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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10:12 2024年12月24日 星期二

特拉维夫的加沙战争手记: 伤口上的光


特拉维夫阿比玛广场上的两百多张床,表达人们对人质的牵挂 (美国之音/唐丹鸿)
特拉维夫阿比玛广场上的两百多张床,表达人们对人质的牵挂 (美国之音/唐丹鸿)

编者按:这是唐丹鸿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加沙战争手记。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连续五周,我写了五篇特拉维夫-加沙战争手记。像五条文字的绷带,分别包扎在几处心理创伤上。还是很痛。我听见他们说:要看见光。无论多黑暗,总是要追寻光亮。这是我在以色列接受心理治疗时,被不同的治疗师分别反复提醒的话。

我生活中的以色列人有各种光,他们逐渐照亮了我。我所感受的痛,不仅是出于同为人类,也是因为我与他们的灵魂相遇过。人们从暴击之痛中站起来,带着自己尚存仍在的能量,去帮助痛苦中还无法站立的人。我也要去采一些光。

心理治疗师芭芭拉·维然斯基 (美国之音/唐丹鸿)
心理治疗师芭芭拉·维然斯基 (美国之音/唐丹鸿)

我先去海边转了转。10月7日已是一道分界墙。无形高墙的刀锋划破了某种子宫般的脓肿。好像很多人都死了一次又活过来了。10月7日之前是一个世界,之后已是另一种存在。然后我去探访了心理学家芭芭拉。问她10月7日之前在做什么?10月7日之后呢?

“我研究的是EMDR,这是一种心理疗法,旨在减轻与创伤记忆相关的痛苦。EMDR是一个遍及欧美的国际性专家组织。我所属的以色列EMDR有一个名为‘EMDR和平’的组织,成员包括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心理治疗师。创办人是一位以色列心理治疗师。她与两名巴勒斯坦治疗师制定了一项计划,为东耶路撒冷和西岸的巴勒斯坦治疗师提供EMDR培训。巴勒斯坦治疗师有的住在东耶路撒冷,有些住在西岸。培训需要一些经过认证的培训师,一些阿拉伯语翻译,一名培训主管。创办人邀请我任培训主管。

战争爆发后第六周的特拉维夫海边 (美国之音/唐丹鸿)
战争爆发后第六周的特拉维夫海边 (美国之音/唐丹鸿)

有一个由以色列女性和巴勒斯坦女性共建的民间组织“光明女性”。通过“光明女性”的安排,我们与很多巴勒斯坦治疗师,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Sheikh Jarrah)开了一次见面会。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第一次与巴勒斯坦人坐在一起。许多巴勒斯坦治疗师也是首次与以色列人坐在一起。刚开始的时候,彼此看着对方,想找话说却不知该说什么。双方都不太自在,也很不舒服。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尽可能用英语分享彼此的经历,说一些具体的案例。也有人全靠阿拉伯语翻译交流。渐渐地,人与人之间变得更加自然。一位西岸来的女士抱怨她如何花了很长时间才到达这里。她得经过一个又一个检查站,在每一个检查站都被士兵拦下盘问。这让她非常气恼。我们也为她的遭遇生气。我们说:真的很抱歉你经历了这一切。有些士兵太年轻,仅仅为了取乐而拦下别人,非常粗鲁。她说这太让人不安了。我们说是的,士兵们的做法非常不对,实在太糟糕了。

我们对他们详细解释了什么是EMDR ,以及接受培训的要求。我们希望他们的治疗师达到与我们的治疗师相同的专业标准,必须至少有第二学位,必须有心理治疗师资格。他们中的大部分毕业于耶路撒冷大学哈达萨医学院,也有一些是在约旦学的……渐渐地,我们彼此之间感到越来越柔和,越来越友好……这是多么美好的感觉啊。我们在互相拥抱中结束。并定于 10 月 8日在东耶路撒冷的谢赫贾拉开始培训。

然而,10月7日,大屠杀发生了。一切都转过身去了。

志愿者们在帮助疏散者 (美国之音/唐丹鸿)
志愿者们在帮助疏散者 (美国之音/唐丹鸿)

以色列人纷纷自发加入各种志愿团队,为幸存者和人质家属们提供各种帮助。我们这个项目里的治疗师,也转身去帮助自己的国民。加沙边境地带的人们,全部疏散到了以色列中部,大多住在酒店里。幸存者们非常震惊,无法平复。以色列EMDR立刻召集志愿者,为遭受可怕心理创伤的人们提供帮助。

我们都是经验丰富的治疗师。EMDR的人员曾在战火乌克兰工作过,也在世界多种紧急情况下工作过,具备各种应急治疗的经验。我们展开了小组治疗。我所在的小组大约有18名年轻人,他们从新星和平音乐节幸存下来。

这次治疗在Zoom上进行。两名治疗师专做治疗,另外两名治疗师专做观察。观察是否有人过度不安,是否需要单独治疗。幸存者们都是20岁出头的单身男女。我能看见他们在一个个小方框里的神态。但其中有一对伴侣呆在黑暗中,没有开灯。我们请这些人大致介绍一下情况,以便诊断对他们最艰难的部分。

一个女孩说,她藏身在灌木丛中。灌木上的一根枝桠压着了她手臂,灌刺扎进了肉里。她不敢移动。恐怖分子就在灌丛外走来走去,她怕仅仅动一下手,就会被发现。外面传来脚步声、枪声、人们被虏走时的尖叫。那根树枝压在手臂上,她一动不动,就这样躺了六个小时。她本和男朋友在一起。他们跑散了。男朋友被杀了。

在听完所有人的介绍后,那对伴侣仍然在黑暗中。他们没参与,也没有自我介绍。我告诉他们:“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的名字。”他们开口说出了名字,逐渐有了更多勇气。他们在极度惊惶中跳进了一辆车,在枪声追击中超速狂奔得以逃脱。然后他们开始被可怕的负罪感折磨。因为那不是他们的车。他们只是因恐惧而不顾一切跳进去开走了,把车主人、把朋友们抛在了后面。许多朋友都被杀了。

这些年轻人多是与朋友一起到音乐节派对的。有的亲眼目睹了朋友被杀,有的眼看朋友被劫持。死里逃生的他们产生了负罪感。我们将他们组在一起,让他们感到是这一团体的一员,是连接力量的一部分。帮助他们触及真实的地面,看见自身的光亮。本质上他们都是健康的年轻人。

我也给一些幸存者做单独治疗。有一位印度女士,一名家庭护工,刚来以色列两个月,不会希伯来语。她和一位神智有些错乱的老太太一起,居住在加沙边境带的基布兹。老太太的家人移居别的地方了。

10月7日那天早上,她先是听见警报和空中的爆炸声。她立刻推扶着老太太,躲进了家里的安全室。老人的女儿打给她电话,要她锁好安全室的门,基布兹里有恐怖份子。而老太太说必须去洗手间。外面传来恐怖份子的走动和吼叫、枪声四起,人们的惊呼、婴儿哭啼、孩子的尖叫声……老太太执意要去洗手间,试图打开安全室的门。她不停地推开老人,阻止她开门。恐怖份子进了她们的房子,在安全室门外大喊“开门、开门”,然后朝安全门开火。这一切对她来说太恐怖了。她想到了印度的家人,丈夫和两个孩子。她就是为了他们才离家万里,到以色列来做工的。她不想死。另一方面,老人也快疯了,不明白为何被关在这里,不断拼着要开门。

老人的女儿在特拉维夫,断断续续和这位护工通电话,鼓励她、安慰她,告诉她军队已经到了……就这样她们在安全室呆了35个小时。

以色列军人来解救她们的时候,在安全门外敲门喊:“有人吗?请开门,是我们!”这位印度女子不懂希伯来语,以为是恐怖份子,不敢作声。军人朝门锁开枪。她确信再也见不到两个孩子、再也见不到丈夫了。她呆站在那里神思恍惚地说“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军人们进来了。其中一名士兵看到她如此恐惧,走过来握住她的手,用英语对她说:“你现在安全了。”

她们疏散到了特拉维夫,住在一套公寓里。很安全。可她害怕单独跟老太太在一起,必须得老人的女儿陪着。她害怕与老人的女儿“中断联系”,就像在安全屋里电话中断那样。老人的女儿不能总陪她们一起住。这位印度女子希望能再次单独照料老人。她30来岁,离开了丈夫和孩子来以色列工作,希望挣钱寄回家里。现在印度的亲人们希望她立刻回家。可她才来工作了两个月,什么钱都没挣到。家里需要钱。她从心底里想继续做这份工。我问她能想到的美好事物是什么?她首先想到俩孩子。孩子和她和丈夫,一家人围坐在桌子旁吃饭,在印度的家。她是一个有力量的女人。

在小组治疗时,我们也是要求每个人联想记忆中快乐的事物。一个女孩说在海滩散步。另一个想起跟猫躺在床上,抚摸猫的皮毛。很多人提到狗、猫等动物。很多人只想和所爱的人在一起。也想起了周末傍晚的一盘鸡汤……种种美好的感觉,用身心去感觉它。

那么,“EMDR和平”的培训项目何时能恢复呢?

“一切都停顿了。由于战争,以色列人不能去东耶路撒冷。巴勒斯坦治疗师们也不能来跟我们合作了。现在,我们和他们成了‘敌人’。如果与我们合作,他们将被视为背叛,面临来自自己人的威胁。

“历经多次战争,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心里都是创伤累累。“EMDR和平”的创办者为这个项目付出了很多心血,成功从欧洲非政府组织获得了资金。她们甚至计划与加沙的国际红十字会联系,争取为加沙的心理治疗师提供远程培训。

“一切都翻篇了……”

芭芭拉是一位我视若母亲的老年人。她喜欢说:总是看见光。道别时她唱歌般地宣布:“让我告诉你一个有光的消息!我正在与一位退休生物学教授发展一段亲密关系!”是的,这是光。

我回到了特拉维夫的海滩,坐在沙子上。我想起以色列的海滩。彩虹斑斓男女混杂的海滩、人和宠物的海滩、裸体海滩、宗教男女隔离的海滩。然后另一边的景象: 女人们包裹着肌肤和头发。男人们都是主宰。男人们为领地与图腾血腥争夺。那些人看起来那么相似。他们才应该组成一个国家。

我的另一位治疗师,也是一位音乐家。10月7日后的每个星期六晚上,她都召集我们在zoom上相聚。“让我们看见光亮。让我们看见光亮也抵达了人质。他们会感觉到的。试试看从心底告诉黑暗中的人质,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好的,你很快就能回家了……”

她怀抱吉他,弹唱她自己作词作曲的歌:

当心向内聚,伤口是明亮的

当黑夜向内聚,月亮是明亮的

星星之钟从她的睡眠显现时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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