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邓聿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过去一周，中国两大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发改委和财政部相继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了一揽子增量政策以挽救经济。然而，由于看不到具体数字，反让市场怀疑当局这一揽子增量政策的救市力度，致使国庆前暴涨的中国股市在上周出现暴跌，好不容易因央行放大招而恢复起来的股市信心再次受挫。这反映面对极度虚弱的中国经济，任何犹犹豫豫的救市举措，要起到稳定乃至提振市场信心的作用，非常困难。
中国经济困境行经有年
中国经济的困境，不是眼下才形成的，而是行经有年。在长期高增长的背后，经济积累了严重问题，只是在习近平上台前，甚至习的第一任期初期，还没有完全表现出来。但大约从2015年开始，中国经济的各种后遗症，在当局错误的政策引导下，被快速暴露。官方曾用“三期叠加”来描述这一阶段的经济，所谓“三期叠加”，指的是经济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同时出现。在中共20大前，当局就以这个判断来给经济开解方。
疫情放开后，在“三期叠加”的基础上，有中国学者认为经济又出现了“新三期叠加”，也即疫后经济恢复期、市场信心重塑期、宏观政策优化期的同时出现。前者指的是居民消费、企业投资等仍未恢复至疫情前的趋势水平，中者指的是当前微观主体预期和信心仍较低迷，后者指的是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边际递减。 “老三期叠加”加上“新三期叠加”，可见中国经济形势的严峻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无论是官方“老三期叠加”还是学者“新三期叠加”的描述，都回避触及根本，即这两个“三期叠加”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如果说，前几任政府要对“老三期叠加”的出现负很大责任，那么，“新三期叠加”就该对习当局问责了，因为正是他在试图解决“老三期叠加”问题的过程中采取的手段过于粗暴，方式错误，再加上疫情期间的野蛮封控，从而导致问题非但未解决，反使得问题更严重。这还不论他在政治上的集权、全面党化和思想意识形态上的毛化所带来的恶劣影响。
作为一个贫困落后的大国，中国要想在不太长的时间里有一个快速发展，重投资和出口，轻消费几乎是必然选择。然而，中国政府的问题在于，在经济的高增长经历过一段时期，投资和消费的比例结构严重失衡后，仍然继续依靠投资驱动的模式去发展经济，致使习上台时，传统产业的产能已严重过剩，造成企业利润微薄，劳动者收入增长缓慢，致使增长缺乏后劲。习看到了问题，要进行产业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可他太急于求成，在所谓供给侧改革的名义下，对去产能去杠杆用力过猛，违背市场规则，以行政手段强力干预经济，以为凭借政府之手，可以迅速达成效果。这特别表现在当局对房地产和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压制上。
政策转向等同宣告习经济治理失败
房地产事关民生，由于它的产业链条长，涉及行业多，在国民经济中占的比重也大，成为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更是地方财政的主要贡献者。从后者来说，由于中国税制结构的不合理，土地财政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税源，此外，房地产的繁荣常常被看作一个地方繁荣的标志，因而地方政府有非常强的动力去支持房地产的发展，并乐见高房价。在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中，房地产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问题的另一面是，如果经济锁定在土地财政和靠地产驱动扩张的依赖，也会产生严重后果。首先是房价越来越高，使更多的人买不起房，或者为买房需要付出太多成本，导致社会整体消费能力和水平的下降。其次，社会的投资大部分投到房地产领域，导致该领域沉淀了太多资本，因为当社会预期房价节节升高，市场一片繁荣，开发商从银行得到贷款就轻而易举，而其他需要资金的行业则很难得到贷款。一个时期，社会的资源和资本总量是恒定的，房地产吸取了过多的资本和资源，就没有钱用于发展其他产业，包括科技产业。第三，房企负债扩张，本身蕴含极大风险，资金链一旦阻断，行业的系统性风险将很可能爆发，并累及银行和金融体系。第四，地方政府过度依赖房地产，当房市的荣景结束，土地财政也将难以为继，出现严峻的债务问题。
过去20多年中国房地产呈现的正是这种非理性繁荣，习嗅到了此种非理性繁荣下的危机，他从产业转型升级、脱虚向实的角度出发，认为要将资本和资源从房地产领域逼出，就必须给房市降温。但他采取了错误的手段和方式来打压房地产，包括限价、限购、提高购房者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以及最严厉的“三条红线”等，同时伴随中国人口的负增长，于是大量房企出现财务困难乃至破产，地方财政出现危机，并进一步引发企业破产潮、公务员降薪潮和购房者停贷潮，市场变为一地鸡毛。
对互联网平台企业，习的打压同样毫不手软。以马云的阿里巴巴集团为代表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在过去20多年，得到了飞速成长，尤其在互联网应用和大数据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互联网产业除了技术的高门槛外，也是资本密集性行业，平台企业在其发展壮大中，吸引了大量风投，和金融资本紧密结合，这其中就包括以风险资本形式出现的权贵资本。鉴于互联网本身具有的开放性、交互性等特性，对当局而言，它不仅是一种产业，还带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平台企业就需要做到让当局警觉不到对它的意识形态和统治构成某种挑战，故而，平台企业在做大后会去寻求党内权贵的政治保护。然而，恰恰在这点上，习最不放心。他担心互联网平台企业借助强大的技术能力，和党内反对他的权贵资本结合，染指意识形态、金融和政治，挑战其统治，不惜对平台企业进行强力整顿，如在蚂蚁金服上市前夕叫停IPO，迫使滴滴打车退出美国股市，整治新东方等教培企业。
习过去7年对中国经济的治理当然不只在这两个方面，他也对金融采取强监管政策，并放纵舆论对民营经济和企业家的污名化等，随着美中对抗的白热化，习的这一套经济治理思路和做法，给社会营造的是一种重安全轻发展的印象，对市场信心造成了极大打击，当然也就不可能有像样的经济增长。作为对整体经济状况和政策环境反应最灵敏的股市，更是一跌再跌。
增长动力转型难实现
今年是20大后习组建的新政府的第二年，年初提出了5%的经济增长目标，然而，从前三季度数据来看，这个目标很难实现。如果20大前的经济衰退还可以找借口把它归咎于疫情和李克强的不配合，现在经济继续下行就不能把它归咎外部因素，只能怪习当局治理无能。所以对习和李强来说，今年经济必须保5。可时间只有3个月，要实现增长目标，就必须给市场发出超预期的政策刺激信号，但这样一来，也就宣告了过去7年习对中国经济治理的失败。
虽然发改委和财政部宣布的一揽子增量政策，未能像央行一样公布具体数字和措施从而让市场振奋，然而，当局宏观调控思路的转向——从收缩性变成扩张性，则已确立。在增量政策刺激之下，也许今年还能实现增长目标，可这并不代表中国经济就走出了低谷，恢复了信心。作为一个超大规模经济体，中国经济要想有一个稳定健康的增速，必须像美国由消费而非投资驱动发展。目前，中国的最终消费市场不到美国的一半，这预示了中国经济确实有很大的增长空间，然而，前提是当局的政治路线尤其是经济发展思路要不出错。但正是在这点上最没有保证。
自中共建政起，中国在一、二、三次收入和财富分配中，一直存在劳动者工资过低、社会保障不足、政府公共服务能力低下，以及财富过于集中少数人，贫富差距大等问题，到现在都未得到当局足够重视。假如上述问题未来仍然得不到纠正，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就不可能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动力转醒就无法实现。当下推出的一揽子增量刺激措施，只是针对眼前的燃眉之急，而非着眼于这个根本的动力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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