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国当局7月19日发布了《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被称为“民企新31条”，此为本世纪以来中国出台的第四份有关民营经济的文件。这一方面反映了当局对民营经济的重视，但另一方面，亦是不得已为之。
中国今年上半年GDP达5.5%，其中第二季度6.3%，低于市场预期。尽管GDP增速符合两会制定目标，然经济复苏乏力也是不争事实。人们所感受的市场萧条比统计数据要严峻得多。特别是青年失业率高达21.3%，实际可能比这高一倍，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经济的不景气。由此可以看出当局为何在年中要出台此份扶持民营经济的文件。当局非常明白，离开了私营经济的发展，中国经济将一地鸡毛，中共统治也将不稳。
我在去年八、九月曾撰文指出，习近平在20大后，会再次重视经济，经济工作会重新成为当局2023年的中心工作。从今年各级政府施政的重点看，正是如此。李强的主要任务就是全力拼经济。当局频繁地向国际资本信心喊话，不断强调中国会扩大开放，国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关上。西方大企业的CEO们也络绎不绝造访中国。对民营企业，当局同样“厚爱”起来。李强和常务副总理丁薛祥近日出席了平台企业座谈会，和这个文件的发布一样，都是释放一种极强的政治信号，因为参加此座谈会的阿里、腾讯等企业，是几年前被当局重点整肃的对象。
习近平重视民企，不得已而为之
习近平20大后所以表现出重视起民营经济来，原因不是他想这样，而是不得不如此。整个疫情三年，强力封控，加上同时对平台企业的监管和打压，以及之前推行的事实上的国进民退，外加中美对抗，彻底让中国经济熄火，差不多将改革40年积累的家底掏空。而中共在八九六四后没有倒台，反而统治看起来稳固，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就是仰赖经济的不断成长及其带给大众福利和生活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习也许诺在他执政下经济会持续得到高质量发展，中国将摆脱贫困，中产阶级会进一步壮大的美好前景。故大众对他的政治高压和极权统治，虽不满可还保留一份克制，反抗意愿并不很强烈。然而，他在十年统治的最后三年把经济搞砸了，人们过上富足生活的美好梦想破裂，未来看似没有希望，有的只是残酷的现实，很多人要么已经失业，要么正走在失业的路上。
从中共历史看，虽有一套美丽的意识形态的说辞，但事实上，打动人们的，让它赢得支持的从来不是这套说辞，而是扎扎实实的经济好处。这才是中共统治的基础。习近平非常清楚，若经济在自己手上陷入长期衰退，即便慑于当局的专政工具，大众不敢起来造反，人心惶惶和普遍的不满乃至局部的反抗，也会让他的统治出现各式问题，更无法实现他上台之初夸下的民族复兴海口。而这是他无限期连任，行极权统治的正当性。要让中国经济好起来，靠他钟爱的国企不行，国企只会吸国民的血，对保政权有用，但于国家的发展和民众的富裕就起不到太大作用，从而只能依赖民企。
官方统计表明，在税收上，2012年至2021年，民企占比从48%提升至59.6%。在就业上，2012年至2022年，规模以上私营工业企业吸纳就业占比从32.1%提高至48.3%。在数量上，2012年至2022年，民企数量占比从79.4%增长到93.3%。在外贸上，民企从2019年起成为第一大外贸主体，2022年占比达50.9%。之所以从2012年算起，因为这是习近平上台后，官方意图说明，在习统治时期，民企和民营经济依然在得到高速发展，以此破除外界说他打压民企，搞国进民退的指责。然而，事情也可以反过来说，即使在当局限制民企发展下，民营经济就像小草一样，仍在顽强生长。换言之，这一串数字，不能证明习没有打压、限制民营经济的意图，只能说明民企和民营经济生命力的强盛，即便在恶劣的条件下，只要不把它连根拔，就会发展，只是发展不如在正常条件下那么快。
习终于明白民企是中国经济顶梁柱
当局自己用无可辩驳的数据显示了民营经济在中国的重要。倘若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有什么秘诀，就是民企从无到有，成为中国经济的顶梁柱。它不但解决了多数人的就业，贡献了最多的财政收入从而支撑政府的运转，而且随着民企发展带来的观念解放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的面貌。这后一点至今谈到的人不多。总之，从民企的重要性看，它其实也是中共统治的基础，没有民企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很难想象中共还能稳固统治到现在。可以说，习近平在过去10年用他对待民企的错误政策和做法，借着眼下中国经济的极度萧条，终于让他明白了这点。
对当局而言，现在能够醒悟，也算是亡羊补牢，犹为未晚。有鉴于上面所说的教训，“新31条”将民营经济的地位提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础，推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的政治高度，用大白话讲就是中国不能没有民营经济，离开民营经济实际是死路一条。解决了认识问题，接下来是如何扶持民营经济了。
文件从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以及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等几个方面提出了31条措施。与过去三份文件最大的一点不同，是这份文件强调了在组织落实上要采取行动。中国的问题不在于上面对某个事情的重视，而在于下面如何去落实。过去三份文件起到什么样的政策效果，没有一个跟踪评价反应机制，“新31条”注意到了这点，提出了一些应对举措。
力推民企新31条，还不如为企业家平反
当局欲通过这份文件以及其他对民企的友好做法，来改善民营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提振民间资本对未来的预期和信心，不过，从舆论反应看，这个意图显然没有达到，原因也很简单，过去对民企伤害太大，以致人们把这份文件看作当局面对经济大萧条的权宜之策，而非实心实意、诚心诚意去呵护民间资本和企业家，为民营经济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
有舆论就认为，如果当局真如它宣传的，就应该把马云请回来重新掌控阿里，为判重刑的孙大午等企业家平反。没有这些动作，只能说明对民营经济的动听言辞只是出于应对当前困难的一时之需，待时过境迁，情况好转，又旧病复发。虽然此说可能有些绝对，然而，要让民企恢复对当局的信心，不能新官不理旧账，需对民营企业家的历史案件，特别是那些外界关注和呼吁多时的典型案件，进行清理，还民营企业家一个公道，并建立类似的防错机制，以免继续制造新的案件。
比如，对顾雏军合法财产赔偿案，当局不能久拖不决，不了了之。顾案某种程度上是中国民营经济曲折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民营经济被污名化，不受当局待见，是从2004年的郎顾之争开始，而后顾雏军个人的命运也发生了逆转，从资本骄子、地方政府座上宾沦为阶下囚，企业合法财产被没收。顾案从它发生的那刻起就争议不少，遭到资本界、学界和舆论的反对和抨击。顾出狱后，一直在为自己的冤屈和财产申诉。2019年最高院终于为他平反，撤销了当初地方法院给他虚构的多项罪名。但迄今，对他企业合法财产的赔偿，没有兑现。相对孙大午等案，顾案证据确凿清楚，在赔偿上不存在法律障碍，只是由于涉及地方政治和权力人物，迟迟没有进展。该案已成为检验当局是否有和民营企业家达成历史和解的诚意，是重振民营企业家信心的标杆事件，就看当局愿不愿、以及用多大的勇气去做。
“笨蛋，是经济”，人们总爱用这话说明经济的重要。对今天的习近平和中国当局来说，还可加上一句“笨蛋，是信心和信任”，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在这个历史选择关口，当局给民企打的这一计强心针，管用与否，取决它是否能赢得民企的信心和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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