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1月11日开始，孙大午的名字开始刷屏网络。当天，中国五百大民营企业之一的大午集团创始人孙大午，与二十多名公司高管，突然被当地警方武装抓捕，罪名是“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
特警全副武装实施抓捕，工作组进驻大午进行控制
《南方周末》引述大午集团一名匿名员工的话描述，11日凌晨1点左右，六辆大巴载着手持冲锋枪、牵着警犬和带着梯子的特警，闯入河北保定徐水区高林村镇郎五庄村的大午新民居。这是大午集团的自建小区，“居住着许多大午员工”。
《南方周末》说，警察第一批带走了孙大午夫妇二人、他们的两个儿子和两个儿媳以及其他高管；第二批带走了子公司的领导人。孙大午一个年幼的孙子被留在家中，警察负责看管并且不让保姆靠近。
那名受访的匿名员工询问警察，为什么把领导带走？对方回答：等通知。该员工说，他“留意到，有的家门有被强行撬开的痕迹” 。他还了解到，凌晨抓捕行动时，附近通讯信号被屏蔽，“直到人被警方抓走之后才恢复”。
在湖北的张先生是大午集团旗下负责酒类推广的人员。他告诉美国之音，目前关于集团的消息他也得不到，只能在网上看，“我@过大午旗下酒业公司人员，无人回复”，估计“被封口了”。
杜先生也是大午集团在外地的产品推广者。他告诉美国之音，有关方面“完全不许他评论孙大午案”。
《红星新闻》称，三天后，大午集团保卫处一名员工告知，孙大午等人被抓捕之后，政府工作组已经进驻了大午集团旗下的大午医院、大午学校等机构；大午集团和旗下各子公司的人力资源处、财务处也已经被警方控制。
对此，署名“王昊轩”的网评人士称，政府进驻大午集团“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另有网友评论，大午集团被强行接管，“或开危险先例”；就算股东有法律纠纷，与公司也应该是渭泾分明的，“即便为了大午集团的发展，政府也不宜接管，哪怕是接管业务也不应该”；而且，“以涉嫌寻衅滋事和破坏生产经营罪，将公司高管‘连锅端’，不仅在河北省罕见，在全国也罕见”。
孙大午本次是“二进宫”
11月11日7点，河北省高碑店市公安局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消息称：“经侦查，河北大午农牧集团有限公司孙大午等人涉嫌寻衅滋事、破坏生产经营等违法犯罪。2020年11月11日，公安机关依法对孙大午等人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在侦办中。”
中国流亡律师滕彪告诉美国之音，寻衅滋事是中国刑法里的口袋罪，经常用来对付维权人士和异议人士；其定义模糊，很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都会放到这个罪名里。
署名“沅湘”的网评人说，孙大午“这样的企业家，要不是这次被抓，很多人都还不知道吧”。
与孙大午相熟并经常联系的企业家、民权活动人士王应国告诉美国之音，本次警方的行动源于孙大午所在的郎五庄村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
王应国说：“事实上是郎五庄村与徐水国营农场之间有土地纠纷。”
公开信息显示，1963年，郎五庄村曾将740亩土地交由徐水国营农场耕种。实际上，后者占用的土地超过2000亩。为了土地确权，双方数年争执不下。后来，郎五庄村把土地租给了大午种植业公司。
今年6月21日和8月4日，大午集团人员与徐水国营农场人员先后发生了两次冲突。第二次冲突中，徐水区公安介入，并与大午集团员工发生肢体冲突。这就是“6·21事件”和“8·4事件”。
“博讯”说，8月4日凌晨，徐水国营农场人员意图擅自拆除大午集团位于郎五庄村的办公室，大午员工阻止，双方发生冲突。徐水区公安介入，数十位大午工人及村民受伤。
此后，孙大午接受采访说，公安明显偏袒徐水国营农场，“认定他们是国家的，其实他们是以国家名义谋个人私利的团伙”。
王应国说，事实上，孙大午是在居中调解；但是，“就算孙大午本人有土地纠纷，也不过是经济纠纷，上升不到刑事犯罪层面”。
王应国表示，就在不久前视频联系时，他还特意劝说孙大午，“我主要劝他停止所有扩大再生产，低调低调再低调。”
王应国对美国之音说，孙大午这些年发展态势很猛，已经成了独立王国；他的体育馆可以容纳两万人，大午医院至少有16层，大理石装修，很豪华；郎五庄村的村民和大午集团职工每月只要交一元钱，看病不花钱，做个B超和验血的全套体检只要10元……这些受人欢迎的福利冲击到地方政府的权威。
王应国还透露，孙大午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文章都围绕民主理念。而且，包括任志强、胡德华等这些人经常到孙大午的温泉酒店相聚，这是他的休闲渡假山庄。可想而知，他们会一起私下聊天，这在当局眼里肯定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是会被视为反党的。尽管当局找不到证据，但是，会想办法把可能性扼杀在萌芽状态。
滕彪律师说：“刑法里有重要一条，就是行为要有社会危害性，才构成犯罪……然而，几乎所有政治犯和良心犯的案件、维权人士被判刑的案件，都是把一些言论和人权活动称为寻衅滋事。事实上，他们对社会没有任何危害，甚至还推动社会的法制和人权进步。”
滕彪指出，中国没有独立司法体系，执法者说什么，法官就采纳什么，“公检法都是一体的”。
前次入狱为企业向民间借钱
孙大午上次“入案”是2003年。当时，孙大午的企业要扩大，但是向银行借贷无门，于是，大午集团在2000年1月至2003年5月间，以高于银行同期存款利率的条件，以出具借条方式向当地村民借款共计1.8亿元。
王应国说，这是受法律保护的民间借贷行为。
不过，孙大午随后被当地公安部门以非法集资的罪名拘捕，他的两个弟弟，大午集团副董事长与总经理，以及财务处长也因涉案被警方扣留。
该案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关于孙大午是否有罪的讨论，在社会上引发广泛关注，即使在法学界也存在诸多争议。
当时，包括中国官方的新华社、人民日报等，以及美国华盛顿邮报、悉尼先驱导报、法国解放报等国内、国际数十家著名新闻机构，“先后拥进大午集团采访”。
著名的《炎黄春秋》杂志也刊文“再说‘孙大午案’”，其中提到，“中国人民银行徐水县支行”提请徐水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大午集团，罪名是“我支行初步认定该公司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
王应国说，孙大午表示不服，因为他出具的是借款欠条，而不是集资票据，这完全不是一回事。王应国说：“而且，借款双方没有任何纠纷，孙大午也按期如约归还。甚至在归还时，村民还希望继续借钱给大午集团，因为回报好，信用也好。但是，孙大午已经不敢再借了。”
最后，孙大午被当时的徐水县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处罚金10万元；大午集团同时也被判处罚金30万元。
在被定罪之前，孙大午已经被关押了五个月。据称，他在那段时间，“看了大约50本书，文史哲方面的，包括15本中国通史和两本英语习题集，几乎翻完了看守所所有能看的书”。
孙大午那次出狱后接受财经记者张之清专访，认定自己“是个干净的人”，不过称自己可悲可叹，“孤立，不被社会兼容，和大环境不匹配。我明白潜规则，不去适应，依然我行我素，我可以成功，但不会有好下场。”
王应国告诉美国之音，当年为孙大午辩护的许志永律师已经二度身陷囹圄。孙大午公开对许志永大加赞赏。
孙大午与大午集团
网评人沅湘称，孙大午出身于郎五庄村农家，所以是农民；他自创企业，有员工9000，毫无疑问也是企业家；他热衷读书、追梦桃花源，用知识分子的情怀，实现了让村民祥和生活在大午城，住得起房子，看得起病，孩子上得起学的梦想，所以他也是知识分子；他通过分设企业监事会(所有权)、董事会(决策权)和理事会(执行权)的“三权分立”，创立了私企立宪、劳资共和的“私有、公治、共享”的新型企业制度，所以，他还是思想家、改革家。
《南方周末》记者万静波2003年总结孙大午说：“他本是亿万富翁，却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他本该以追逐利润为第一要务，却办免费农民技校、赔钱的中学；他深知官场潜规则，手中毫无政治资源，却不肯和光同尘。”
律师滕彪说：“孙大午是中国企业家中少有的支持法制人权者。”
刘晓波曾在2003年为孙大午一案撰写长文，称“当局一旦发现孙大午这样的农民企业家的不断壮大，特别是孙大午的企业家良知，既鄙视权钱交易，又有敢于直言的勇气，既有经济资源和组织能力，又从争取农民权利角度提出摆脱贫困的思路，从宪政民主的角度呼吁政治改革，将在政治上对现行体制构成巨大挑战，很可能成为新型的农民领袖，所以当局必然要利用模糊的法律进行整治，于是，孙大午及其大午集团就成为“恶法治国”的受害者。”
大午集团是孙大午1985年以一千只鸡与50头猪起家的。10年后的1995年，大午集团已经跻身中国五百大私营企业的行列。现在，河北大午集团员工九千余人，总部占地5000亩，固定资产二十亿元，年产值超过三十亿元。如今，下辖28家独立子公司、一家合资公司的大午集团，是省级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点龙头公司。
有网友分析称，中共认为，民营企业的发展将会对中共政权安全带来危害，一是民营企业做大后会要求分享政治权力或民主化；二是民营企业可能成为未来颜色革命的推动者。所以，民营企业发展必须受到监控，必须满足政治安全的前提。
网评人沅湘讽刺说：“要想做事，先学做人，‘欲练此功，必先自宫’，要和别人相同。把自己搞得与众不同，不吃不喝不贪不占不赌，还办医办学不挣钱，这都是不行的。”
滕彪说，任何一个力量如果被认为对其制度和威望造成威胁，中共都会通过各种手段打压下去。前不久被重判的任志强也是这样，虽然他和孙大午的情况不太一样；包括宗教团体、家庭教会、维权人士、民间组织，所有这些给民间带来一定空间、推动中国法制发展的力量，都会被全面打压。
孙大午一直不隐藏对体制不平等的看法。他2012年为《纽约时报》撰稿、论“中国城镇化要走怎样的道路”时指出，“在农村，八个‘大檐帽’管一个‘破草帽’”，揭示处于中国底层的农村和农民受到政府极度碾压的现实。
署名“老侯”的网评人士说，尽管政府提倡企业有社会责任感，但那是在党的领导下；一个大午集团一肩扛起当地人的医疗、教育、养老三驾马车，把企业办成了社会，一旦失控导致群起效仿，形成独立的力量，岂不让政府边缘化？不管大午集团与徐水国营农场的土地纠纷如何处理，“政府一定会借东风，一揽子解决大午在当地的社会影响问题”；脱离基层政府的民营“都有可能构成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总之，“做党的孩子，是大午集团的唯一出路，也是所有民企的唯一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