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20年即将过去之际，中国官方宣布全国所有贫困县实现脱贫。在今年实现农村和农民脱贫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宣布的宏伟目标。与此同时，了解情况的人士则表示，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以及中国贫困人口问题积重难返，中共当局的不作为和乱作为是中国人贫困的主因。
官方的宣传与中国的现实
11月23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贵州宣布最后9个深度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这不仅标志着贵州省66个贫困县实现整体脱贫，这也标志着国务院扶贫办确定的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
在今年内实现中国全面脱贫是习近平亲自提出的目标。官方媒体近年来为此进行了大力宣传，其中包括本星期一（11月23日）中共的宣传喉舌新华社宣传说：“（中国共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贫困人口脱贫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在全国范围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创造了人类减贫史上的奇迹。”
中共操控的中国官方媒体几年来大力进行的这种宣传似乎也让美国《华尔街日报》的记者詹姆斯·阿莱迪（James T. Areddy）觉得至少部分可信。在11月17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阿莱迪写道：
“中国农村的穷人自从（中共已故的领袖）毛泽东召集他们参加其革命以来一直是中共战略的工具，然后他们又被强迫参加人民公社生产，结果是灾难性的。几十年之后，邓小平让他们到城市地区的建筑工地和工厂工作。习近平则第三次征用他们服役。为了缩小中国城市富人和农村穷人的差距，他试图让中国乡村城镇拥有企业主和消费者。”
然而，对中国的农村和农民问题下过一番研究功夫的中国经济学者胡星斗表示，官方媒体的宣传使许多中国人或外国人对相关的问题产生了错误的认识。
胡星斗在以个人身份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我想，（中国即使是官方宣布所有的贫困县摘帽之后）贫困人口肯定还多得很，特别是以美国的标准来衡量那就更多了。如果按照联合国或世界银行每天收入两美元来衡量，中国也要有好几亿贫困人口，是好几亿，不是几千万的问题。”
胡星斗解释说，中国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确实是在脱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就，这个仅仅从农村的住房条件就可以看出来；虽然现在依然有贫困地区，但跟以往的普遍贫穷不可同日而语了，这应是毫无争议的事实。但应当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脱贫还是低水平的脱贫，并不是脱贫了之后就进入了富裕或小康水平；中国现在的贫困标准现在跟联合国的赤贫标准齐平了，大致相当于每天收入在大约1.25或1.30美元之间。
胡星斗说，这个水平跟美国的贫困标准无法相比；有人说美国还有四千多万贫困人口，那些说这种话的人大概很多不知道那是美国的标准，美国的贫困标准比中国的高二十多倍，不是高两倍，而是二十多倍；这些人不知道这里的标准差别，就错以为美国作为一个发达国家还有贫困人口四千万，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贫困人口才一千来万，而且今年就全部脱贫了，比美国强多了。
习近平是否关心中国农民贫困
中国还有几千万或数亿的贫困人口，中国贫困人口大都是农民。当今中国农民为什么贫困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政治经济学问题。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中共1949年在中国大陆武装夺取政权之后，建立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奴隶制，将数亿中国农民一举变成中共政权的农奴。这些农奴必须为中共政权劳作，中共政权使他们年复一年地劳作，不给他们提供生产工具、工资、住房、衣着、医疗，甚至不给他们提供口粮。在几十年里，许多中国农民/农奴一年辛苦下来不但没有得到任何收入，甚至反而倒欠中共政权口粮钱。
这些分析人士还指出，这些现代中国农奴自己是农奴，他们的子孙也是生下来农奴，不能改变身份，他们是中共统治之下的人下人，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在中共已故的独裁者毛泽东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初一意孤行瞎指挥导致的经济大灾难和人造大饥荒中被饿死的数千万人几乎全部是农民。
中国历史研究者宋永毅搜集的中共和中国政府内部文献显示，当时的死亡者很多不是饿死的，而是被打死的，因为他们不肯放弃自己和家人可以用来活命的口粮就被中共地方官员打死。
批评者说，在中共1970年代末位开始实行所谓的“改革开放”政策之后，中国农民情况有所改善，获得了有限的迁徙自由，可以到城市打工，由原先几乎毫无权利可言的人下人变成中国的二等公民，但他们到城市打工的一个先决条件是中共政权可以对他们任意召之即来，挥之即去。
北京当局2017年11月底12月初把大批在北京打工谋生的农民工/移民工在大冬天的半夜里把他们从合法租住的居所驱赶到大街上，把他们驱赶出北京。中国还有其他城市跟北京有样学样驱赶农民工/移民工。
由于事情是发生在习近平所在的北京，许多中国人一度期望反复声言关心大众福祉、关心基层群众困难的习近平能为那些移民工/农民工说点公道话，对残暴的北京政府官员提出批评。但习近平在北京当局驱赶移民工之际自始至终一言不发，过后也没有任何批评。
习近平的这种镇定自若导致许多批评者说，尽管他掌控下的中国官方媒体不断宣传说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但显然他并不在乎群众的困难。与此同时，也有批评者说，习近平对他所任用的酷吏残害农民工/移民工的做法不管不问并不是他的疏忽或怪癖，而是中共统治中国70多年来肆意役使农民的一贯思路使然。
因工作关系跟中国农村人口有经常性接触的大陆资深媒体人王先生对中共政权的农民和农村问题的思路提出批评说：“农村的资源是非常贫瘠的，出于（政治和政权安全）稳定考虑把农民约束到土地上，是不明智的，也是不道德的，也就是说无论农民多么辛苦，在农村就业都非常艰难，所以鼓励农民去城市就业才是正路；就业主要靠农村是非常有限的。”
还有批评者指出，中共虽然靠农民和农村在中国大陆夺取了政权，但在掌权之后对农村和农民的歧视和歧视性政策始终一贯，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资源大都集中在大城市，农民子女的教育被中国政府轻视或忽视，得不到多少国家资源。
但在高考的时候，来自农村地区的考生不但不能因国家造成的不利条件受到补偿，反倒要受到进一步的歧视，他们报考同样的高等学校考分要比大城市的考试生高出许多才能被录取。
2001年，包括东方网在内的中国媒体广泛报道说，山东省青岛市三名考生状告教育部的高校招生规定向北京等大城市倾斜，使她们出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侵害了她们作为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权。但那一诉讼在中国政府压力下不了了之。
中国农村和中小成城市的学生和家长抱怨说，自那时以来，中国教育资源大规模向大城市倾斜的基本格局一直没有改变。
与此同时，中共当局严禁来自农村地区的学生到城市上学或参加高考。当局也禁止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自办子弟学校给自己身边的孩子提供最基础的教育，将农民工子弟学校封闭，甚至夷为平地。
批评者说，对于这些跟农民脱贫密切相关的非常现实的农村和农民的问题，声言要竭尽全力使中国贫困人口脱贫的习近平从未展示出任何的关心甚至兴趣。
当今中国农民/农民工困境
已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和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鲍彤有长期在中国农村工作经验。在鲍彤看来，过去70年或100年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说来说去可以很复杂，但也可以很简单。
他说：“中国的农民问题，过去（1911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创者）孙中山讲过，根本问题就是耕者有其田的问题，这个观点（中国）共产党是认同的，因此后来就搞土地改革。中国的土地改革的结果是（后来）耕者无其田。我看这个事情大家都是知道的。”
鲍彤接着说，中共把土地改革给农民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当作自己的功绩，也把后来剥夺农民土地实现“耕者无其田”当作功绩，当作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功绩，中共对此并没有隐瞒。
在鲍彤看来，中国的农民和农村问题有一种世界其他国家都没有的特殊性。他说：“现在（中国）农村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农民丧失了土地之后涌入城市。有一段时间农民是不能进入城市的，现在是有条件地可以进入城市。有条件进入城市的农民很多人身份变了，变成了农民工。但他们的家人还在农村，因此中国农村现在有一个特殊的、全世界都不存在的问题，这就是农民家庭的破碎，夫妇不在一起，或父母跟子女不在一起。”
中国的农民/农民工为中共政权主导的经济发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中包括他们在城市打工交税，却不能获得跟城市居民平等的居住、医疗、教育、养老的权利，他们被迫为了谋生而将自己的父母和孩子留在农村。
鲍彤的说法是，“全世界的孤儿都是失去了父母，父母死亡了，但中国的孤儿不是父母死了，而是父母离开了子女，子女离开了父母，父母还活着，但家庭却不能团聚。子女是一个问题，老人也是一个问题。”
鲍彤在这所说的农民工家庭子女和老人问题，又名农村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他接着说，中国的传统习惯是子女要赡养父母，父母失去了劳动力，子女要赡养。中国的农民工为了生存就这样跟父母和子女分开。这是牵涉三代人的悲剧，是一个社会现象，而且不是一个孤立的社会现象。
对中国农民为中共控制下的中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这种生离死别的沉重代价，中共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要么是轻描淡写一带而过，要么是避而不谈，回避任何深入具体的报道。但因为这一问题牵涉中国千百万家庭，中国公众非常关心，也深有痛感。
中国这种痛感在2013年3月下旬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呈现出罕见的爆发。偕同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习近平妻子彭丽媛到莫斯科一个孤儿学校访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彭丽媛“看望俄孤儿 代表中国千万母亲”。
这种官方报道在许多中国网民当中招致强烈的反感和抨击。一些批评者谴责彭丽媛和中共政权伪善，批评她作为一个母亲对中国成千上万的留守儿童跟父母分离的困境不管不问，还盗用中国千万母亲的名义到国外假装关心孤儿，假扮富有爱心的母亲。中共当局对网民的这种批评没有做出任何正式或非正式的回应，并对有关的批评意见进行封杀。
是促成还是毁坏农村经济发展
中共政府自己也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还很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还很大，即使是今年全国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中国离真正的脱贫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与此同时，有许多观察家和评论家指出，中国农村和农民之所以整体上比城市和城市居民贫穷得多，主要并不是因为中国农民懒惰或愚笨，而是因为中共掌权70多年始终一贯地实行一种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在户籍、土地、金融、财政、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歧视农村和农民的政策。
对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有研究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应当逐渐地拆除户籍的篱笆，不仅要准许农民进到城市里来，而且也要准许城市的人到农村去。城市的人到农村去，他们就会投资农村的幼儿园，小学，投资农村的医院，这样才能把农村带动起来，这样才是建设新农村的一条途径。”
胡星斗又说：房地产也是一样，城市和农村是两套土地制度，城市人还不能到农村去买房子，买房子是小产权房，都是违法的，这些障碍都要破除；只有破除将城市和农村区别对待、歧视农村的二元制度，才能使农村经济发展繁荣起来，中国才能真正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观察者指出，胡星斗的这种城乡融合的美好愿景能否实现令人怀疑。就在胡星斗接受美国之音采访发表上述评论之际，北京昌平小汤山镇当局对北京市居民到那里建设的农业科普示范园及附属的自建住房切断天然气，随后再发出拆迁通牒，声言他们要在11月29日到来前自行拆除他们的建筑，否则将予以强拆。
尽管当初那些北京居民是被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发展当地农村经济招引过去的，尽管他们用自己的积蓄资金在那里的建设都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许可，他们也有昌平县政府颁发的“土地经营权证书”，有效期从1999年至2049年，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当地政府出尔反尔对他们实行强拆驱赶。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北京郊区一直在进行这种强拆驱赶，与此同时，在毗邻北京的河北省，当地地方当局拘留了著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并夺取接管了他的企业。这一局面使人们再度对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所声言的发展农村经济使农民脱贫的说法的诚意产生怀疑。
孙大午这不是第一次被抓捕。2003年，当局曾经以批评者所说的莫须有的非法集资的罪名抓捕他，并将他判刑三年，缓刑四年，当时在中国引起广泛的批评和抗议，中国当时相对自由的媒体也有报道。当局后来在抗议的压力下释放了他。
这一次孙大午被抓，中国的媒体已经没有当年的自由，没有批评或抗议的报道。一度长期担任中共高级干部的鲍彤说，孙大午的具体情况，他不了解，但听说孙大午口碑很好，在他的村里很受爱戴，因为他不但自己发家致富，更乐善好施，散财济贫，喜欢跟众人分享他的财富。
鲍彤谈孙大午和农民企业家问题
鲍彤说：“我有一个朋友叫姚监复，姚监复原来是在中央农村工作研究室工作的，后来老了，跟我年纪一样，就进养老院了。养老院很贵。后来听说孙大午的养老院很便宜，他就去了，去了之后很高兴，说孙大午那个地方对老人照顾很好，不光是照顾一般的生活，也包括疾病治疗都很好，费用很低。我不知道孙大午出事之后，像姚监复这样的老人还能不能找到这么好的养老院嘛？
河北当局为11月11日抓捕孙大午提出的理由是他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来自中国的报道说，警方当天抓捕了28人，其中包括孙大午夫妇、孙大午的两个儿子、两个儿媳等家人以及一些公司高管；知情人士说抓捕孙大午的导火线是孙的企业与当地一个国营农场有土地纠纷。
鲍彤说：“有人说，问题主要是国营农场跟孙大午有土地纠纷，因此（当地政府）就把孙大午抓起来了。什么有土地纠纷就要把纠纷的一方抓起来，我不懂。如果有纠纷就要抓起来，那应当也把国营农场的人抓起来呀。当然我是反对这种情况的（反对这么随便抓人的）。说有土地纠纷就要抓起来，我看抓任何一方都是不对的。有土地纠纷应该依法办理。”
在鲍彤看来，孙大午这个农民企业家的企业与国营企业发生纠纷，中国政府当局抓捕孙大午，国营企业一方则安然无恙，这种明显的法律面前不平等的景象显然不是一种失误或偶然现象，而是当今中国根深蒂固的问题。
鲍彤说，“刚刚结束的（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讲了一句话，说是有一个远景，就是到2035年，也就是再过15年，争取这个国家基本上建成一个法治社会，法治国家，法治政府。这就是说，从现在到未来15年以内，（中国）基本还没有法治，基本上公民在法律面前不可能人人平等。”
鲍彤表示，中共的这种说法，这种好似充满艰辛的法治远景展望是令人难以理解的。他说，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是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键，农村经济发展不能一蹴而就，农民脱贫不可能一夜之间实现，这些都可以理解，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是立马就可以实现的。他说，连“万恶的资本主义”的国家都可以做到的事情，中国更可以做到；让孙大午也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不需要15年，只要一天，甚至1分钟就可以做到，关键是看你想不想做。
中国人的贫困问题与常识
谈到中国农村和农民贫困问题，鲍彤认为，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不需要高深的学问，只需要常识，也就是英语世界的人所说的常识（common sense）。他说，中国农民的贫困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皇粮拿工资的干部（官员）越来越多造成的。鲍彤在1950年代作为中共干部到安徽去，安徽，河北，一个乡只有一两个，最多三四个干部，还有的只有一个半干部。当时乡会计是全职的干部，乡长只是半职干部，乡党委书记不是干部，还是农民。甘肃有的地方只有半个干部。现在则是每个乡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干部。
鲍彤说，这种靠劳动人民养活、不从事生产又旱涝保收的干部/官员越来来越多，政府财政不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而是取之于民用之于人数庞大且持续迅速增加的官员，这不仅是农村的问题，也是城市的问题；中国城市也有低端人口，城市贫民，人民负担太重了；贫富差别在中国特别表现为官民差别。
鲍彤所说的官员太多令劳动人民难以负担的说法也是许多前任和在任中共高级官员的说法。
谈到中共当局眼下大力宣传农村脱贫的问题，因工作需要经常到农村的大陆资深媒体人王先生说，“（中国）大陆对农村的扶贫方式大多比较原始，帮助当地农民找项目找贷款，或提供捐助帮助农民迅速致富，这其中有三个方面的情况：1，确实引进有价值的项目，能够持续造福当地农民；2，引进一些短平快的项目，让农民短期获益，迅速拉高其实际收入；3，通过农业补贴贷款和对口支援单位捐助，让农民短期收入上升，甚至没有实际项目支持，包括短期项目，基本上是一种造假行为。
“现在无法判断哪种情况的权重更大。根据我对农村多年了解的经验，造假和短期行为应该是主流。也就是说，这种运动式扶贫只会产生短期效益，不可持续太久，农民返贫的可能性还是很大。”
在这方面，美国《华尔街日报》11月17日的报道呈现了一种有趣的景象。中国官方媒体过去几年来宣传说，习近平2016年4月下旬考察了安徽六安市金寨县花石乡大湾村，与当地村民讨论了脱贫问题，随后大湾村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成了红红火火的旅游地。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部分是因为习近平的到访使大湾成了旅游点。当时他和村民围坐在一起的座椅给固定在地上，还有当时摆出来的花生的复制品，以及挂在他身后墙上的一块腊肉。日前的一个下午，那个山村来了三辆满载游客的大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