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注册微信公众号，并发文敦促中国公众参与“反间谍”斗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这种让“儿子揭发老子”的做法是回到文革时代，将对老百姓生活造成恐慌，目的是让中共可以从中加强社会控制以稳定政权，并培养民间仇外意识，制造种族敌对情绪，这跟中共当局所提倡的“和谐社会”完全背道而驰。
呼吁公众参与反间谍
中国国家安全部成立40年，在7月31日首次推出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部”。8月1日，该帐号刊出了首篇推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表示当前的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安全机构必须彻底执行法律， 呼吁公众加入反间谍斗争，一同支持新的《反间谍法》。
该文还说，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间谍活动是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和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仅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防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
国安部的这项呼吁是在中国《反间谍法》实施一个月后发出的。《反间谍法》自7月1日起施行，扩大了间谍定义和解释空间，将任何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都囊括其中，同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
今年早些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要求北京国家安全团队，必须为内部和外部威胁增加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
中国国安部的文章表示，新的《反间谍法》规定，安全机关依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动员、组织人民以预防、制止间谍活动。文章还要各级政府把反间谍知识纳入公众教育培训，并要畅通公民、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也要对举报间谍行为或在反间谍工作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依法予以表彰、奖励和保护，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国安部称，《反间谍法》的修改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
培养仇外意识
广州媒体人Linda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国安部过去从来不发表这一类的警告或者提示，因此此次发文绝非偶然，主要是配合《反间谍法》的施行而来。近来从海外入境的中国民航客机上，也可以看到张贴了很多《反间谍法》的内容，似乎在暗示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涉外人士都有间谍的嫌疑。
她表示，国安部的发文是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下，刻意在民间制造对外国的敌对情绪，培养老百姓的仇外意识。尤其，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差，当局必须要做出一些转移视线的准备来做应对，包括可能与美国发起地区冲突，或者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等。所以，中共先要制造一些舆论，让民间认为外国人或者跟外国联系的人都有涉及间谍的倾向，让民间对外国和外国人感到反感，其实这是中共在刻意制造种族敌对情绪，为转移中共施政无能的焦点在做准备。
Linda表示，这种敦促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机制，其实在文革时期就曾有过，那个时代就是让儿子揭发老子，让学生揭发老师，让夫妻、兄弟、邻里之间相互揭发，“即使没有的也说成有的”，让人人出门讲话都要担心被举报，目的是在制造紧张、敌对的情绪，而这其实是中共建政以来，或者说是建政之前，一直在党内或者党外制造紧张情绪的一个延续，为的是让党做更好的控制。
伤害人心
她说，人人都在“保密防谍”的结果，伤害最大的就是人心，这种方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很容易产生误会，比如邻里之间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就马上当作间谍去举报，自然影响了邻里之间的感情与信任，增加了仇视与防备。
Linda认为，从本质上来讲，这并不利于中共当局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稳定环境，反而让更多的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不安的情绪当中。
去年6月，中国国家法官学院教授王立在中国官媒人民网发表文章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伦理智慧，因而成为中国人遵循的行为准则。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团结，谅解宽容、与人为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如今，对照国安部的文章，要畅通举报间谍渠道并鼓励公民举报，显得格外讽刺。
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允许对所有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实施出境禁令，包含非中国籍人士。规范还将民众投靠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以及针对国家机关、涉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路攻击等行为，都认定为间谍活动。同时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亦纳入保护范围。
换言之，即使学术交流在搜集资讯的过程中，比如从事地理与田野调查研究，或者与中国国营企业往来和资讯交换、拍摄关键基础设施，或与在中国的外国机构交流等，都可能被扩大解释为危害中国国家主权与国家安全而被罗织入罪。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有助于保护国家安全。但是，由于国家安全难有明确定义和范围，因此在实践中可能变成中共当局用来该压制不同意见者的武器。
强化社会控制
观察人士说，虽然《反间谍法》可能让在中国的外籍人士与企业面临较大的风险，但国安部微信公众号的发文动员全社会从事“反间谍”的工作，其实真正剑指的是中国社会内部，为的是强化社会控制，或也反映了中共对政权安全的危机感。
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瑟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该文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让所有使用微信的人，主要是中国内部的民众能够知道《反间谍法》的威慑力。
他说：“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起，或者是说能够替中共来去维持它所谓的国家安全。”
吴瑟致认为，国安部在微信平台鼓励民众举报间谍，虽然从外部的形势来看，会让很多外商企业或是外国民众担忧是否自己进入到中国会有触法的可能性，但其实最重要的威吓效果依旧还是停留在中国的国内，所以无论是《反间谍法》里面相关内容的调整，还是中国国安部门采取的一些因应手段和对策，其实针对的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
他表示，换句话说，中共希望透过立法的动作和数位监控手段来让中国社会知道如果触法将要付出什么代价，同时也让公众了解，中共永远有很多手段可使人民跟所谓的境外保持距离，进而形成一个吓阻作用。因此，鼓励民众举报间谍刚好可以让中共从中去强化社会控制，并借此稳定中共政权。
维系政权稳定
吴瑟致说：“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从过去在1949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在国家跟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监控的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不信任的关系。”
他表示，中共的《反间谍法》裂解的不只是国家跟社会的关系，也裂解了社会内部人际网络的往来与信任。这让反对中共政权的反动活动或势力逐一瓦解，让他们很难形塑成一股政治压力，去对中共政权造成影响。
吴瑟致表示，不管是用国家安全的名义，又或反间谍行为的名义，都只是中共想要控制社会的一个手段或说法，一旦中国形成一个人与人彼此之间不信任的社会，并且产生由上而下的压制甚至威慑力，这些都会让中共政权在控制社会的力道变得越来越加强。
吴瑟致表示：“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同时能维持中共在主政上的一个地位跟政权的稳定。”
分析人士说，国家安全在中共的眼中，其实就是政权安全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政治安全的问题。比如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今年7月就曾在中国法制杂志撰文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则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安全，还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
美国新泽西拉玛珀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当中共能够确定政权不被动摇，尤其是确定不被美国以及其盟友等外国动摇的话，也就是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中共是一个能够抵挡境外势力挑战的重要政党。
他说，习近平跟中国共产党很喜欢用爱国主义跟民族主义来激发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向心力与支持，所以当外在环境越危急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就会越宣扬需要中国共产党来施行一些强而有力的作为以保国家安全，但同时也因为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继续牵制国内人民的人身自由等，但其实最终目的是为了中共想要更独揽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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