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唐丹鸿为美国之音撰写的加沙战争手记。文章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10月7号以后大概两三天，What'sApp里有一个召集志愿者的民间自发的群组。你先报名登记。群组指挥中心会公布任务，志愿者根据自身情况接受安排。大卫通常在业余时间帮忙运送衣物、玩具、课本文具之类的捐赠品，也往南部的医院送过药品。那几天大半个以色列都有火箭弹，越往南火箭弹越多。他开着车东跑西串，特别让家人不安。好在很快他们医院开始安排志愿者。
在拉阿纳纳（Raanana）的一个疏散点做志愿者时，大卫认识了伊内斯（Ines），一名从斯德沃特（Sderot）疏散来的幼儿园教师。她在疏散酒店里办起了一所托儿所，努力带给孩子们某种日常状态，从破损中修护完整。
我在伊内斯暂时栖身的酒店大堂等她。一张条桌摆在大堂中央。三个志愿者问我是否需要帮忙。疏散的居民住在这里。她们代为处理各种来访：捐赠的、看望的、采访等等。几个军人站在她们后面聊天。还有一些父母孩子，都是疏散居民。伊内斯过来，我们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角落说话。
“我从1972年以来一直住在斯德沃特，离加沙十公里的一座可爱的小城，有趣且平静，居民之间相互认识，相处很温暖。自从哈马斯控制加沙以后，火箭弹就常常飞向我们的小城了。当火箭弹飞来时，会触发一个名叫‘红色黎明’的警报。可我们有很多孩子名叫‘沙哈尔’，意思是黎明。孩子们就抱怨火箭弹警报的名称跟自己的名字有关，这让他们不舒服。因此警报的名称改成了‘红色’。每次‘红色’警报响起时，我们必须在15到20秒之内到达安全掩体，否则未被拦截到的火箭弹就可能坠在你身旁。
“去年我家房子被火箭弹击中了三次。最近这次打破了屋顶，房子里有火箭弹碎片。我们的日常生活变得荒谬：你永远不知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不知今天会是安静的一天，还是红色警报频响的日子。10月7日那个周六早上，红色警报吵醒了我们。我以为又是一波寻常的火箭弹袭击。随后接到了儿子电话。他说城里有恐怖分子，让我快点进安全掩体，也给他在会堂做祷告的父亲打了电话。我说你别傻了，城里怎么会有恐怖分子？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恐怖分子不可能来到我们的城镇。
“那时所有人都收到各个电话群组的消息：‘城里有很多恐怖分子。躲进安全房关好门，千万别出来。’人们给警察局打电话。先是无人接听，后来有人接起电话，用阿拉伯语说：‘杀光犹太人’。人们知道出了问题。我和丈夫多亏儿子打来了电话。他说：听着，新星音乐节派对那里发生了可怕的屠杀。我以为他在胡说八道。然后我们向窗外望去，街上有一些看起来像士兵的人。不是我们的军人。他们开着轿车和皮卡车，穿过城市街道向各个方向射击。有些人对灾难临头全无所知。那些正统派教徒，虔守安息日规矩，没开手机或电视。一群老人组团去死海，正在市公共图书馆外集结等旅游大巴。恐怖份子看见他们，像行刑处决那样屠杀了这些老人……”
后来的事世人都知道了。在中东火药桶的任何一个破口，一种伊斯兰国式的噩梦。而似乎恰恰不该在这里，在以色列。
“孩子是世上最美丽的事物。幼教工作是照亮我生命的光。我在边境带上好几个基布兹的幼儿园工作过。我照料过的孩子，已经有长大成人为人父母的。我现在开始教他们的孩子了。在我教过的大大小小孩子中，有17个死于这次大屠杀。
“这些孩子已上小学，从9岁到12岁。有些孩子的父母也被杀了。那个被绑架的9个月大的婴儿，我认识他的家人。还有许多孩子，或兄弟姐妹、或父母祖父母被杀。也有全家被杀的。幸存孩子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伤害。
“现在我们疏散来了中部。这个酒店里大约有70来个孩子，都是惊魂不定。任何小刺激都会引起恐慌。前两天酒店响起火警，让我们跑出酒店。可就在不久前，当孩子们被类似的警报声惊醒时，他们习惯跑向室内的安全屋，而不是往建筑物外面跑。火警激起了巨大的慌乱和困惑。成年人也充满了焦虑和悲伤。每天都会传来痛心的消息：你认识的人或间接认识的人遇害了；谁失去了孩子，谁的家人被哈马斯带走了，朋友被杀了……每天都有葬礼。有个小女孩说妈妈一直哭，爸爸回军队去加沙作战去了。母亲需要心理干预，无法照管小女孩。
“我想坚强起来，帮助我们斯德沃特的邻居。因此我组织了三名幼教老师，在酒店里办了一所临时幼儿园，收3至6岁的孩子。现在幼儿园有20名儿童，都来自加沙信封带。我们想给孩子们提供缓解紧张的活动，让他们表达自己。另外也是为了给父母一些空间和自由。让他们腾出时间来处理自己的创伤。如果父母每天有两三个小时的安静时间，跟孩子打交道时会更加平和。同时我也和酒店里别的孩子保持着联系，观察他们，看有没有谁需要心理治疗。
“来幼儿园的孩子们往往说：‘我感觉受伤了，身体很痛’、‘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儿童’、‘为什么他们要杀我们’、‘为什么我不能回家？妈妈在家会给我做我喜欢的食物……’
“我说让我们来画画吧。我给了他们很多颜色。有十多个孩子只用黑色绘画。我问为什么只有黑色？他们说因为哈马斯把什么都烧焦了。我说让我们把这黑色看作是夜晚，让我们用明亮的颜色画一些星星。现在夜空中有了很多星星，因为有很多人被杀害了。明亮的星星像灵魂注视着我们。灵魂们都在微笑着注视我们。
我们告诉孩子，妈妈哭是可以的。你也可以哭。哭一哭没关系。你觉得我抱抱你会有帮助吗？让我们一起做点快乐的事吧。有时我给一些甜点安慰他们。
“孩子们也说‘我很害怕’。他们问我：你也害怕吗？我说是的，我也害怕。没关系，我们可以害怕，然后一起变得坚强。我们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在保护我们……于是有孩子问：那为什么军队没有保护我的朋友？我说是啊，是的。但是现在，军队正在保护我们。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在我们周围还有其它阿拉伯国家，愿意与我们合作，愿意和我们一起发展，好好生活。我会不停地祈祷：不再有战争了！等你们长大后，将能把军装挂进衣柜，再也不穿上去战场了。我祈祷我们所有人都能共同生活，真正的和平。
“有时我觉得似乎活在两个平行宇宙里。战争前我是一所双语幼儿园的老师，尤太儿童和阿拉伯儿童一起的幼儿园。当我照料这些孩子时，它象征着美好的事物无处不在。为什么这不能成为我们生活的现实呢？两个民族都来自亚伯拉罕，我们本可以一起生活得很好。
“那些加沙人来我们镇工作。他们自由地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始终尊重他们。他们在街道里做工，我们给他们冰水、自家花园结的水果、或者送他们孩子衣物。我们相信他们是真的想与我们合作和共存。而实际上他们在按哈马斯的计划行事，为哈马斯提供我们城镇布局的信息。他们最终冲破围栏进来，攻入军队基地，攻击了警察局，给我们造成了巨大的伤害。纳粹大屠杀600万尤太人，花了数年时间。哈马斯在7个小时内，就杀了1200多 人，上百人失踪，200多人被劫持。
“在大屠杀纪念日，我们告诉孩子们历史。突然，大屠杀就发生在眼前，发生在我们身上了。我们如何继续？我们还能在这城镇自由自在地行走吗？斯德沃特是一个小城，人们像一个大家庭。我怎么面对刚刚失去儿子的邻居？经过10月7日曾被占领的警察局时，你能闻到燃烧的味道，有两名女警察就死在警察局外面。她们俩都正要结婚，其中一个是父母的独生女。
“哈马斯大屠杀的时候，我们的军队在哪里？内塔尼亚胡在哪里？是的，我投了你的票，我曾经简单地信任了你。我们以为哈马斯能在加沙制造无政府状态，但这并未发生。相反创造了一个恐怖主义中心。谁来为这一切承担责任？难道不该是以色列政府吗？
“疏散到酒店的人都受了恐怖袭击的重创。我们匆匆逃离了家园，没带任何财物，感觉像逃难，不知何时才能回家。我们用自己的钱支付了将近十天，才被告知政府将承担费用。有些家庭甚至没安排房间，坐在这里无人接待。酒店让他们联系市政府，市政府却无人回应。政府没来任何人和我们交谈，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我们的，是拉阿纳纳这里的当地人，和卡法萨巴（Kfar Saba）社区的人。他们为我们送来食物，为孩子举办生日聚会，努力照顾我们。斯德沃特的市长也尽了力。但这还不够。以色列政府没有承担责任。
“全世界都在批评我们犯有战争罪。为什么他们不谈论哈马斯的大屠杀呢？现在以色列军队必须消灭哈马斯，保护我的家人和子孙。只要哈马斯存在，我们就永远不会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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