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20届三中全会将于7月15日起在北京召开，大量访民为了向政府表达诉求涌入北京，但各地方政府早已启动“截访”抓人；被截访而遭拘留的访民家属痛批中共政权利用信访制度对百姓进行精准打压，难以想像国家会把自己人民当成“敌对”势力处理。
随着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接近，中国各地方政府维稳升级，陆续启动安保程序。住在江苏常州市的访民许冬青年届71岁，7月3日到北京上访，在府右街派出所被截访。她的女儿杨丽隔天向北京公安报失踪案，却在7月5日收到刑事拘留通知书。许冬青因涉嫌寻衅滋事被拘留，至今仍无法联系取得消息。
杨丽7月10日在江苏外出时被两名疑似“截访人员”的男子跟踪。她回过头来对着身穿黑衣和白衣的男子录下视频质问：“（跟踪访民）是天皇下的命令？还是共产党下的命令？你们不要跑！”
许冬青的大女儿杨彩英目前居住在日本，她认为母亲被刑事拘留和妹妹被截访应是三中全会的维稳手段，“把人关到看守所就没法去上访了”。
自由亚洲电台6月9日报导，北京当局已分别通知异议人士和维权人士，告知三中全会期间要被旅游或被软禁在家。
截访维稳 中国访民“伸冤”无门
患有心脏病的许冬青因遇银行诈骗遭官方吃案以及土地维权等诉求，自2023年12月起多次上访，屡次被“拦截绑架”，家人还被跟踪监视，甚至遭暴力伤害。杨彩英说，母亲在承受恐吓和精神压力后病情加重，却被禁止就医。
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源自于中国宪法提供人民的“上访权”。来自各地的访民在北京国家信访局外排着长长队伍等着“伸冤”。但近年却被地方政府视为破坏稳定的首要因素，每逢重要政治活动或敏感日期，便加强“拦卡堵截”上访群众，“截访”也成为政府的维稳手段。
杨彩英对美国之音说：“我们当时不知道是他们(地方政府)不让上访的，因为在北京有国家信访局。它就是一个陷阱。我们按照正常的程序去，他们立马就派人去绑架了，派出所的民警他们都回避掉。我们当时都蒙了，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原来这么恐怖。”
事实上，地方政府无权截访，且应按照程序将上访者安置到“接济服务中心”，然而这道保障人民权益的程序在“稳定高于一切”之下如同虚设。
许冬青6月24日上访时，在北京遭陌生黑衣男子“扛”出派出所，强制遣返。杨丽更在6月4日在天津被截访后被无故送进拘留所。4月5日，许冬青和杨丽在北京南站被警察以“涉嫌扰乱秩序”截访，甚至被掐喉咙和扇耳光，但截访人员身着便衣，难以辨认身份。杨彩英直言，母亲和妹妹的遭遇是中国最真实、也是最悲哀的现状。
据访民经验，警察不方便出面时会由“黑保安”代为行动，而中国购买车票实名制则让官方更容易掌握访民的乘车信息，交通车站成为截访的据点。
问起杨彩英为何在母亲遭拘留情况不明时选择对外发声？她表示虽当地政府官员曾警告家丑不可外扬，但家庭的家暴和“国家对人民的家暴”是同样概念。许多访民文化程度不高，多数是弱势群体无法发声，人民处于悲惨的社会，她必须喊出“人民不服，凭什么官员可以侵犯人权？人民政府可以挖坑设套？”
三中全会前夕北京启动维稳产业链
许冬青一家的困境仅是众多受害访民的缩影，大部分访民都有被拘留判刑或者被政府“设套构陷”的经历。
曾参与白发运动的异议人士阿梦在六四前夕已离开武汉，目前落脚在昆明，但近一周以来，国保和派出所公安连日“像防贼一样”紧盯劝说，甚至以经济条件作为诱因交换，希望阿梦返家。
阿梦在北京的维权友人描述，目前“铁丝网以内戒备森严、乌云笼罩”，北京二、三环的出租屋都遭到官方清理盘查，交通严密管制。
阿梦告诉美国之音：“现在这里的气氛很紧张，维稳的各部门都行动起来了，我不回去他（国保）就心里慌，怕我到北京去了。国内过着水深火热的一些事情不让国际上知道，只有在国际上他(中共)还讲点脸面，在国内他是为所欲为。实际上从上到下没有不知道的事，包括维稳都成了产业链。”
阿梦指出，维稳是中国政府的第一优先，所以已经形成维稳产业链。因为惧怕国际舆论，每年重大事件前夕，政府耗资巨款进行维稳。除了正规公安单位，还会雇用“截访员”，这些人多是社会“闲杂”人员，像是物业、城管临时工，提供日薪人民币200-300元协助截访工作。
但阿梦说，保安人员透露政府经费紧张，维稳工资积欠多月，连外出任务也先垫付再报销。
由于“人治大于法治”，让“截访”在各地大行其道。阿梦表示警察会根据不同访民的级别，实施相应的管控维稳手段。有的将访民强行关进拘留所，在关键时刻还可能送进被称为黑监狱的“北京久敬庄救济服务中心”集中看管。
许多访民因缺乏法律常识，踩进政府的圈套而造成财产被掠夺、土地拆迁，求助无门，只能上访，却不问青红皂白被截访。也曾被送进久敬庄的阿梦认为，政府只解决提出问题的人，从来没有解决过问题。他更揶揄久敬庄挂着“法制学习班”，但执法者和解访员才是不懂法律的人。
截访目标是控制论述降低风险
国际人权组织自由之家异言网负责人史凯文（Kevin Slaten）表示，异言网已收集逾150件发生在中国各地方信访相关的案件，其中超过一半记录到遭压迫的争议，包含拘留或限制访民行动。
他分析，中国政府在三中全会前加强打压访民和维权人士，且在网上更严格信息审查，很多网络贴文消失或更快被删除，目的都是降低风险。
史凯文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政府在重要日期加强镇压的措施，目的就是降低风险。中国政府要尽可能控制一般公民跟老百姓发声的空间，不想影响中国政府想要制造的论述，不要有任何草根社会的影响，自上而下的控制这个论述。”
然而，针对信访制度是否“名存实亡”的质疑，史凯文认为信访制度对中国共产党的管理有好处。一方面可以获取草根社会的信息，了解中国各地公民对经济问题的不满，以及掌握地方政府或官员的问题；另一方面则是提供公民发泄渠道，只要访民按照中国政府严格要求的信访制度，像是通过网上或纸本申报，而非政府所谓的“恶意信访”表达抗议，不会对社会稳定带来太大风险，信访制度依旧会是中国政府的管控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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