚集的蓝白河流中，世界犹太人大会总部对面，有一片孤岛：小众的和平组织人士，高举着巴勒斯坦旗，在声嘶力竭不懈地呼号：“不再有占领！”“以色列是种族隔离国家！”“自由巴勒斯坦！”
没想到发生的是这一幕景象。以色列上空火箭啸叫，闷雷般爆炸。火焰、浓烟、破损的房屋、火箭弹片……每几年就有一轮这样的画面，像一部雷同的烂片。但是这一天，2023年10月7日，烂片被哈马斯拍成了触目惊心的恐怖真人秀——一切都改变了。
一场历史性的改变。持续了40个星期的反对政府司法改革的抗议活动取消了。不知何时才恢复。谁都清楚，一场可怕的战争刚刚点燃了导火线。
就像一段时光倒流的旅程：人们先联想到9/11，途经赎罪日战争，然后来到了二战时期的欧洲。犹太人孤立无援，纳粹特别行动队闯入犹太社区，挨家挨户扫射。犹太人躲进衣橱、藏身垃圾桶、缩在地窖、掩体……特别行动队的纳粹狰狞一笑，血洗了这些犹太人。纵火烧毁了犹太人的房子……哈马斯在以色列南部美丽的村庄，重复了这一切。装备齐全的哈马斯武装人员，就像纳粹特别行动队一样，对“犹太人”实施了一场大屠杀——在哈马斯眼里，那些男女老幼、犹太人、阿拉伯人、欧洲人、亚洲人……通通是“犹太人”。
“我们与哈马斯激战了48小时。当我们进来这个社区，所看见的恐怖、屠杀、残暴，让我想起二战时，艾森豪威尔将军被带到死亡集中营。艾森豪威尔说：‘请记者们来’……”一名国防军指挥官告诉新闻界：“这就是我请你们来这里的原因。”
在记者们声音颤抖、强压泪水的报道中，提到了有40名婴儿惨死，甚至被砍头。那些憎恨以色列的人们，或者说那些声称支持巴勒斯坦的人们，开始了一连串的质疑：质疑记者是听以色列军人说，没有图片就没有真相。然后美国总统拜登不得不澄清，他并未亲见婴儿被砍头的照片。然后记者道歉，表示没亲见照片。“到底砍没砍婴儿的头”，像一首小曲哼唱。在哈马斯天女散花的血腥图像上哼唱。在大屠杀现场报道的视频前哼唱——视频中一堆堆裹着尸袋的尸体，仿佛还不够显示人类如此蔑视生命、蔑视尊严。
然后以色列政府证实。然后质疑以色列政府撒谎。然后以色列不得不公布了三张遇害婴儿的照片：两张是被烧焦的婴儿照片。一张里面的小尸体浑身血迹、脸部和脖颈处有遮挡处理。小曲儿的歌词是这样的：
“到底砍没砍婴儿的头？
烧焦的尸体看不出啊。
被遮挡的图片看不出。
即便有一个被砍了头，
那也证明不了四十个。
到底砍没砍婴儿的头？
就算婴儿的头被砍了，
那么巴勒斯坦被屠杀的婴儿呢？”
旋律尖刻无情，节奏步步紧逼，仿佛执着于真相。在大屠杀之后，一遍又一遍闪烁“以色列是骗子”、或者说“犹太人是骗子”的煤气灯。
一名犹太人在《以色列恐怖袭击受害者的图片证实了一个可怕的事实》一文里写到：“犹太人已见怪不怪自己遭受的暴行被否认。这种淫秽行为在否认大屠杀的现象中最为明显……通过强迫他们证明他们所经历的、确实发生了的恐怖，来给他们带来额外的痛苦和折磨……我们最近几天所目睹的情况惊人地相似……那些否认犹太儿童被哈马斯以可怕方式杀害的人，与大屠杀否认者否认大屠杀的理由相同：通过对以色列家庭难以想象的损失表示怀疑，来加剧这些家庭的痛苦，并否认国际社会对以色列的同情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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