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英港人子女涌入英国学校这股洪流中，学生或有失落与迷惘的时候，但一位早已落地生根的同路人，守护在这些被连根拔起的幼苗中，适时提供协助，希望他们能在被移植的英伦新土壤中茁壮成长。
邓婉姗是一位在英国剑桥区任教的中学数学老师，来自香港的她能说一口流利粤语。在近年来大量香港父母选择永久离开香港的背景下，英国全国各地接收了不少这些香港学生。这些学生在课堂学习与生活上的适应能力，也为各学校带来挑战。有鉴于此，有大量移英港人学生的英国中小学，也聘请了能说流利粤语或来自香港的教师及辅助人员，期望加强协助这一特别群体，减轻香港学生的无助感觉。邓婉姗便是在这一个历史洪流下，在原来任职的中学被校长邀请，肩负了这个特有的使命，专门用大家共同的语言 – 广东话，接触校内香港学生，在有需要的时候提供恰当的辅导与帮助。
年幼在香港主权移交时跟随父母移民英国
邓婉姗近日接受了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视频访问，详细谈及了她的个人移民成长经历与现在担任中学老师的抱负。她提到于1998年10岁时跟随父母一家移民英国的往事，对比现在近年新一批移英港人学生，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作为子女，只有跟随，别无选择。
邓婉姗说：“我想那个年纪，其实是没有选择的。你可以说不离开，但是你也是没有不离开的选择。也有(不愿意离开的心情)的，因为始终去一个新的地方，我也不清楚是否那个年代旅行没有那么普遍？我想，我应该在此之前还未去过欧洲，甚至未外出过，应该难听一点，我觉得我爸妈不喜欢旅游，但总括来说，我就不像现代小朋友3岁已经环游世界那样，我(当时)觉得英国是一个很遥远与很陌生的地方。”
因1997香港主权移交中国而移民英国，对于一个10岁的小女孩来说，或许难以理解。在一个互联网刚起步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离乡别井后对香港的思念，更是百般滋味在心头。现已为人母的邓婉姗回忆这段往事时，勾起了当中苦涩点滴。她说，她不仅写信维系香港亲友感情，还亲自录制录音带，寄回香港，以解相思之愁。尽管移民英国有其正面的一面，但确实也背负着不舍的愁绪。
在学校使用粤语与父亲沟通 场面尴尬
这位老师谦虚的说，尽管离开香港前的英语社交机会也较别人多，但来到英国后的自我英语理解能力也只有三四成左右。为了避免凸显差异，避免被标签英文程度逊色，邓婉姗还努力苦练她的英语，期望与一般英国人无异。再加上当时英国的语言环境不太鼓励少数族裔公开使用自己母语，她面对的不只是没有机会公开使用粤语，而且还会带来尴尬的处境。
邓婉姗回忆说：“我记起有一次在学校，我的爸爸来学校接我下课，当时我与他有一段距离，相隔远一点，我使用了广东话与我爸爸说，‘喂！你等我一阵子，我拿一些东西便过来了！’跟着我身边朋友凝视着我，好像 (我是)怪物似的！其实他们很少听到其他语言在他们的身边。”
要在这种环境下保持正面乐观的态度成长，邓婉姗坦承并不容易，有时候她会怀疑是否与语言无关，是自己的性格问题？为何好像深交的知己不多？友谊并不天长地久？她整个中学年代的快乐程度，都给予了不太开心的评价。
被校长邀请担任粤语联络员 如何与港生沟通也讲求技巧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位为人师表的数学老师万料不到的是，从前她艰辛走过的这段移英学习荆棘路，有学生此时此刻在她任教的中学里重拾，而且不是一两位学子，一下子至今已经有约23位香港学生在她任教的学校就读。
受到校长的托付与重任，如何与这些香港学生打开沟通大门？如何在适当时候提供帮助，使他们轻松地融入学校生活？这讲求技巧，也是一门学问。
邓婉姗继续说：“首先要让他们知道我是一位说广东话，懂得说讲广东话的老师。他们大多都表现兴奋的，因为其实这群(来自香港的)学生也颇不同，有些应该是不需要别人帮助，他们已经来了英国两年，他们的英语能力良好，甚至他们可能以前在香港的国际学校就读，所以他们来到之后，他们的transition(过渡适应期)较短。”
她担任学校粤语沟通协调员的角色，用她自己的话说，就是作为一座桥梁，让新来的香港学生与父母知道她的存在，知悉她是可以用粤语沟通的。邓婉姗笑说，她与这些学生闲谈的内容无关痛痒，诉说英国甜品过甜，又或等候巴士到站时间过长等，其目的只是希望能建立关系，使他们将来若遇上任何问题，不想用英语表达时，便知道她是协助的伯乐。她强调，自己并非提供什么专门的辅导。
邓婉姗诉说，英国中小学在港人学生多的学校中增设粤语联络员职位，不一定是认为港人英语沟通能力逊色；相反，学校理解到用同一种母语沟通，能增加亲切感，有助融入学校与适应新生活。她解释，英语为非母语的港人长期使用英文，其实是颇辛苦的，倘若在学校闲时以讲广东话说笑交谈，这些港人学生也会陪感轻松，可以抒一口气。
除了学生外，邓婉姗也专责对每一位入学港人新生的家长主动联络，致电欢迎他们来英展开新生活。她说，当中九成对她用粤语交谈表现兴奋。在交谈过程中，她表明来意只是让对方知悉她的桥梁作用，若家长没有需要，日后可以无需找她。事实证明，一些自信有能力用英语沟通的家长，也没有再联络她。
部份港生未能理解父母移英苦心 分享过往苦事以显同理心
由独立智库British Future进行，并由下属组织 — 欢迎香港人委员会(Welcoming Committee for Hong Kongers)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课堂新生：学校如何帮助香港儿童和家庭定居和融入社会》(New In Class: How schools can help children and families from Hong Kong to settle and integrate)发现，受访的移英香港青少年比年纪更轻的小学生更难安顿下来，他们觉得离开香港，等同抛弃了在香港的同伴。
研究还指出，这些香港青少年更喜欢熬夜与他们在香港的朋友一起上社交媒体闲聊交流，导致他们在英国日间上学时表现非常疲惫。British Future的研究与对外关系总监罗夫提到，特别是已经达到中学程度的香港青少年，未必会体会父母移居英国的苦心，谅解此举是为了他们长期终生利益做出的正确决定；相反，却很可能会有埋怨责怪之词。
邓婉姗坦承，与年轻人沟通颇为困难与讲求技巧，既不能苦口婆心，避免过份纳闷，也不可以说教训导。她确实观察到，有一小部分的港人学生存在负面情绪，不想移居英国；但也有学生从正面看待这议题，如功课较香港少，无需补习，空闲时间较多，这也使他们感到愉快。
邓婉姗说：“我经常对他们说，我与你们是一样的，所以我明白你不开心，有不开心的时候，或你觉得辛苦，但我也希望他们在(学校)哪里看见我时，其实我现在于一家公立学校做老师，是一个正面role model(行为榜样)，让他们看到可能尽管一开始辛苦。我也分享说，其实我小时候也被人欺凌，被别人欺负，也有这些事情的。这是(让他们知道)有同理心。其实我想(对待)青少年，你很难给予一些很好的advice(建议)，然后事情便会立刻OK(完满)，好！我跟着你做吧。我觉得青少年很难(会这样做的)，但其实我明白你现在的心态，因为我那时候(所面对的)也是差不多。”
理解少部分港生存在负面情绪 但他们没有诉说被迫来英
这位老师当年跟随父母移居英国后在适应上的挑战，或许与目前这些学生所面对的是大同小异；但在政治的考虑上，两代人的背景却是不尽相同，主权移交之初的当年香港社会，与2019年反修例运动后政局动荡的严峻局势并不相同。邓婉姗说，尽管没有与这些学生直接讨论他们需要迁移英国的原因，但在交流中感觉到他们其实是明白当中道理的。她强调，在接触他们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亲口对她说来英国是被迫的。
邓婉姗说：“但是你说他们有没有负面情绪呢？一定有，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在大概2021年，即约可能在Covid(新冠疫情开始)之后过来；那么不管你有什么政治立场，或者你家中有什么政治立场也好，我觉得始终小朋友(当年)从电视画面中看见很多事情，他们一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在这方面，我到现在还未遇上过他们就此与我倾谈。其实，他们明白为何要过来英国的，很多都明白会过来，但是否想过来当然又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又不太过察觉到他们是很负面，当中大部分都是正面的。”
秉持老师政治中立 来英港人社群也未必同属同一政治立场
作为老师，有个人职业操守需要秉持，不能对学生随便强行灌输政治与宗教观念；但与此同时，又需要在他们遇上情绪适应等问题上开导他们，那么在这群特定的移英港人学生的群体上，邓婉姗会否感到无所适从，很难解释他们父母的“正确”选择？她说，从上述“欢迎香港人委员会”发表的研究报告中看，其实很多被调查学生均明白他们是为了享有更好的教育与生活在言论自由的社会而来到英国的。
邓婉姗说：“所以我觉得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他们是有点idea (意识)。但在我来说，便没有很深入与他们讨论过或者提及过(香港的情况)，因为我觉得(在移居英国的香港人群中)始终可能有很多不同政见的人，就算虽然即使很多人认为过来的人全部都属于同一个政见慨，但我觉得其实并非如此。所以，都是需要要小心一点。但如果他们想与我(在这与政治有关的议题)倾谈的话，我也会愿意与他们交流的。但当然也要对他们说，这只是我自己的立场，并不代表全世界的立场。”
寄望港生不再需要她 延续使命协助新来学生
回顾过去二十多年来，这位学校粤语联络员确实感到英国的语言环境已经改变，特别在大城市中，英国人接受外语的程度明显已有所提高。她当年在学校中用粤语高喊爸爸时被当作“怪物”的情景，放在今天的环境中，应该少有机会重演。随着英国BNO 5+1签证政策的延续，未来数年将会有更多的香港学生持续地落户英国。邓婉姗的目标看来有点悲观，但宏观远大。她说，自己最终的希望，是这些香港学生不再需要她，到此时便证明她已经可以功成身退。
邓婉姗说：“我想都是如先前所说，也想做个过渡性角色。是真的！因为我们知道，不久将来也会有很多香港人(学生)也会来我们这学校。那么我也希望能做到一个Point of Contact(接触点)，这是他们需要的。那时候我便会知道，如果你想说广东话，或者家长想致电给我，我说广东话，我也在这里可以做到这个support(支援)。但也希望他们假以时日，他们会融入学校，不再需要我，我是这样希望的。我现在接触的这群学生，过了两三年后，他们会转过来帮助新一批入学的，他们能自己做打到一个循环。”
至此，除了粤语的保育作用外，邓婉姗心目中的学校语言理想境界也近在咫尺 - 不管是来自阿富汗，又或是乌克兰，当各自移民学生使用自身母语时，以英国人为主体的在校学生，都不会特别感到惊讶，不会再重演当年她感到尴尬的遭遇。尽管英国郊区的接受外语程度未如大城市中理想，但她深信着，学校犹如社会缩影，学校的进步，也预示着英国社会的进步，迈向一个更加多元的社会。
早已融入英国生活的她坚定地说，这些移英新来的港人学生，“永远都不会，不会不是一个香港人，但他们会不知不觉哋会慢慢变成一个英国人，他们当然不会感觉到，他们始终会觉得他们100 percent(百分之一百)是香港人。”
记者从她仍然保持一口流利的港式广东话，对香港家乡的热爱，与对移英学生的关爱，也充份肯定的总结这位教师也是百分之一百的香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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