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底，在湖北武汉因新冠疫情封城后不久，一辆载有约9000件医用防护服和1800只橡胶手套的卡车从美国明尼苏达的一间仓库驶向芝加哥。它们随后会取道北京和长沙，最终抵达武汉。
这次跨国募捐是由一群北美的华人志愿者完成的。到2月5日，物资被分发给武汉的九家单位，包括八家医院和市公安局。
这是疫情爆发以来，海内外众多民间志愿者支援湖北的一个例子。在许多规模各异的捐助中，民间志愿者展现出了惊人的组织协调能力，帮助武汉和湖北其他地区的医务人员缓解了燃眉之急。与此同时，捐助遭遇的种种困难也显示出中国官方和民间合作渠道的闭塞。有观察人士认为这其中折射出中国公民社会的缺失，而这种缺失让捐助中的责任与风险落在了普通志愿者的肩头。
民间捐助：武汉的及时雨
1月23日武汉封城后，武汉有几十家医院先后发布公告，向社会募捐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等医疗物资。同时也有许多医务人员在个人微博上发起求助。有医生对媒体表示，为了节约使用紧缺的防护服，许多医务人员只能穿着成人尿不湿工作。
居住在美国的小捌看到这些消息决定行动起来。她和朋友们在几个社交媒体上发起募捐后，短短几小时就募集到近7000美元的资金。小捌说：“一下子反响特别大，大家可能当时也都是特别急切想要援助，但是没有好的渠道，所以就一下收到很多钱，” 这在小捌的意料之外。考虑到人力有限，小捌和朋友决定暂停接受捐款，先着手把第一批货物运到武汉。
作为一名医药行业从业者，小捌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寻找可靠的货源，最后决定和明尼苏达州的非营利人道救援组织Matter合作，后者以极低的价格提供了约9000件医用防护服和1800只橡胶手套。这些物资由北美和中国内地的志愿者组织运输和发放，最终送到武汉一线人员的手里。
对于疫情前期缺少装备的武汉医务人员而言，无疑是一场及时雨。
小捌说，根据武汉当地志愿者的反馈，一名来领取物资的医生当场哭了，“她说，‘我和我的战友终于能多活几天了’。”
捐赠中的困境：来自官方的障碍
与这次疫情中许多民间捐助一样，小捌参与的捐助也面临海关申报、物流对接等方面的挑战。更让人头痛的是，官方的政策变化频繁，让志愿者们摸不到头脑。
北京时间1月24日，也就是小捌和朋友发起募捐的当天，武汉政府发布通告称“暂不接受境外捐助”，参与募捐的人们一时间不知道物资是否还能顺利运到武汉。
这条通告也影响到了英国的志愿者小元。在伦敦留学的小元在武汉封城当天加入了一个由40多位英国各地的华人组成的微信群。武汉政府的通告发出之后，团队原本联系好的医院谢绝了他们的捐赠，“这让大家很灰心，” 小元说。
小元的团队里随即有人提议和武汉红十字会合作，但遭到一些群友激烈反对，“红会已经很没有公信力了，” 小元说，“我们希望的是能绕开就绕开。”
而仅仅一天后的1月25日，武汉政府发布的新公告显示当地接收境外捐助，并且捐赠者可以提交相关材料申请减免报关手续。
由于政策的不确定和对大型慈善组织的怀疑，小元的团队最终决定冒险通过“私人途径”捐赠，将50箱纸尿裤和1000多个护目镜分批寄给了几名志愿者在武汉医院工作的家人和朋友，由他们自行处理。
有志愿者担心这样会带来法律风险，“但当时大家还是觉得，毕竟情况紧急，人命更重要，” 小元说。
而小捌的团队则选择和“中华慈善总会”下属的湖北慈总合作。慈总是中国官方认证的另一家大型慈善组织。
小捌说，最初对团队和慈总合作也提出过疑问，但最终商定的结果是慈总只提供文件帮助物资清关，并不参与其他具体的工作，物资的接收和派发仍由志愿者完成。
几名海外志愿者对记者表示，海外捐助只能和红会、慈总合作才能在合规方面迅速过关。
“我们想走民间渠道就是因为不相信官方机构，但政策一定要把我们和他们绑在一起，” 英国的小元说。
“官办非政府组织”的公信力危机
疫情爆发以来，武汉方面多次强调民间捐赠应通过红十字会完成，并表示“绕开”红会捐赠可能受到法律制裁。武汉市委书记马国强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是为了“让我们捐赠者、捐赠的东西能够及时准确登记在案”。
然而正是官方认证的红十字会在近年因为账目不透明、基层组织管理混乱等原因，屡屡陷入舆论漩涡。在这次新冠疫情爆发后，针对红会的质疑也不绝于耳。
2月1日，媒体曝光一名男子开着一辆武汉市政府办公厅的公务用车从红十字会的仓库里取出一箱3M口罩。视频中有记者上前询问，该男子回答“是给领导配的”。这段视频在微博上引发愤怒后被删除，车牌号“鄂A0260W”也成为微博敏感词。
中国红十字会并不隶属于国际红十字委员会。中国各级政府对红十字会采取行政化管理，负责人多由同级政府任命，人员享受公务员待遇。相比于民间慈善组织，红会在财政拨款、募捐、海关和物流渠道等方面享受诸多特权，但红会的运营也受到民众诟病。虽然学界有针对红会“去行政化”改革的呼声，但近年出台的一些政策反而加强了各级政府对红会的控制和资金投入。
根据关注中国公益发展的刊物“中国发展简报”，慈总的“官方色彩”相对红十字会而言要弱一些，但组织架构上仍受到政府“由上至下”的管理，属于典型的“官办非政府组织”。2011年，有患者质疑慈总将国外医药公司无偿捐助的药品卖给患者赚钱。慈总否认了这一说法。
缺失的公民社会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疫情初期的救援乱象凸显了中国公民社会的缺位。
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看来，所谓公民社会就是公民“自发、自主和自治”形成的共同体。“中国公民社会发展最大的阻力来自外部的高压，” 郭于华对VOA说，“也就是权力造成的高压。”
长期关注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郭于华说，上世纪80、90年代，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经历过短暂的“春天”，涌现出许多包括维权组织、劳工组织在内的公民团体，而近几年这种空间变得狭窄。郭于华认为，这种改变“是权力的力量和打压造成的”。
2013年5月，一份据信由中共高层下发的文件要求七个议题不要讲，简称“七不讲”，而公民社会就在禁止之列。文件提到，宣扬“公民社会”的目的是“企图瓦解中共执政的社会基础，最终形成政治对抗力量”。
这类政策显然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公民社会的提防和疑虑。近年来，中国的民间组织在注册、筹款等方面面临诸多困难，特别是专注于权利倡导的公民组织经常受到当局的打压。
而2017年实行的《境外NGO法》把许多跨国NGO挡在门外，也进一步缩减了许多中国民间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民间组织在中国变得越来越难以立足。
在这次救援中，一些志愿者也感受到官方与民间合作的的渠道似乎是封闭的。在这次针对武汉的募捐中，除了一些同乡会和校友群之外，许多民间捐助组织都是以微信群连结在一起的陌生人，缺乏既有的、值得信任的NGO，给志愿者增添了风险，也不法分子利用疫情骗捐提供了可乘之机。
松散的组织和不明确的政策也让捐助人和志愿者们不得不花费大量的时间和资金来打通物流渠道。由于不想和红会、慈总合作，又找不到其他值得信任的机构，小元的志愿团队只能自己承担运费，“运费花了500多镑（注：约合人民币4500元），占了整个物资的三分之一，” 英国的小元说。
疫情之下，缺乏专业NGO帮助的志愿者也难以做到完善的自我保护。
“在武汉对接、负责派送的这帮救援大队的志愿者也特别辛苦，” 北美志愿者小捌说，“他们每天接触很多来领取物资的医生，但是他们自己都没有足够的防护设备，其实风险也很大。” 小捌和她的团队最后把一部分橡胶手套留给了这些志愿者。
此外，为了向海关申请免税，小捌和搭档必须提供个人身份证件为物资担保。“虽然大家都是在做同一件事，但互相之间都是连真名都不知道的陌生人，” 小捌说，这让她有所担忧。
但为了尽快把物资送到一线，她和伙伴最终同意出示个人护照为物资背书。“这个过程中很多的文件和海关（的步骤），是一道一道的坎，为捐赠制造了很多额外的工作量。”
“野生志愿者”
尽管面临种种困难，民间力量在新冠疫情爆发至今仍然在救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特别是在疫情早期，民间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官方和大型慈善组织的缺位。
“（志愿者们）用私家车运送物资、帮助运送医护人员等等，” 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说，“他们一边运送，一边纪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我觉得他们都非常了不起。”
事实上，红十字会公信力的降低使得大量的捐款涌入到小型的民间自组织里。许多由陌生人构成的民间自组织反而因其高效而详实的工作赢得了捐助人的信任。
29岁的互联网从业者Jessie是这种信任的亲历者。她参加的捐助群里只有不到20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只能在业余时间参与捐助项目。Jessie称她的伙伴们为“野生志愿者”。
Jessie和伙伴们一同完成了两个项目，先为湖北孝感市中心医院捐助了将近一万元的食品和生活用品，又为湖北黄冈市英山县下属的卫生院捐助了910箱、一共价值三万多元的方便面。
英山县地处山区，直到2019年一直是中国国家级贫困县。在这次疫情中，英山县政府因捐助公示详细透明而受到众多网友赞扬。Jessie的团队也是由此决定捐助英山。
在捐助过程中，群友们心照不宣地避开了大型慈善组织，他们称自己是“野生”和“散装”团队，内部合作的过程扁平化、机动性强，给予捐助者及时而详细的反馈。
“民间的志愿者团队直接捐给医院的话 ，就非常明确的物资是何时才能够到达，对接人是哪个人，” Jessie说，“非常直接透明。”
刚刚成为妈妈的Jessie在工作和带孩子之外，每天花3-4个小时在志愿小组上。尽管绕开红会给捐助的物流与合规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但她们还是通过网络和线下志愿者的力量迅速打通了一条物流渠道，最终将物品下发到了英山县的300多个村庄。
Jessie说，今后如果发生灾害，她希望民间组织和政府之间是共通的。
“在疫情的前期，当政府或者大的组织反应周期相对来讲比较长、灵活性比较低的情况下，我们这些民间组织或者个人可以力所能及地去做一些反应速度较快的捐赠，” Jessie说，“等到政府和大的组织反应过来了，可能就不再需要我们民间志愿者去做零散的事情了。”
关注中国民众政治权利的美国非政府组织“公民力量”负责人杨建利说，“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弥补政府不能够做到的一些社会功能，政府如果是大而全、什么事都管，那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也管不好。” 杨建利表示，当政府的权力和职能大到民众无从监管的时候，就难以有正常的政府运作。
对Jessie而言，这次参与针对武汉的民间捐助改变了她对“小人物”这三个字的看法。“当我去做一个力所能及的小的捐赠，或者一个小人物能做的事情，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产出、帮助和改变。”
“不必等待大人物，或者是不平凡的那一束炬火，小人物的萤火也可以点亮这个社会，” Jessie说。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的小捌、Jessie和小元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