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客居台北的中国艺术家、纪录片导演闻海跟另一位导演曾金燕联合执导关于中国女工的纪录片“喊叫与耳语”，9月2日拿下首尔国际女性电影节评审团奖。他的另一部同样关注中国工人维权抗争的纪录片“凶年之畔”也曾于2017年在十多个国家以各种不同语言放映。
闻海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他见证了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工”如何利用血汗铸就了中国世界经济奇迹，也见证了这些平日沉默寡言的工人，在维护自身权益时，却又那么口齿清晰、充满力量。他说，他很高兴拍到中国工人“觉醒”的时刻，但他也感慨，中国现已不容许集会游行，当时他镜头下的工人维权抗争，现在恐怕已成绝响。
中国纪录片导演闻海从1996年开始从事创作，起初以自身经历和身旁朋友的故事为主题，大多拍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故事。2008年前后，他开始觉得创作受到限制，希望在主题上能够有所突破。那段时间，他在国际上参加了各种不同的电影节，当时大家都在谈论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发生变化。在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时，“中国是世界工厂”成为一个走到哪里都是焦点的话题。
国际上对中国缔造世界经济奇迹的讨论，驱使这位从湖南来到北京发展的“北漂”艺术家，又重返他的生长地，深入了解湖南农民工的生活，进而开启他拍摄中国劳工维权运动的历程，足迹踏遍安徽、云南、江苏、广东等。
闻海表示：“我觉得如果能够做一个这样的片子，是可以了解这样的一个（劳工）群体，因为这个群体在中国来讲有将近有两亿人，有两亿的农民工，如果再加上他们的亲戚、小孩的话，应该是将近有7、8亿的一个总量，而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在中国平时的电视里面和公共媒体，好像是消失的人群，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些所谓中国世界工厂的那些东西从哪里出产的，是谁在做这个东西，好像它是凭空出来的。”
世界工厂的代价
后来在一次的机会中，闻海跟一个法国电视台合作，拍摄亚麻布料在中国制造的过程。闻海说，法国诺曼底是世界顶级的亚麻原料生产地，但原料从法国出产后就全部出口到中国江苏，经过一连串繁复的煮漂程序，才能把植物纤维做成面料。之后，最高级的亚麻面料运回法国和意大利，制成价格昂贵的高级时装，最普通的面料则留在中国，做成最简单的衬衣。
闻海说，“制造过程中使用大量化学药剂并产生大量的水污染，对环境和人体都造成很大的伤害”，“污染最严重的地方就在江苏的工厂，这个地方我也去了，这就是中国在全球化下所分配、占据到的一个位置。”
闻海表示，中国改革开放、工业化和引进外国投资后，的确为农村开辟了一条出路，但这些从农村来的农民工，因为没有城市户口而时常被不良企业主欺负，因为企业主深知，连当地户口都没有的他们，哪里有跟资方谈判的资本。这些农民工也无法返回农村，因为农村的生活条件实在太差，根本养不起这些人。所以，他们就像一颗无声无息的螺丝钉一样，每天在流水线上做单调重复的工作，不管工时有多长、薪水领多少，只能当个顺从的“好”工人，一切只求安稳度日。
闻海表示，几亿劳工的血汗铸就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在这个世界工厂里，有人在工作时受伤却无法得到赔偿，有人因组织维权活动被判刑，也有人因为代表工人跟雇主谈判而被解雇，更有人因为替工人提供法律咨询而被暴徒凶狠袭击。这些过程都被一一记录在“喊叫与耳语”和“凶年之畔”的纪录片中。
闻海表示：“我一开始拍摄她们（女工）的时候，我觉得她们怎么这么认命，别人怎么对她们，她们就怎么尽量地承受。但是我觉得这里面的女工，她们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反抗，它实际上触及到人的一个最重要的底线，就是尊严。我觉得哪怕是一个最卑微的人，他其实内心有一个底线，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人活着的最重要的依据，所以尊严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是任何阶级的人都有。”
工人维权判时判若两人
闻海说，一位在广州番禺鞋厂的女工庆梅，因为帮同事争取保险金和养老金，被抓进看守所关了30多天，工厂领导就曾对她说，“反正你们都是农村来的人，没什么文化，你们要弄就去弄吧，看你们能够掀起多大的风浪，你们都是没有文化的人，就跟傻子一样，你们还想跟我们斗吗？”闻海表示，领导的话实在太伤女工的自尊心，让她觉得一定要跟资方据理力争，庆梅最后成为7位劳方谈判代表之一，为六、七十位女工争取到应有的权益。
另一位主角家勇，从湖北来到广东的家具厂打工，因为组织工会被开除，后来他到NGO工作，辅导劳工关于退休金、工伤补助方面的知识，协助劳工教育培训，提供法律谘询等。
闻海说，有一次，他跟着家勇和另两位同伴一同到医院探视因劳工维权抗争而受伤的工人时，有一位护士看到他们后马上转身走掉，闻海当时被同伴告知：“这名护士可能去报警了，你最好赶快走。”于是，闻海先行离开去办理当天宾馆住宿，没想到当他晚点再回到医院广场时，家勇和他的两名同伴已经不见踪影。闻海后来才知道他们都被警察抓走了，那两位同伴在当天晚间10点多回来，家勇则是在第二天清晨才打着赤脚狼狈归来。据家勇对闻海说，他离开派出所后被一台车载到郊区殴打，警察说跟他们没有关系，人离开派出所，就不关警察的事了。
闻海说，这些工人平时都很木讷，但当摄影机一架起来，他们面对镜头讲述自己的罢工经历时，那种逻辑清楚、语言生动、观察细腻的模样，简直判若两人，“我吓傻了，也非常感动，因为他们说的都是自己的生命故事。”
闻海说：“这些工人当他维护自身权利的时候，和他们介入到一个公共行动中间的时候，跟他作为一个完完全是一个（劳动）工具、一个生产线上的工人，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他的那个面貌，他说话的方式，他与人沟通的一个方式都不一样。比如说，他与工人沟通的能力，那些工友居然很信任他，被他说动了，而且大家一块行动，最后他们争取到了他们应该有的一些权益。他们被老板开除了以后，有些就是被苛扣工资，但是他们通过这样的一个集体行动，团结起来，迫使那些以前根本看不上他们的老板，一同坐在一个平台上面去谈判，最后老板答应把一些应该属于他们的东西又归还给他们。”
劳工开始觉醒
闻海表示，这些人都是因为自身权益曾经受到损害，或接受过NGO咨询服务，而变得更关注劳工权益，愿意为了自己也为同事挺身而出，但挺身而出的结果却常常是遭到资方打压、被解雇，甚至上了黑名单，再找下一份工作时到处碰钉子。他们开始自问：我原本是好好的员工，为什么做了一些正义的事，却要被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要承受这样的一个人生？
闻海说，他看到的是劳工的“觉醒”，他很高兴能够记录下中国劳工“觉醒”的时刻，但他也感慨这些中国工人纪录片可能会成为“绝唱”，因为就在他2015年10月结束拍摄工作后，当年12月就发生多起维护劳工权益的NGO被打压的事件。闻海说，中国2017年起实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使得NGO的生存更加困难，劳工组织几乎都解散掉了。不过，闻海深信，这种来自社会最底层、出于人性的“觉醒”时刻，终究会为中国社会带来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