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浙江省近日宣布，全省除了杭州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这是继江西、湖北等省最新一个响应中央政府推动户口改革的省市。对此，分析人士虽肯定此改革方向，但他们说，经济下行压力过大是中共出台此政策的背景，目的在拉抬房市，而非为了人民的迁徙自由，因此，很难打破中国的省际疆界，且在未开放一线城市的前提下，对拥有田产的农民工来说，诱因不足，成效也恐有限。
浙江省自7月22日起，试行户籍新政，除省会杭州市之外，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以确保外地与本地农业转移人口进城落户标准统一，合法稳定住户(含租赁)人口除可落户外，配偶等直系亲属也可随迁，有效期为5年。至于杭州市则将在进一步完善积分落户政策后，逐步取消年度落户名额限制。
浙江省的五年方案还包括，推行全省范围内的社保缴纳、居住时间等户籍准入年限累计互认，逐步拓展到“长三角区域内累计互认”。
浙江并非第一个全面放开落户条件的省份，中国国家发改委早于2019年就已将全面取消300万以下人口城市的落户限制列为改革重点任务，2020年至今年6月间，山东省、江西省、湖北省、河南省会郑州和黑龙江等省都已陆续取消落户限制。但相较于这些前例，浙江作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正式放开放宽落户的时机受到各方瞩目。
浙江放开户籍为哪桩？
浙江当局表示，放宽落户旨在促进农村人口融入城市，以彰显浙江省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指标作用。
不过，中国网民多不买单，甚至质疑官方此时松绑落户是为了支撑低迷的房地产市场。
一名来自河北的网民在微博留言嘲讽:“说白了，浙江就为了卖房，扯掉遮羞布了”。
而一名位于浙江当地的网民也在微博留言附和说：“接盘买房才是真实目的”。
另一名来自浙江的微博网民则直言，杭州市未取消落户限制，让政策吸引力大打折扣。他留言写道:“除了杭州，浙江其他地方还有人想入户吗?可偏偏杭州没放开。”
对此新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曾在推特推文表示，这是“好消息”，因为浙江是中国最富有省份之一，他除期待杭州也尽快放开外，未来将通过观察宁波和温州来了解此政策的成效。
黄天磊:为救房市而松绑落户
位于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IIE）研究员黄天磊长期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他近期撰文指出，中国若想解决房市低迷的问题，必须改革具歧视性的户籍制度。
黄天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落户松绑新政的总体改革方向值得肯定，也符合学界长期的呼吁，而且中国人口若能自由迁徙，对经济也是利多。
黄天磊说：“人就是最重要的要素，人不动起来，经济是活不起来的。现在整体经济复苏缺乏动力的情况下，我觉得，(官方)要考虑啃一些硬骨头，过去一直想要做的、但是成效不大的这些动作，尤其就是户籍的问题。”
他指出，房地产市场需求疲软是官方松绑落户的动机之一，取消落户限制确可刺激房市，但只放宽小城市落户的成效可能有限。
黄天磊说：“他们(小城市)是当下房地产危机当中受害最严重的城市，所以取消落户限制对房地产可能会有一定刺激。但多少人想要搬到这些小城市落户买房呢?可能这个效果也没有想象那么大，因为这些小城市对于流动人口的吸引力没有大城市那么高。”
高敏:未开放跨省落户，省际疆界仍存
美国密歇根大学政治系教授高敏(Mary Gallagher)也在推文中表示，乐见浙江省放开落户制度，虽然最令人向往的杭州并未同步。但她提醒，最新政策目前仅适用于浙江省人口的境内迁徙，各省虽松绑境内流动农村人口的落户限制，但省际疆界仍然僵化，这对跨省流动的劳动人口来说并无助益。
位于台北的中研院社会所研究员林宗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形容，这个“有限度的开放”充满实验性质，且出于带动房市的思维，而非基于人民的迁徙自由。
林宗弘说，中国户籍制度有两大维度，一是城市和农业户口，一是本地与非本地户口。他说，城镇化结果衍生农业户口如何转为城市户口的难题，但目前浙江等省仅松绑省内人口的落户，无法解决跨省人口的移动问题，又排除了“大家都想进入的杭州”。他预估，中国户籍制度的全面放开“至少还要十年到二十年以上”，因为河南等省份曾尝试全面放开落户，但实施后又出现政策反复。
林宗弘：实验性强，政策反复
林宗弘说：“为什么它(地方政府)一下限制?一下又撤掉？通常都是因为房地产。郑州市的房地产最近跌得满惨的，它(河南省)就又宣布开放，西安的情况也一样。这个行政裁量权是在地方政府的领导手上，他爱怎么样就怎么样，他有时开放、有时封闭，主要的理由就是为了要救房市。”
林宗弘表示，松绑后又限缩的另一个原因是社会资源的排挤。多数家长带小孩进城是为了选学校，但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后，当地学校的建设速度跟不上人口移入速度，引发严重的就学问题，迫使地方政府又紧缩落户制度。但浙江作为富裕省份，基础建设较完整，落户松绑后能起什么示范作用，将是观察重点。
浙江省松绑落户的主要目标是，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要从2022年的73.4%提高到2027年的76%。
浙江良田多 农民进城诱因有限
林宗弘认为，浙江省城镇化比率已经偏高，因此农民工不一定是此政策的受益者。以目前的经济前景和房地产风险，还在农村拥有土地的农民会倾向守住自己的田，不会抛售自家土地，改买城市房产，因此，此松绑政策的作用有限，只对已进城的农民工有诱因。
林宗弘说：“浙江省的很多农民剩下来农地都是些良田，过去比较不好的田地都已经城市化了。那就变成说，他农地(的潜在)收益很大，他可能是养殖业或者是种果树、或者种茶的，像龙井那边。他根本就不想要城镇化，反而变成是给这些城市的市政府一个藉口去征地。”
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说，这次开放主因是经济滑坡压力过大。他说，房地产业原是中国最大的经济引擎火车头，相关的47个产业对GDP贡献曾高达31%，但现在这个“火车头” 没有了，闲置空屋高达6亿栋，竞相降价求售。面对这样的低迷，地方政府冀望农村人口进城里买房，于是放开落户制度，“盯着农民的钱包”。
李恒青：经济疲软就盯上农民钱包
李恒青直言，共同富裕或城镇融合只是官方的说词，此政策“真正的受益者是当地官员”。他说，中国经济一疲软，地方官员就看上农村微薄的收入，期盼农民拯救房市，这背后思维和温家宝主政时为因应金融海啸，推出的“家电下乡”，或汽车产能过剩时的“汽车下乡”如出一辙。
李恒青对落户松绑的成效相当悲观，他说，农民看似可以不受限制，进城就学、消费、看病、买房，但就业仍是一大难题，“如果找不到工作，拿什么买房呢？”
李恒青说：“让你来，不是来享受。用享受福利吸引你到这来进行投资，帮助领导把经济搞上去，这个才是他们的真正的核心目的，而不是真正把这个福利跟所有人平分。如果真是公平分配的话，你应该让杭州开放。”
李恒青认为，中国经济现况的最大问题，是人民对经济前景的信心太低。中国储蓄率创新高，代表老百姓手里都是有钱的。但即便官方天天喊经济向好，老百姓根本不信，仍不敢消费。人民对政府信心偏低，政府又缺少公信力，这是中国政府面对的困境。他强调，经济发展离不开政治决策，中国若不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经济也难走出死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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