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不能民主，需不需要民主，这个缠扰数十年的话题，随着香港民主抗争的持续不断再次引发讨论。
美国《外交杂志》（Foreign Affairs） 最近刊登文章指出“中国的崛起程度，取决于中国的民主化程度”，文章称“北京必须通过民主化解决内部矛盾，才有可能与华盛顿抗衡”。
民主真的是中国崛起的必要条件吗？中国当局多次表示，西方“垄断民主的标准”，“中国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的定义谁说了算？在习近平的强势领导下，中国是否还有走向民主化的机会？
嘉宾：香港畅销专栏作家陶杰；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
陶杰：中国的崛起没有持续性，崛起后的故事没说完
香港畅销专栏作家、时评人陶杰表示，一个国家一时的崛起确实跟西方标准的民主没什么关系。但是，崛起以后若要能融入这个世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持续尊敬，并形成自己一家的价值观，那就需要一个比较持久的、理性的机制。
按照中国现在这个制度，你说中国不需要民主；那没有民主，是什么呢？那就是家天下、帝王世袭或者帝王终身制。这样的话，会不会崛起呢？崛起以后又怎么办呢？这是21世纪全球要面对的问题。
美国《外交》杂志上这位学者说，如果没有民主，中美关系不会改善。他指的应该是美国标准的民主，也就是，有多党制，有一个全民普选的国会，像美国50个州那样各有自己的选举人，或者有自己在国会的议席，并通过不同政党间的竞争选举出总统。这种民主，确实中国2000多年以来都没能正式拾起。
现在所谓的中国崛起，是指邓小平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直到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依靠GDP、世界工厂和廉价劳工达成的崛起。这个崛起并没有可持续性，就是，崛起后又怎么样？
为什么说没有持续性呢？它崛起以后，大量富起来的民企和很多地方的官员，有了钱以后仍没有安全感，就寻求移民。移民到什么国家？主要是加拿大、澳洲和美国，恰恰都是西方意义的民主国家，那这又怎么解释？
确实，现在崛起的中国有一党专政，有一个非常强大的政权。但是，我认为崛起以后的那个故事还没有说完。
陶杰：缺乏辩论精神的社会不适合民主，或真不如祈祷有个开明皇帝
陶杰表示，关于实现民主的要求，第一，政权要接受人民监督。政权不是枪杆子出，而是人民用选票选出，那也就意味着社会里头要有不同的政党竞争。但这种竞争也并不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而是用一张嘴巴说道理，然后每4年、5年或7年一次大选，不同政党的候选人有什么主张，有什么不同意见，就摆在选民面前说清楚。
那么这就很需要辩论的精神。陶杰表示，他现在发觉，即使跟30年前相比，中国这个社会的辩论精神正越来越少，而且变得越来越狭隘。一有不同意见，另一方马上给你戴帽子、贴标签。他没有兴趣从逻辑、理性、事实、证据这四大因素，对事不对人地把问题说清楚。
陶杰表示，最近几年跟中国人一旦谈到不同观点，对方马上勃然大怒，马上给你标签。这样的性格不适宜民主。或者就是不如求爷爷叫奶奶，永远祈祷下去，希望出一个开明的或者非常厉害的皇帝。
宋鲁郑：历史上看，国家崛起与民主与否无直接关联；中国也如此
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指出，类似于慈继伟教授这样的观点和预测，40年来有过很多次了。1989年的时候，有部分知识分子就有这么主张过；1999年的时候，中国社科院的前副院长也提出过类似观点；再有就是2008年刘晓波在“零八宪章”中也提出过。但是，事实证明他们都错了，中国这崛起的40年，和多党制和一人一票这样的西方普选民主没有关系，以后也一样没有关系。
而且从历史上看，一个国家崛起与否和民主与否并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德国，它曾经搞过皇权体制，那时它是世界强国，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它又搞了法西斯制度，又是世界强国，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德国搞的是西方民主制度，它还是世界强国。所以民主对于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来说，并没什么必然作用。它搞什么制度都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国，都有可能崛起。
中国也一样，西方的民主和中国的崛起也没有直接关系。
宋鲁郑：中国是民本社会——民本如父母照看孩子，民主如请保姆看孩子
宋鲁郑表示赞成陶先生所说的中国不适合西方这种民主，但他的理由不太一样。宋鲁郑不认为这是国民素质的问题。就像非洲很多国家素质也不高，有些国家将近60%的人都还是文盲，它们照样可以搞民主。
我们采用哪种制度，关键就看它是否有利于国家的发展，是否有利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否有利于社会的稳定，等等。应该从这几个角度看。
宋鲁郑认为，中国是“民本”社会，中国的制度模式其实不该用民主这个词。民主是个强势的词汇，现在任何人都需要借用它，包括中国这个体制也不得不成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但事实上，我们就是个民本社会，几千年就是民本。
民本是自上而下的，和民主的自下而上不一样。宋鲁郑说，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民本就是父母照看孩子，我们是一个家庭；民主就是我请保姆来看孩子。父母看孩子，和你请保姆来看孩子，其动机和用心是不一样的。
至于接轨问题，宋鲁郑认为，中国现在这个制度——包括政府自己的观点——并不是希望西方和它接轨，而是希望西方尊重、接纳中国这个制度模式或它的道路，它现在还停留在这个阶段。这和以前还是有所变化的。以前，确实是我们向西方学习，和世界接轨；而现在是希望世界尊重我、接纳我，并承认我这个制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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