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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间 8:06 2024年12月29日 星期日

美中脱钩声浪下现投资逆流


2019年10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左),中国副总理刘鹤(中),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右)在美国贸易代表处前面合影。
2019年10月10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左),中国副总理刘鹤(中),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右)在美国贸易代表处前面合影。

贸易战和新冠病毒疫情或许加快了华盛顿和北京的脱钩,其他西方国家也普遍因“道不同”而对中国戒心日重。但西方投资并没有因脱钩大合唱的声浪止步或流出中国,却呈现增长趋势;跨国企业在华商业资产骤增,在华业务也快速转向高附加值活动。但这样通常被迫发生的演变可能加快中国实现其产业政策目标,也应促使西方以更有效的方式迫使中国改变其行为。

星期一,美国多个商业游说机构联名致信美国财长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中国副总理刘鹤,对美中第一阶段经济贸易协议表达强烈支持,并呼吁北京加快购买美国制造业,产品和能源等产品。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由美国商会牵头的40多个美国商业组织在这封信中呼吁中国加倍努力执行协议中的所有内容。美国商界担心,中国在履行协议中包括的购买美国产品方面步履落后,可能令已经恶化的美中关系雪上加霜,进一步损害两国间商务关系。

持续近两年的美中关税战随着两国1月15日签署的阶段性贸易协议而休兵。这个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中国同意在两年内购买价值2千亿美元的美国产品和服务。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当局在处理疫情、通过立法控制香港、压制新疆维吾尔人及其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动作等发出连串挑战,两国关系日趋紧张。商界担心关系紧张或会导致第一阶段协议破产。

这个部分协议的重心是中国在两年时间里采购美国商品的计划,但没有全面涉及中国产业政策、补贴和国企改革等更为棘手的结构性问题。

据华尔街日报,美国商会常务副会长博迈伦将第一阶段协议视为地板而非天花板,是认为它是未来解决中国贸易结构性问题的基础,没有这块地板,天花板也无从谈起。

美国商界对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在贸易方面长期存在的不公平行为采取行动普遍持欢迎态度。美国公司长期抱怨中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强迫转让技术,以及市场准入设限等问题。但商界并不赞同特朗普通过关税手段制裁中国。

这些问题同样也长期困扰着欧洲公司。近日,布鲁塞尔方面披露,欧中谈了六年时间的双边投资协定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欧州委员会负责经济政策的执行副主席多姆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对金融时报说:“欧盟决心解决市场准入方面的巨大不对称。”

该欧洲官员说,欧盟需要解决的问题包括国有企业、补贴和强迫技术转让等,并表示希望能够确保得到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相同的保护条款。

据金融时报报道,欧州委员会近几个月公开转向更强硬的双规途径继续与中国进行投资协定谈判。欧盟方面警告,除非中国同意在贸易上做到公平竞争,欧盟将有新办法限制中国对欧洲进行投资。

美国和欧洲都对中国投资抱持戒心。出于担心中国公司通过投资并购获取技术,美国政府加大对中国投资的审查力度。这也是导致中国外向投资在2017年后骤降的原因之一。

但是,当外界关注中国外向投资时,似乎忽视了进入中国的外国投资状况。纽约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近日发布的一份对外国在华投资的分析报告,展现出的趋势多少有些出人意料。

荣鼎集团合伙人韩其洛(Thilo Hanemann) 和集团创建合伙人荣大聂(Daniel Rosen)在共同撰写的报告中写道,“在过去18个月间,我们看到在此前10年里未曾有过的创纪录的外国在华并购案。”

外资是在美中紧张局面加剧这段时间进入中国,而新冠病毒疫情也抑制了全球范围的投资活动。而投资数据显示,今年头5个月外资在中国的并购总额90亿美元,从数量到价值都超过了同期中国对外投资。

2017年以来,中国对外投资骤降。2016年,中国平均每月外向投资超过200亿美元。2018年平均每月对外投资120亿。到2020年,这个数字骤降到13亿美元。

过去10年,外国对华年平均投资200亿到250亿,对于一个总量13万亿美元的经济体是微不足道的。外国对华投资从2018年中期开始增长,2019年达到350亿美元的10年最高水平。

荣鼎报告将推动今年外资在华并购案增长的原因归结为庞大市场的吸引和外资政策的放松。尽管美中关系紧张加剧,外国企业则在对不断壮大的中国中产阶层的巨大消费潜力下注。美国饮料商百事可乐今年1季度以7亿美元收购中国企业百果味,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中国放松对外资的部分限制后,一些跨国企业加大投资,使其能够更大程度地掌控在华投资:德国大众汽车公司投入11亿美元获得与安徽江淮汽车集团合资公司的控股权;摩根大通银行则以10亿美元,使其在华的合资共同基金成为全资经营的业务。

荣鼎报告指出,另一个推动外国对华投资的因素,反映出中国公司在某些产业门类已居于领先地位,而那部分是经由初创和政府的扶持实现的。该报告认为,德国大众汽车公司以12亿美元收购中国汽车电池制造商国轩高科26%股份,前所未见地反映出外国公司更有兴趣收购中国的技术和工业资产,而非自己从头去做。

荣鼎报告认为,这组数据表明经合组织的工业化发达国家的决策者需要重视如何在有效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和维持对外资的开放之间保持平衡。报告作者认为,强有力的投资过滤机制,不仅可以减轻国家安全风险,还可以在危机时期为坚持经济自由主义原则提供信心。

荣鼎报告显示,如果中国仍然是全球需求增长的重要来源,外国公司就会为抓住那个机会而尽力投资。

但跨国企业在巨大的市场吸引下投资中国,往往需要付出代价。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刚刚发布的一份报告,经过对商务部经济分析署汇集的近二十年数据的分析,揭示了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经营活动已经对美国自身产业竞争力和长期技术领导地位形成威胁。

报告称,2000年以来在美国跨国企业全球分支中,中国是其运作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这段时期美国商业资产增值了15倍。

报告显示,这段时期,跨国企业在中国迅速从制造业转向研发等高附加值的经营活动。但是分析指出这类演变往往是跨国企业在中国政府强迫下的行为结果,跨国企业在这样的境况下会无意中帮助中国推进实现其产业计划目标。

报告揭示了在巨大消费市场和中国政府的威胁政策驱动下,许多美国的跨国企业将生产运营转移到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在华跨国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主要目的地是中国市场。

此外,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雇佣的工人超过其在美国以外任何国家的雇佣人数,这些雇员主要是电脑和电子产品组装线上的工人。2017年,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雇员人数达到170万,比2000年时25.2万雇员人数增长了574.6%。

中国目前是美国跨国企业研发支出的第四大目的国,越来越多地与发达经济体竞争作为美国跨国企业的重要研究中心。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资本投入集中在建立技术产品生产基地,并在这方面得到中国政府广泛的政策支持。

美国投资强化了中国在全球技术供应链中的地位。该委员会的报告显示,中国在过去20年里向增值链的上端移动,2017年已经以726亿美元成为美国跨国企业的第5大增值来源,其推动产业主要是计算机、电子产品及化学制品生产。

该委员会在这份提交国会的报告中写道,美国在华商业运作虽然集中在制造业,近年来其在诸如研发等增值更高的活动已经遍及广泛的产业门类。报告指出,北京在一定程度上讲这些活动作为市场准入的代价,长期而言,美国公司将面临在高科技和其他行业中失去竞争力的风险。

该报告还提请国会关注美国跨国企业在一些产业方面过于依赖中国,将会威胁到美国国家安全,也会导致供应链多样化的成本升高。

中国政府对美国创新技术的接触,联同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行为,令关键技术外溅风险加大,无意间的美国商业活动会助长中国军事发展。报告警告,不断加大的中共影响和强制性技术转让会导致美国跨国企业在中国的商业创新被用于实现其产业政策野心,并帮助中国军事发展。

荣鼎集团的创始合伙人荣大聂在近日由亚洲协会举办的在线讨论中说:“美国对中国看法改变是结构性的,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永久性的改变。同样也看到不仅美国人有那样的转变,在整个欧盟也是随处可见,甚至连英国也决定对中国打出不同于欧陆的牌。”

伦敦方面近日暗示可能将华为排除在英国5G网络建设之外。英国今年年初决定允许华为参与35%市场份额的5G网络建设。近日,英国方面暗示,美国在5G技术上对华为的制裁或将影响华为作为英国5G网络供应商的能力。

英国在华为问题上的急转向令中方感到恼怒。据7月6日卫报报道,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在虚拟新闻发布会上威胁说,排除华为将损害中国对英国的信任。刘晓明还警告约翰逊首相,说“如果你将中国视作敌手,你将不会有黄金时代。”

刘晓明还敦促英国在外交政策上摆脱美国影响。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所长,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近日在一个视频讨论会上说,中国产业政策的问题是政府对经济大规模干预。西方的态度反映在5G科技方面,虽然科技应被视为基础设施,但美国、澳大利亚和日本在这方面都做出了抵制华为的战略决定。这方面的决定也开始成为整个欧洲的中心议题。

陆克文认为,从更大范围看,下一阶段的脱钩将与半导体技术相关。中国的这个技术软肋是其产业政策的关键。西方阻断其获取半导体供应,策略很明确。

荣鼎集团的合伙人荣大聂说,对中国的态度改变实际上已经普遍存在于经合组织的发达经济体。他认为人们开始调适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和一个体量巨大,基本上靠产业政策决定一切的经济体打交道。

但相较美国更为直接强势的行动,其他国家,尤其是欧盟,则表现得更谨慎,甚至被批评者视为软弱。并且在欧盟内部,如何应对中国也难有一致态度。

中国驻英大使的态度,反映出中方意在分化美英。

西方公司仍然受到中国巨大消费市场的吸引。这意味着与中国脱钩仍将是局部和渐进的。西方或许需要联手,以协调一致的策略,迫使中国在根本的结构性问题上做出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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