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满十周年，东南亚是这项大型基建投资计划的重点区域。尽管中国与东盟的经贸投资金额履创新高，但有观察人士忧心“一带一路”带来的债务、环保及非法犯罪问题，也凸显东南亚多国的法规机制仍不够完善。
“目前我们承包一个‘一带一路’项目，就是一条高铁从曼谷市北边的廊曼机场(Don Mueang International Airport)跟曼谷市东边的素万那普机场(Suvarnabhumi Airport)，一直沿着东部，我们有个东部经济走廊(EEC)，一直到东部罗勇府的乌打抛机场(U-Tapao International Airport)，连接3个机场，距离大概200多公里的高铁工程。”
回顾泰国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在泰国正大集团(Charoen Pokphand)工作超过20年、目前在集团旗下的正大管理学院校长办公室担任行政总监的梁秉群(Pollasak Ruongpanyaroj)有感而发地对美国之音说，泰国是这20、30年间大量接受来自日本、欧洲和美国对当地基础建设长期且大规模的投资，才能成功转型成新兴工业化国家。因此，当中国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并向泰国招手同时，曼谷政府同样乐观以待，希望也赶搭上中国经济快速成长的列车，为当地带来新的机遇。而目前，正大集团承揽的机场高铁计画，就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建设之一。
东南亚是“一带一路”核心区域
时序来到2023年9月，转眼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已满十周年。这项全球规模最大的基础建设投资计画之一，已经吸引超过150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与中国签署合作文件，而在东南亚俨然成为华府与北京激烈争夺影响力的主要战场同时，“一带一路”不仅在泰国，也积极在东盟展开布局。
据英国智库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统计，自2013年至2021年间，东南亚拥有131件与“一带一路”相关的建设计画，是亚太地区内最多。另据台湾《北美智权报》统计，2023年中国对外投资前6大国家或地区中，除了香港外，其他5个均来自东南亚。
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中国分析中心中国经济资深研究员马国南9月就对《日经亚洲》表示，虽然未来五年“一带一路”投资将会放缓，然而，出于地缘政治和投资目的，东南亚仍将是中国“一带一路”计画的核心部分。
专门研究东南亚的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学系教授兼国际暨两岸事务处国际长陈尚懋也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统计，截至2021年，中国对57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投资达到203亿美元，其中10个主要受援国中，就有7个是在东南亚国家，显现“一带一路”近年来对东南亚的影响既广且深。
经贸大幅成长的背后是债务疑云
陈尚懋告诉美国之音：“在(‘一带一路’)这样影响这么深的情况、再加上它的范围很广的情况底下，当然是有一些正面帮助，譬如说在整个经济经贸投资的面向上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几年，中国跟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不断地上升。”
据中国官媒《人民网》今年8月的统计，中国与东盟2022年的贸易额达9,753亿美元，同比增长11.2%，比2013年的4,436亿美元高出许多，“也就是十年间扩大1.2倍”，显现“中国和东盟互为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
不过，虽然“一带一路”让东南亚受益，但也有人担心其负面影响。梁秉群就说，像是连接中国与老挝的中老铁路已运营快2年，但预计将与中老铁路接轨的中泰铁路、也是“一带一路”倡议在泰国的旗舰项目，目前进度严重落后，且即便于2027年如期通车，依照中老铁路仅对老挝带来有限的潜在效益，中泰铁路未来对泰国经济能有多少实质帮助仍未知，但却有可能让曼谷政府增加债务风险。
梁秉群说：“老挝跟中国的高铁，对老挝带来的经济贡献很少，你看老挝有什么东西可以卖到中国？欠款还贷那么多，(是)我们泰国也最担心的，还不了债这个我们最怕，这个(中泰)铁路接起来，我们从老挝看，对中国的好处应该比泰国多。泰国人坐高铁去中国玩的机会比较少一点，另外就是中国的产品会大量地进入泰国，(但)泰国还是传统的农业产品，要使用这个高铁的机率应该比较少。”
中泰铁路的经济效益将有待日后检验，但谈到同样属“一带一路”项目之一的中老铁路，陈尚懋表示，很明显地，这条铁路基本上是中国而非老挝所需要的建设，因为在其他交通路网还没到位之际，中老铁路目前对老挝的帮助并不大，但其已承担的庞大债务，让外界极为忧心，老挝将成下一个深陷中国债务陷阱的苦主。
陈尚懋说：“在所有的中国大陆的债务陷阱外交里面，寮国(老挝)是最严重的，寮国欠中国大陆的一个债务，大概占到它GDP(国内生产毛额)的60%左右，这很可怕，就是说你欠了这个国家你60%的一个GDP，那你要怎么还？那你还不出来的时候怎么办？那你就变成说，你可能在政治上面，你就必须予取予求。”
与“灰产”的高度连结
除了担心债务危机，梁秉群还说，中国在海外藉由“一带一路”带进来的“灰产”，也就游走在法律边缘的灰色产业所衍生出的争议行为，也让泰国人闻之色变。梁秉群说：“现在中国人给泰国的不好的形象，是所谓叫中国‘灰产’。这几年，中国搞电信诈骗、线上赌博，从缅甸、柬埔寨，菲律宾被打击，中国‘灰产’(就)跑来泰国开赌场、开酒吧，还有吸毒，中国人的形象(因此在泰国)变得很糟糕。”
近年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Sihanoukville，简称西港)经济特区因成“一带一路”的标志性专案，当地经济发展快速，西港街上随处可见简体中文招牌，宛如中国城。然而，西港却频传人口拐卖和其他非法活动，沦为犯罪天堂。
陈尚懋分析，近期引发全球关注的柬埔寨诈骗事件，显现“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并非仅带来广大商机，部分的建设计画与不法情事的高度连结，也让一些国家饱受负面冲击。
陈尚懋说：“柬埔寨总理政府开放了博弈产业，西港后来就整个变成中国大陆的一些博弈事业进驻的所在地，延伸出来很多治安的问题，毒品泛滥、还有色情行业泛滥，柬埔寨政府刚好也借此停止了西港的(线上)博弈产业，这些投入了相当多资金投资的中国大陆业者，就把它转到了诈骗行业上面。我想柬埔寨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其实在有关于(中国)交通建设这一块，在东南亚国家确实是产生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一带一路”对他国的环境影响，“中国政府并不关心”
同样位于东南亚，位于印尼的民众则忧心“一带一路”的相关计画冲击环境。
在印尼非政府组织(NGO)Yayasan Petrasm任职的博伊·胡塔加隆(Boi Hutagalung)的协助翻译之下，印尼非政府组织YDPK负责人黛博拉(Debora Gultom)对美国之音表达，印尼北苏门答腊省达瑞县(Dairi Regency)居民近几年的担忧，她说：“许多住在DPM(PT Dairi Prima Mineral，印尼达瑞矿业公司)的矿场设施附近的民众都是农民，他们害怕DPM将对这片土地造成破坏。”
今年6月，数十名达瑞县的居民，才对印尼政府允许达瑞矿业公司在当地采锌矿的行为表示不满，因为早在达瑞矿业公司于2019年，重新规划矿场设施中的尾矿坝，也就是用来处理矿石废料的大坝的位址时，国际专家已经示警，矿场设施改址恐对当地带来极大灾害风险。也因此，黛博拉协助居民，对印尼环境与林业部(KLHK)提出告诉。
达瑞矿业公司其中的51%股份来自于中国企业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旗下的“中国有色金属建设股份有限公司”(NFC)。据中国有色集团官网，达瑞矿业“是中国有色集团积极践行‘一带一路’倡议、投身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项目”。
不过，印尼北苏门答腊省棉兰市的社区法律服务机构、达瑞县居民法律代表“BAKUMSU”执行董事东加姆·邦加比(Tongam Panggabean) 对美国之音说，事实上DPM已在今年7月被印尼政府取消执照，暂时不被允许在当地进行任何采矿活动，意味着雅加达政府正在审视DPM对当地环境的潜在危害，但至今仍未看到DPM母公司中国有色金属对此发表公开声明，“作为一家总是说他们推动永续性、尊重社区或有着其他类似说法的公司，应该对判决积极回应。我认为不公开回应判决或社区的要求，显示中国政府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企业对其他国家的影响。”
东南亚环境法规不完善
达瑞矿业引发的争议恐仅是冰山一角。人权观察(HRW)日前示警，同属“一带一路”、由中国华能在柬埔寨建设运营的桑河二级水电站，导致当地许多鱼种灭绝，冲击当地捕鱼社区生计；“企业责任资源中心”(Business & Human Rights Resource Centre)先前发表的《中国项目在缅甸的环境影响》一文也指出，中国国有企业在缅甸承建的密松水电站，可能导致断流、洄游鱼类消失，和逾2万公顷雨林被淹没等情形。
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ISEAS-Yusof Ishak)曾发布一份名为《让“一带一路”在东南亚实现环境永续发展》(Making the Belt and Road Environmentally Sustainable in Southeast Asia)的评论报告，指出虽然评估“一带一路”相关项目带来的环境影响至关重要，但这些评估能否适用在东南亚，特别是在制度薄弱、治理不善的较贫穷和资源匮乏的国家并不明确。
这份报告并指出，“一带一路”基础建设发展可能对东南亚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造成冲击，且虽然中国的环境法规和执法正在改善，但在中国境外运营的中国企业和中资项目，是否遵守这些改进的标准，仍有待商榷。
然而，即便“一带一路”开发案在东南亚的环境保护问题经常引发外界关注，但日本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助理教授林鏆湙(Guanie Lim)提醒，不仅是中资，任何外资在东南亚的建设都可能造成环境退化、森林砍乏等问题，因此在放大检视“一带一路”对环境的冲击同时，更该认真看待的应是东南亚多国政府的环境法规仍不够周全。
林鏆湙告诉美国之音：“因为环境监管标准，无论是水质还是空气等项目，这与当地的规定息息相关，执法也是如此，所以如果承接开发案的国家在经济发展上未能进行监管，那你就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别人，无论是中资还是非中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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