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间谍活动渗透欧美的规模及野心不断扩张之际，中共国安部誓言展开新“五反斗争”。有的分析人士认为针对的对象是以境外为主体的“境外敌对势力及其走狗帮凶”，也有人认为这是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执政10年来对内与对外政策的总结与展望。而这个总结概括来讲就是“失败”，展望则是“重返毛泽东时代”。
中共国安部部长陈一新最近接连在中共党媒《求是》与《学习时报》上刊文，表示国安部要开展反颠覆、反霸权、反分裂、反恐怖、反间谍的“五反斗争”，称“坚持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切实筑牢国家安全屏障。”
打击对象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特聘教授寇健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情报头子所谓的“五反斗争”反映出中共对于其所处内外环境充满变数与凶险的认知。它所针对的对象，用中共的话来讲，就是“境外敌对势力及其走狗帮凶”。
寇健文表示，国安部的新“五反”各自针对不同的敌人。反颠覆就是凡有意颠覆国家政权的人都被中共视为敌人，都要用专政手段去镇压；反分裂对象是分裂主义分子，包括港独、疆独、藏独、蒙独、台独等“五独”，甚至连法轮功和异议分子也包含在里面；反霸权对付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反恐怖是要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包括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势力等；反间谍则是要防范境外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渗透。
寇健文说：“所以这5个一看了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到它的主要主体事实上是对外的为主，但是它处理对外所谓敌人的时候，他会去挖掘境內里面的敌人。”
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所研究员蔡文轩也认为新“五反斗争”主要是针对境外，但也会对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与文化造成影响，比如反颠覆、反霸权可能会涉及到国内的教育问题，不能给学生看有关帝国主义，或一些对共产党而言是曲解历史方面的教材。
他表示，反颠覆是习近平对于安全概念的延伸，国安部将其放在第一位，显示中共将国家安全与执政的稳定性摆在最优先的位置。
警告台湾？
几周前，中共国安部在4月15日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当天回顾了过去10年来的10件重大间谍案，包含曾在捷克任教的台湾籍学者郑宇钦、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拥有香港与美国双重国籍的在美国的侨团领袖梁成运、以及中国谘询行业龙头凯盛融英等。
蔡文轩认为，国安部的新“五反斗争”虽然不是完全讲给台湾听，但在某种程度上有警告台湾的意味，尤其在台湾新任总统赖清德正式上任之前发布，是有意警告台湾不要妄想台独、不要想颠覆中共政权、不要有间谍行为，也呼吁美日不要对台湾进行干涉。
他说：“所以我觉得他把反颠覆放在第一位，他这个可能是对于境外，包括像香港或者特别是针对台湾的一个讲法 。”
然而，近期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欧洲接连爆发的中国间谍案引发广泛关注。台湾执政的民进党中国部5月2日指出，根据资讯，中国国安部将间谍活动基地安排在各省级的国安局，例如上海国安局通常负责美国间谍活动，浙江负责欧洲间谍行动。英国国会情报与安全委员会并曾指出，中国国家情报机构几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情报机构，拥有数十万非军职的情报人员，对全世界进行强力渗透。
政策总结是失败
加拿大女王大学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他认为中共国安部长陈一新的这篇文章是对习近平执政10年来对内对外政策的总结与展望。
他说：“这个总结呢，我用两个字概括，就是‘失败’；那我们说‘展望’呢，就是重返毛泽东的时代。”
他表示，这篇文章写得非常巧妙，表面上看不出失败两个字，但其实说明了习近平自2014年正式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后，一直幻想能在西方自由民主主义的国际秩序中间开辟出一方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来圆他所谓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国梦，所以提出自己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倡议，就是希望凭藉中国庞大的经济量体来逼使西方国家接受自己。
但是在这10年间，习近平的中国梦遭受了重大的挫折，赖小刚说，原本习近平还一直活在自己的梦中，直到去年7月，中国的对外出口比前一年同期直线下跌14.5%，习近平明白中国的经济再也回不到2019年疫情以前的情况了。“这一页已经过去，这个时代结束了”，赖小刚说。
预告重回毛时代
他表示，中共不仅是走到经济下行的阶段，这几年西方世界又跟中国各方面进行脱钩，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将走向一个无底深渊，所有中国这40年来的改革开放成果，等同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基础受到动摇，以致社会各种矛盾爆发。中共高层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以及与之相伴的共产党权力，就只剩下一个工具：毛泽东时代的专政工具。而中国共产党在创建过程是以列宁布尔什维克主义为榜样，其最重要的一个专政工具就是秘密警察，也就是当年苏联克格勃特务组织的前身“契卡”。所以，国安部的这篇文章就是在预告中国未来将往这个方向走。
在1950年代和60年代，中共曾先后发起过两次“五反”运动。第一次在1952年1月底，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起草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自此共产党开始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瞄准资产阶级与私营工商界，主张要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通过这一运动，中共初步完成了由乡村到城市的革命渗透，为随后的社会经济改造奠定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
在1963年5月至1964年6月底，中共发起了第二次“五反”运动，反官僚主义、反分散主义、反铺张浪费、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
至于这次国安部提出的新“五反”跟过去的两次“五反”是否有溯源性或是关联性，分析人士各有不同看法。
新旧“五反”比较
赖小刚表示，对于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一听到“三反五反”马上就知道是代表对经济与财产的剥夺。虽然中共现在还没有走到这个地步，但他已经在发出信号，对党政机关的掌权者说尤其如此。他们要往毛泽东时代的方向走，因为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无法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所以为了保有一线生机，以便能生存得久一点，唯有通过重回毛时代的计划经济，才能让中共政权不马上崩溃垮台。
台湾政治大学学者寇健文认为，过去的“五反”运动主要是消灭或改造资产阶级的人和党内的腐败分子，跟经济比较相关；但现在的新“五反”主体其实是针对境外敌对势力及其境内的帮凶走狗，政治性比较强，涉及到中共整个政权的延续与稳定，两者的内涵完全不同。
他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就是‘五反’这两个字，内涵完全不一样，我觉得是没有关联的。 ”
台湾中研院学者蔡文轩说，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解读。新旧“五反”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一种政治运动，共产党政权一旦发起政治运动，就代表领导人对于当下的政治环境有所不满，或是对现在的权力具有危机感，所以中共从毛泽东到习近平其实都是透过政治运动来强化他们本身在党内的地位。如果从这个大角度来看的话，新旧“五反”之间的关联性就是它们都代表领导人对于权力的掌控与强化。但不同之处是，现在的新“五反”在经济上的意涵相对少很多，主要是针对境外势力的煽颠或者分裂行为。
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国安部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从原本隐蔽的影子组织化暗为明，变成时常在微信公众号上发文的机构。
蔡文轩表示，可以肯定的是，中共国安部门正在扩权，政治安全是其背后最重要的考量，而政治安全就是什么都要安全，所以什么都要去管，包括现在的新“五反”。国安部伸手到其他部门的激进行动的背后一定有习近平的允许或授权，因为这将有助于习近平的权力掌控，以达到恐怖统治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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