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去不知道，等你去了之后，你就再也不想在那干活了，再也不想出来去打工了。” 曾在印尼的中国公司打工、现已回到中国的何平告诉美国之音。
位在纽约的中国劳工观察星期五（4月30日）发布新冠大流行中“一带一路”中国工人被强迫劳动调查报告，指出中国在向世界扩展实力的同时，也把侵犯人权的模式扩展到全球。中资公司把大批中国劳工带到各国打工，使用他们惯常的做法：扣押劳工护照、以非工作类签证雇工的方式控制劳工；而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时期，这种做法更加剧了强迫劳动现象。
何平打工的公司是印尼中国永青集团下属的镍矿冶炼厂。永青集团被称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印尼的“早期重要成果”。2013年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尼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两国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53岁的何平2019年10月到印尼永青集团旗下的纬达贝镍业有限公司打工，本应在2020年3月底回国。疫情爆发后他被留下继续工作。
“工地上有一种病毒，” 何平说的是去年7月。“当时也不肯说，也不能瞎说，都说是病毒性感冒，先是别人有，然后我也有了，（问：你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病毒？）这个我也不好说，你说是吧，也没有证据，反正就是一种怪病。”
一个多月后他跟着其他工人撤离回国，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等候航班前的新冠检测中，他才知道自己已经中招——被测出阳性。
“得到核酸检测报告后，我的心沉下来，真的就想哭，”何平在写给朋友的短信中说。他在那里隔离了66天。
“那个旅游车大巴把他们送到机场去了。我也没办法，眼巴巴看着，我拄着两个拐杖，看着车徐徐地朝机场开去。”何平回忆道。
何平的拐杖是7月里那天他感到不舒服想去医务室看病、出门不小心摔了一跤以后拄上的，当时病没看成，腿却摔坏了，“我跌下来就站不了了，”何平说。
“你到宿舍休息休息吧”，医生这样告诉被担架抬去的何平。他在宿舍躺了整整一个多月，直到回国后就诊才知道，胯关节骨头断了，“在那边没治，整整拖了123天，时间长了骨头坏死了，耽误了。”何平痛苦地说。
现在他做了置换手术，换上了陶瓷人工关节。但是，他虽扔掉了双拐，却不能再做电焊工了，“蹲不下来，上厕所不行。烧电焊，必须蹲下来。”何平说。
回想这一年，何平说，“总共工作了8、9个月，赚了8、9万块（人民币），除去各种开支，现金拿到卡上只有7、8万块钱。” 但置换手术他自付了将近7万。
现在何平唯一的盼望就是公司能给他报销这笔钱。但已经请第二位律师打官司的何平觉得希望似乎不大，因为公司不承认这是工伤。
“出国嘛都是家里条件差啦，赚不到钱啦，在国内工资赚得少啦，”何平总结说。“都把国外想得那么美好，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等你到了那边打工之后，只要下了飞机，做了一个星期到10天左右，每个人都感觉到后悔。后悔也没用了，你护照都被收了。”
根据印尼《劳工法》，雇主必须保证外籍雇员获得包括养老金、医疗保健、人寿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社会保障的权利。
假如说何平的遭遇可能有着疫情加意外的偶然性，那么，中国工人在海外打工，护照被公司扣押却是他们的普遍待遇。
95%以上中国工人护照被公司收走
“大部分，几乎95% 以上的（中国）工人，他的护照都是公司拿走的。公司是直接把他们的护照拿走的。”在印尼做义工的黄先生告诉美国之音。
“所以很多人回家他没办法自己走，他必须要通过向公司申请，公司不让你走你就没办法走。甚至有人偷偷跑出来以后就没办法了，他还得回去。” 属于当地一家基督教团体的黄先生说。“因为要跟大使馆申请求助，使馆还是先要去跟公司联络，那你还是要回公司去。”他补充。
这种情况不仅在印尼如此，在阿尔及利亚也一样。 “一下飞机就把护照要走了，几乎都是这样的。” 在阿尔及利亚的中资公司打工的郑卫军告诉美国之音。
扣押护照违反中国法律。中国2007年实施的《护照法》规定，护照是中国公民证明国籍和身份的证件，“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非法扣押护照。”
44岁的郑卫军是个水电工，河南人，先在阿尔及利亚的武汉林夕工作，后来到中铁公司工作。他说，到今年5月他在外打工满3年了，没回过家。
去年，他与林夕的两年合同到期，因为疫情，虽然合同规定来去是由公司负责旅费，但老板说，要回去必须自己付钱买机票，“要3万多（人民币）”，于是他选择了留下，转到中铁工作。
“合同以前我看过，”郑卫军说。“说是如果有战争和自然灾害，甲方负责把乙方送回国，然后老板说这种（疫情）是不可控因素，所以就不给机票钱。”
合同到期后郑卫军拿到了自己的护照，但签证已过期，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个“黑户”了。
“我们是黑户，（因为）是商务签（证）嘛。合法的是工作签（证）嘛，不合法的就是旅游签（证），现在没有旅游，都是商务签，”他说。
根据阿尔及利亚的签证规定，商务签证发给需要前往旅行的外国人，如商人、公司代表或外国公司雇员，但持有人无权在阿尔及利亚工作。
用商务签非法打工的“黑户”
“在这个国家，小公司黑户都比较多，多数公司都是黑户，”郑卫军说。他还没有把护照交给新的公司，不过他要回国最终还得靠公司帮他解决“黑户”出境问题。
“回国的话就是老板负责给你买关嘛，”郑卫军说。“我听我们公司人做过，就是让你去监狱蹲个两三天，然后挂个牌子，好像类似认罪一样，呆两三天然后把你放出来，签个字，公安局（警察局）类似备个案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印尼是全世界红土镍矿储量最高的国家。镍矿不仅是不锈钢的主要原料，更是新能源电动车电池制造商争夺的资源。2014年印尼出台原矿出口禁令（加工过的矿产可以出口）；现任总统佐科上台后宣布2020年1月1日禁止镍矿出口。印尼政府将此视为从原材料出口大国转型为现代制造业大国的良机。
据报道，中国有6家企业在印尼从事镍矿开采、冶炼、轧钢生产，其中年产量超过百万吨的只有两家：青山集团和江苏德龙镍业有限公司。
德龙公司是在印尼从事镍业生产的第二大中资企业。从德龙公司出逃的“一名匿名逃亡者”（受访者要求用此称谓）说，他因为倒卖了公司的旧电缆被工人举报，两次被德龙公司送印尼当地警察局；第二次，被警察局关了两个月后送回德龙公司；但回去后继续被德龙公司关了8个月，总共被关10个月。他说，他写了认罪书，愿认罚，但德龙公司没有给他任何说法。
“去年5月份，是开斋节前警察把我送回去的，一直关到今年1月27日从德龙公司里跑出来的，我把后窗户栏杆拆掉，从后窗户跳出来了。”
逃亡中他曾想以丢失为由到中国驻印尼大使馆要求补发护照，但后来发现，德龙公司把“所有中国工人的名单报到了大使馆，大使馆只要查到你的名字就不会补发你护照。”他说。
他说，逃跑的不止他一个。“去年5月有一名工人跑到印尼首都雅加达找中国使馆补发护照，被使馆劝回公司，他回到德龙公司手机被没收，被关起来了。”
今年1月和3月又有3名中国工人从德龙公司跑出来，在无法从中国使领馆补发护照的情况下，现在他们正考虑通过其它途径回国。
印尼基督教团体的义工黄先生说，据他所知，在印尼打工的中国工人很大一部分是非法劳工，他们的数据在合法统计数字里是找不到的。“只要是我接触的人中，90%他的签证都不是工作签证，都是商务签证，”他说。
根据印尼法律，商务签证是有效期60天的单次入境签证，可以延期4次，但不允许在印尼受雇。
“这也是他们回不去的原因，”黄先生说。“他们本身的身份就有问题，他要去申诉本身就有问题，所以他们滞留越久越有风险，移民局的人随时可以找借口把你抓起来，因为你的身份有问题，所以公司也拿这个变成工人的一个把柄，你必须通过公司来延续你的签证。 ”
黄先生帮助滞留印尼的中国工人已经有一年多时间。接受采访之时，黄先生说，滞留雅加达的中国工人至少还有80多人，而德龙旗下的德信钢厂有3、400名工人的合同已经到期仍然无法安排他们回国。
德龙公司的匿名逃亡者说，用商务签证进入印尼打工，印尼政府应该很清楚，“这么多，几千人过来办商务签，移民局——因为商务签只有两个月，这么多人过来办延期，你会不知道？”
疫情爆发后，印尼政府推出新政策，商务签证可以一直延期到疫情结束。
记者向中国驻印尼大使肖千发了要求查询信件，希望他就扣押护照、非工作类签证和德龙公司关押员工的做法做出澄清或确认，也给青山集团和德龙公司发去了同样的询问信件，但至截稿均未获答复。
“一带一路”输出侵犯人权模式
4月19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的博鳌论坛讲话中说，“‘一带一路’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
在纽约的中国劳工权益组织中国劳工观察执行主任李强说，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在向世界扩展实力的同时，实际上也把中国侵犯人权的模式扩展出去了。
周五（4月30日），中国劳工观察发布调查报告，指出覆盖全球约三分之二国家的中国“一带一路”计划，把大量中国劳工带到世界各地打工，造成了严重的强迫劳动现象。
国际劳工组织的标准认为，扣留身份证明文件跟限制行动自由、恐吓和威胁等其它手段一样，是认定强迫劳动的指标之一。
当中国工人的迁徙自由权哪怕被暂时剥夺，他们在异国他乡的生活、工作中遭遇的种种不公不义，以及突如其来的意外事故，除了忍声吞气，没有更多选择。
中国劳工观察从2020年8月到2021年4月，对22名在印度尼西亚、阿尔及利亚、新加坡、约旦、巴基斯坦、塞尔维亚等国为“一带一路”项目工作的工人进行访谈后发现：
“护照被扣留、限制行动自由、超时工作、没有节假日、拖欠工资、被迫使用非法签证工作、欺骗性的招募行为和虚假承诺、和当地社区隔离、恐吓和威胁、工人如果想离职会被收取强制性的高额违约金、生病和受伤得不到医疗、恶劣的生活和工作环境、劳动保护和安全设备不足、无合理的申诉和维权机制、工人的言论自由受限、带头抗议的工人被惩罚“等。
报告说，印尼德龙镍业一名中国工人，在2020年7月27日干活时左眼受伤。他找分包公司现场负责人要求看医生，负责人不但不让他去治疗，还叫来驻厂保安把这位工人拘禁了三个多小时，后来在工人强烈要求下送医院，但当地医疗条件太差，无法处理眼外伤。第二天，这名工人请求安排回国治疗，但分包商表示，总包公司不允许工人回国，并告诉他，“眼睛瞎了就瞎了”。
纽约大学法学院亚美研究中心研究员、律师何宜伦（Aaron Halegua）认为，根据国际法或美国法律，被迫不断工作，或没有离开的自由，就是强迫劳动。他说：“这不仅意味着身体上的胁迫，而且还意味着心理上或经济上的胁迫。例如，雇主可以威胁说，如果离开工作岗位，该工人将被移民当局逮捕并驱逐出境。或者，由于离开工作岗位，他们需要偿还巨额债务或没收工资，因此可能受到经济胁迫。”
这名工人害怕遭中国政府打压而不敢接受媒体采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印尼义工表示，他在国内的亲戚已经遭公安威胁，让他不要发表滞留印尼中国工人情况的文章。
中国劳工观察表示，去年新冠大流行以来，在印尼、约旦、塞尔维亚都爆发过滞留的中国工人要求允许他们回国的抗议。
与此同时，中国在印尼的一带一路项目仍在继续扩大进行，包括青山集团和德龙镍业都在网上发布招工启事，招聘从学徒到工人到工程师和管理人员的不同岗位。
根据中国商务部今年1月发布的《中国对外劳务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底，中国对外劳务合作业务累计派出各类人员48万人，年末在外务工人数99.2万人，截至2019年末，我国累计派出各类劳务人员已突破1000万人次。”
但中国劳工观察说，这个数字不包括通过非法蛇头、黑中介或者自己出国打工的人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