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两三年的酝酿，也作为对中国大陆学者近年来宪政追求的回应，“对话中国”、“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以及“青年宪政会”三个海外团体9月1日决定联合在海外发起“海外宪政运动”，试图突破中国宪政追求的困境，为未来的和平转型做好思想上和架构上的准备，同时，这三个团体还联合出版了《中国宪政通选》双周刊，为宪政讨论提供一个平台。
近年来，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言论空间越来越逼仄，“宪政”成为最为禁忌的话题。今年五月，大陆学者许章润和张雪忠都撰文发出“宪政民主”的呼吁，两人文章均被删除，并被被警察从家中带走。在刘晓波去世之后，中国的宪政追求是否走到尽头？在大陆如此高压的环境下，在海外发起宪政运动如何才能对中国政治产生影响？
中国宪政追求是否陷入困境？
2020年的中国多灾多难，从新冠病毒到南方大水灾，从中美贸易战到新冷战，以及香港国安法的实行和中共被指控在新疆进行种族灭绝等等，这一切让中国体制的弊端和专制极权的恶果显露在世界面前，也让有识之士呼吁关注中国体制改革。
在《武汉疫情爆发的政治启示》一文中，宪政学者张雪忠写道，“到了今天这种局面，如果我们还只是嘲笑湖北那几个愚蠢而无耻的官员，还只是要求用别的官员去替换他们，那我们的一切苦难和不幸就都是白受了”, “当前这个集权型、统治型和逆淘汰的政体，才是一切灾祸的根源。”5月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召开前夕，张雪忠发表公开信《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并附上《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第二天5月10日凌晨一点，张雪忠即被上海警方从家中带走，二十四小时后才获释回家。
疫情期间，清华大学法学教授许章润亦写下长文《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全球体系背景下新冠疫情的政治观与文明论》，文章最后呼吁：总括而言，此番大疫暴露出的体制之弊与强人政治恶果，再度将政体之辩提上议事日程，令中华文明宪政秩序建设的迫切性更加显明。几年来国家政治之逐渐全面倒返毛氏极权与国际体系中之日益政治孤立，造成了世界文明大洋上的中国孤舟这一危殆景象，有待于即刻拨乱反正，重归”立宪民主、人民共和”这一近代中国的主流文明意识和政治意志，而后迈步前行，和平大转型，最终实现”民族国家—文明立国”与”民主国家—自由立国”这一现代中国的理想善境。
然而，文章发表不久之后，许章润因所谓“嫖娼”罪被警方抓捕，7月12日，许章润先生获释回家，7月15日，北京清华大学作出《关于给许章润开除处分的决定》。
实际上，自《零八宪政》发起人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宪政”两个词在国内成为极度敏感词，基本成为禁区。因此，学者温克坚认为，此次重提宪政的张雪忠和许章润，就“像流星一样划破黑暗的孤胆英雄。”
随着许章润和张雪忠被“消音”，中国宪政追求是否陷入绝境？“海外宪政运动”发起团体之一“对话中国”理事会召集人王军涛认为宪政民主将会是一个朝野共识。他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实行独裁，不仅使得原来的中国民间运动觉得需要民主宪政，而且共产党中偏左的各个派系也感到宪政的必要性。
海外宪政运动比《零八宪章》更进一步
2008年12月9日，为了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60周年，受捷克斯洛伐克反体制运动的象征性文件《七七宪章》的启发，中国各界人士303人首批签署了《零八宪章》，到2011年6月为止，签署的人达到一万三千多人。随着《零八宪章》的起草人和发起人之一刘晓波被捕、判刑和去世，以及中共对于签署人不同程度的迫害，这场宪政运动渐渐沉默，乃至于许多年轻一代都不知道《零八宪章》的存在。
王军涛介绍说此次海外宪政运动中有不少《零八宪章》的领军人物参加讨论，在正式发起这场运动之前，他们在加州大学、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发起过近十场研讨会，中国国内的学者于建嵘、莫少平、刘军宁等都参与过宪政建设的讨论，此外参加讨论的还有在美国、法国、英国的一些海外华人学者和关心中国政治议程的外国学者，宪政民主是所有希望中国政治进步的海内外学者共同的心愿和共识。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王天成说，此次海外宪政运动与《零八宪章》运动精神上一脉相传，但是也有明显的区别。《零八宪章》侧重方方面面的一些原则，但此次讨论更侧重制度的设计，比《零八宪章》更为具体一些，也可以说是往前发展了一个阶段，到了一个更具体的如何操作的阶段。
鼓励更多年轻一代人关注并参与宪政议题
海外年轻一代留学生是在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常常给人多是“又红又专”的印象，不过在此次海外宪政运动中，出现了一批九零后为主的年轻人。
1992年出生的吉家宝是一位留学生，在“六四”三十一周年纪念不久后，他发起成立一个海外学生团体“青年宪政会”，目前这个团体已有一百多个会员，致力于有组织地讨论大陆民主宪政的议题。
吉家宝说，长久以来，由于中共对大陆的严格审查，以及对国外学术机构进行长臂管辖，海外留学生对中国宪政的讨论都是无组织化或是零敲碎打式的，而且大家总是抱着一种非常诚惶诚恐的心态，每当讨论到这些敏感议题，即便人在民主国家，也会非常提心吊胆地参加讨论。因此，以一个组织化的形式来实行有组织的讨论，会鼓励更多年轻一代人勇敢站出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参与讨论。因为若是没有一个共鸣群体，很容易会被当做出头鸟，成为被中共威胁的目标。此外，对于那些对政治不敢兴趣也不为中共辩解的年轻人来说，青年宪政会也能让他们思考政治，会认识到中共不仅对本国人民的政治生活，更是对全世界人民的普世价值的一个威胁。比如对于小粉红来说，也可以与他们对话讨论，一起探讨什么样的一个体制是最适合中国的，什么样的体制对个体是有着最大的帮助。总之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站出来讨论关注中国宪政议题。
吉家宝还说，青年宪政会有实名成员也有匿名成员，组织讨论时，匿名成员可以参与到讨论中，可以保证讨论人的人身以及他们在中国国内家人的安全。希望这样长久下去，可以让更多的人走出“爱国主义”框架，克服对国保的恐惧。此外，青年宪政运动也积极发展线下活动，在加州等地成了线下群体。
宪政运动如何从海外去影响中国
毫无疑问，中国宪政运动目前最大的困境便是习近平的极权专制统治更为严厉，原有民间组织的活动空间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宪政”二字几乎无法出现在中国媒体中。在海外发起宪政运动，能否对中国国内产生影响呢？
王军涛对此有信心，他说，在一个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在海外任何一个讨论都是可以延伸到国内去的。在中国历史上，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立宪还是共和的讨论，大多是从日本传播到国内的，今天的信息技术更发达，应该更没有问题。
吉家宝则认为，这是一条必须行动的底线。因为墙在那里，推了不一定倒，不推肯定不会倒，因此还是要推。此外，他认为，中共的野心不仅仅在国内，而是全世界，想通过自己的政治影响力和经济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这样，我们海外运动就有意义，它可以抑制中共在海外的野心，比如说，香港、西藏、新疆等异议人士的活动，我们都帮了一把。“美国出台香港法案的时候，民运人士，包括我在内，都去游说国会议员了。”
此外，吉家宝强调，所谓的宪政体制，在台湾的或是亚洲的例子也好，它并不是一个所谓的基于文化的概念，而是一个普世价值的概念，那就是何限制公权力。美国宪政、欧洲宪政或是台湾宪政，一个基本要素就是要分权，把政府权力分化相互制衡，在台湾行得通，在大陆应该也行得通。因此这场宪政运动目前虽然只能在海外进行讨论，但并不会因被高墙隔离而“水土不服”。何况不断有刚离开中国的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队伍中来。
专制政府倒台，往往一夜之间发生
随着习近平新极权主义的兴起，中国又回到恐怖统治，过去几十年前获得一些成果和有些有效的空间都消失殆尽，一些非政府组织如公盟、传知行都被取消。中国的转型是否能够到到来呢？若是没有转型的时机，讨论宪政是否操之过急？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研究专家王天成对此说，我是研究民主转型的，我发现一个现象，一个专制政府在倒台之前，通常情况下大家都觉得它过于强大，好像会永远存在下去，反对派非常弱小，好像没有希望。但专制政府倒台的时候，往往是一夜之前发生的。
他以下象棋为例，看得越远，才越可能取胜。因此，在反对暴政的同时，为未来转型做好准备同样非常重要。中国有过教训，辛亥革命之后，因为之前没有做好转型准备，宪政失败，共和失败，中国重新回到专制国家直到现在。世界上有很多例子，在转型机会来了之后却因为未能巩固民主成果而功亏一篑。因此，为随时可能到来的转型做好积极的准备意义非常重大。
“海外宪政运动”发起人之一王丹介绍说，在此次海外宪政运动将对未来宪政框架的建设提出一些题目，抛砖引玉发起讨论，最后，宪政运动的成果将以宪政研讨文集、专题报告、中国宪政周刊的形式发表，“期待能拿出一部中国的《联邦党人文集》，拿出我们为未来中国转型期间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拿出一个新的中国政治制度的框架，这也将是未来反对运动的政治纲领的一部分。”为此，此次“海外宪政运动”还发行了《中国宪政通讯》双周刊。9月1日出版的第一期《中国宪政通讯》刊登了张雪忠的万言公开信《尽早启动国民制宪程序，努力实现政治和平转型——致即将出席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全体代表》，以及《中华统一共和国宪法草案（学者建议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