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难以为继

2024年4月26日将迎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创立12周年，双方却没有举行高规格的纪念活动。2019年以来，双方领导人会晤频次降低，中东欧国家接连退出合作，无不折射出这项合作机制陷入停滞的现状。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又被称为16+1，参与合作的中东欧16国包括阿尔巴尼亚、波黑、保加利亚、克罗地亚、捷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马其顿、黑山、波兰、罗马尼亚、塞尔维亚、斯洛伐克和斯洛文尼亚。2019年希腊加入后一度改称17+1。

2012年4月26日，首届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在波兰华沙举行，并形成年度会晤机制，中方出席领导人为国务院总理。从2013至2019年间的七次会晤分别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中国苏州、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和克罗地亚旅游胜地杜布罗夫尼克举行。

然而，双方自2019年疫情爆发后就没有再举行过线下领导人会晤，距离2021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的视讯会议也已经过去四年之久。在此期间，不仅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宣布退出这项合作机制，中国与捷克等其他中东欧国家的关系也受到冲击。

政治经济双重影响

中欧亚洲研究所（CEIAS）执行所长马泰·西马尔奇克（Matej Šimalčík）向美国之音表示，“中东欧国家最初的反响和开展合作的意愿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当时，中东欧国家将对华合作视为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新动力的手段。”

他认为，这项合作陷入当前的困境有其根源。“合作自启动以来就遇到了一些问题。合作议程设置从一开始就由中方主导。中东欧各国往往不仅无法推动议程，而且也无法就与中国的何种合作最符合其利益提出自己的想法。这样一来，中国—中东欧领导人年度会晤就沦为空谈，同时服务于中国大内宣目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庄嘉颖向美国之音表示，一方面，不少中东欧国家在“看到2022年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和随后北京对莫斯科的持续支持之后，对北京及其合作项目日趋谨慎甚至怀疑。”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自身经济增长放缓，中国对外投资项目开始减少，合作的经济动力不再强劲。”更为严重的是，“中国在欧洲的跨国镇压、与捷克和立陶宛的外交争端以及经济惩罚进一步降低了中东欧国家与北京合作的兴趣。”

西马尔奇克表示，中国已经意识到这项合作目前所处的停滞状态。然而，“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及对部分中东欧国家的敌对政策和黑客攻击、中国对欧洲议会中东欧籍议员就新疆问题实施的制裁以及对台湾—中东欧关系，特别是台湾—捷克关系的干扰，都使双方合作变得更加困难。”

布拉格国际事务协会（Asociace pro mezinárodní otázky）中国问题研究员菲利普·舍博克（Filip Šebok）向美国之音表示，“自2012年中国创立16+1机制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当时，中国对于中东欧国家而言主要是一个经济行为体，但如今“对于包括中东欧国家在内的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中国显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的安全保障和地缘政治上的挑战。”“随着美中竞争的加剧、欧盟对华立场的强化以及中俄关系的日益密切，特别是北京在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立场”，中国—中东欧合作的总体地缘政治背景已经在过去几年间发生了巨大变化。

他又补充说：“与此同时，中国国内的日益威权化的转向、侵犯人权行为以及威权主义在海外的蔓延也改变了中东欧民众对中国的看法。”

合作成果各国各异

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在过去十二年间并非成果全无。庄嘉颖认为，总的来说，“政治上越专制、外交上与俄罗斯关系越友好的中东欧国家，往往在对华合作议题上更加积极。”而那些更加警惕俄罗斯及其威权主义的中东欧国家则与之相反。

西马尔奇克表示，北京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将维谢格拉德四国、波罗的海三国和巴尔干地区的众多国家集合在一起”，将中东欧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接触，但是“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除了共同的共产主义历史遗产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共同点。”

舍博克根据对华关系亲疏区分了三组中东欧国家。“与中国关系最亲密的国家包括匈牙利和塞尔维亚，中国与两国的双边关系日益密切，双方的伙伴关系涵盖经济、政治关系和安全等各个领域。中匈、中塞关系是中国在中东欧的两大支柱。”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包括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内的波罗的海三国和捷克。这些国家“现在大多将中国视为对安全威胁，原则上反对深化对华合作。波罗的海三国已经全部退出中国-中东欧合作机制，捷克方面也对此考虑已久。”

更多的中东欧国家仍在观望之中。“这组国家在中东欧地区的数量最多、占比最大，其中最重要的国家是波兰。这些国家总体上对中国确实有一定的保留，但仍然有兴趣与北京合作，特别是在经济方面。”

重启合作尚需契机

舍博克认为，北京要争取中东欧国家的支持，就应该满足这些国家对经济合作的期望。他说，中东欧国家之前对中国的经济利益预期没有达到。现在情况有所转机，“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对中东欧电动汽车供应链的投资正在不断增加，尽管主要是在匈牙利，但在斯洛伐克和波兰也可以看到这一迹象。这或许将为双方合作注入新的动力。”

欧美政局变动也可能为重启合作创造契机。例如，2023年斯洛伐克议会选举和2024年斯洛伐克总统选举后，“斯洛伐克新政府显示出寻求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迹象，这可能会对其他中东欧国家产生联动效应。”另外，今年11月的“美国总统选举以及美国对欧盟态度的可能转变等地缘政治变动，也可能为中国利用该地区的不确定性并增加其影响力提供新的机会。”

如果在最高领导人层面无法重启合作，也有可能在较低层级上展开。在这方面，西马尔奇克认为，“非政府组织或地方政府行为体的双边互动，包括今年6月将在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创新合作智库论坛，以及计划于今年10月在中国举行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政府会议”都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