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泊尔总理普沙帕·卡马尔·达哈尔“普拉昌达”星期一在北京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举行会晤。会晤结束后，双方签署了十余项合作文件，内容包括经贸、农业、科技、文化、出版、数字经济、绿色低碳、检验检疫、发展援助等。
显而易见的是，双方没有讨论或宣布任何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新协议。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在六年前决定参加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但是时至今日相关项目一直进展缓慢，尤其是得不到更多的投资。尽管在两天之前，普拉昌达在杭州会见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两位领导人发布了一份声明，称“一带一路”合作取得了成功和积极的成果，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已经初具规模。
考虑到“一带一路”项目进展缓慢，人们原本预期两国将会签署期待已久的“一带一路”倡议（BRI）下的项目实施计划协议。自两国领导人签署“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六年以来，尼泊尔许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没有一个项目或条款得以实施。
习近平提议集中精力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达到互联互通，扩大过境运输合作，帮助尼泊尔早日从内陆国家转变为陆联国家。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表示赞赏，称将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建设，推动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的建设，并且表示这将极大地促进尼泊尔的国民经济发展。
尽管两国领导人都表达了他们对尼泊尔“一带一路”计划美好未来的期望，但现实却是严峻的。观察人士指出，习近平的这一梦想在尼泊尔已经遭遇了严重失败。由于北京方面模糊的定义和单方面表白，尼泊尔一直难以弄懂“一带一路”的真实用意。
尼泊尔对中国存在三个主要关切。首先，尼泊尔不清楚这些项目是否将通过软贷款还是赠款来融资。尼泊尔更愿意获得赠款而不是贷款。其次，尼泊尔希望贷款利率能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多边融资机构持平。第三，对于大多数项目，中国坚持聘用中国公司。而尼泊尔希望这些项目能对公开竞标。
尼泊尔的英文报纸《安纳普尔纳快报》的编辑卡玛尔·德夫·巴塔拉伊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实施计划显然是此次访问的一个关键议题，但目前尚不清楚双方是否会签署新的协议。”
巴塔拉伊说：“身为尼泊尔共产党领袖，普拉昌达总理渴望在‘一带一路’方面取得一些进展，但与此同时，中国方面希望首先落实两国在2019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期间达成的协议。但尼泊尔方面希望以赠款方式完成一些项目，这些项目可以列入‘一带一路’。”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在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网络的框架下修建通往尼泊尔北部边境的公路或铁路项目，这些项目不仅对邻近地区的社区有积极影响，还对整个国家有益。这意味着增加对中国的出口、改善交通网络、增加就业机会，减少对印度的依赖。
在与中国官员对话和开会期间，尼泊尔方面明确表示，由于尼泊尔自身的压力和严峻的经济状况，它无法承担高利率的贷款。加德满都的分析人士认为，尼泊尔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不太可能获得贷款方面的特殊优惠待遇。
加德满都社会包容与联邦主义研究中心（CESIF）的研究员普拉桑蒂·普迪亚尔（Prashanti Poudyal）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向尼泊尔提供与已经实施‘一带一路’倡议的其他国家相比更低利率的赠款或贷款，另一方面，尼泊尔不能接受平均利率为4.2％、宽限期不到两年、还款期限不到十年的‘一带一路’项目贷款。”
尼泊尔总理普拉昌达于2017年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框架协议，他渴望在此次访问期间至少敲定一个“一带一路”项目。这样做，他一来打算在国内获得政治利益，二来给北京留下印象，即他是唯一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加德满都与北京关系的领导人。
加德满都一家亲中派智库“中国研究中心”的主席桑达·纳特·巴塔赖（Sundar Nath Bhattarai）表示：“尼泊尔认为，这个倡议对升级尼泊尔崎岖山地的基础设施，开启尼泊尔通往北亚、东亚和南亚的互联互通网络具有巨大的价值，没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与之相媲美，这同时促进了全体人民的福祉。”
尼泊尔是中国的“全天候朋友”，最初同意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35个项目，但在2019年，根据加德满都的请求，项目数量减少到了九个。
最初，尼泊尔将“一带一路”倡议仅视为一个基础设施项目。巴塔赖说：“许多人认为这是尼泊尔经济发展的一个改变游戏规则的项目。但当中国政府在尼泊尔签署‘一带一路’框架协议之前就已经建成的发展项目也列入‘一带一路’框架后，尼泊尔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了。”
一个例子是博卡拉国际机场，中国方面声称它是“一带一路”项目，但尼泊尔对此予以否认。尼泊尔在2017年为博卡拉国际机场的建设贷款。即使过去8年了，人们对这个项目的性质仍然理解不清。
博卡拉机场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贷款融资，并根据相关工程、采购和施工（EPC）模式建造的。尼泊尔的立场是，根据法律，该机场不能被视为“一带一路”项目，协议不能在事后修改。
普迪亚尔说：“当尼泊尔加入‘一带一路’倡议时，各界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但‘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问题仍然不明朗，那就是它的融资模式的不透明性。”
她说：“但随着‘一带一路’在全球范围内陷入争议，以及中国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开始引起关注，尼泊尔随后在继续推进项目方面采取了谨慎的态度，甚至有些不情愿。”
此类挫折，特别是在斯里兰卡和巴基斯坦发生债务危机之后，对尼泊尔的政策制定者产生了影响。尽管尼泊尔欠中国的外债远远低于该地区其他国家——截至2023年4月，尼泊尔对中国的未偿外债为2.59亿美元——但其他南亚国家的经济危机并没有被尼泊尔人忽视。
尼泊尔在过去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立场摇摆不定，分析人士认为“一带一路”对尼泊尔来说并不是优先考虑的事情。多年来，尼泊尔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发生了变化。
一些专家认为，“一带一路”进程停滞背后存在地缘政治，而另一些人则指责尼泊尔准备不足，同时中国方面也缺乏兴趣。
此外，随着“一带一路”条款变得更为清晰，尼泊尔的政治领导层开始对利率较高和还款期较短的贷款感到担忧。在将“一带一路”下的项目减少到原来的四分之一时，尼泊尔明确表示，它更愿意接受“一带一路”下的赠款或软贷款，而不是高利率贷款和短期还款期限，但尼泊尔仍在努力理解中国的真正意图。
当王毅外长于2022年3月访问加德满都时，尼泊尔官员告诉他，尼泊尔不能接受任何新的中国贷款，并寻求赠款援助。尼泊尔官员还要求新的借款条件，比如利率不超过2%，还款期限与多边机构相似。
比利时南亚民主论坛（SADF）研究总监西格弗里德·沃尔夫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项目通常会对环境和人民的生计产生负面影响，导致经济失衡。这些项目面临越来越多的抵制，不可持续也不足为奇。”
他说：“中国挑战其他邻国的边界，例如不丹和尼泊尔，以及南中国海的边界争端，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困难和复杂。”
尼泊尔与印度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关系，不希望招惹它的大邻居。因此，考虑到印度的敏感性，尼泊尔宣布“一带一路”项目将对自由公平的竞争性投标开放，这充分表明加德满都对北京的不良意图和在“一带一路”名义下在该地区的冒险行为持有怀疑和谨慎的态度。
目前，中国是尼泊尔最大的债权国。中国是加德满都仅次于新德里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来源国。
尽管尼泊尔在2017年加入了“一带一路”倡议，并达成了许多协议，但至今尚未见到在尼泊尔真正实施的项目，其中一些项目值得注意，包括2018年中尼签的铁路合作备忘录，该备忘录规划了一条连接加德满都和西藏南部吉隆镇的170公里跨境铁路线。
2019年，两国又签署了《跨境铁路项目可行性研究合作谅解备忘录》，该研究应该为跨境铁路建设的启动打下重要基础。
另一个重大项目是跨喜马拉雅立体互联互通经济走廊。中国在2022年承诺提供1.18亿美元的援助，以帮助尼泊尔从一个内陆国家变为陆联国家。
在2022年，两国还签署了一项六点协议，以使两国在治理、立法和监督实践等相互交流信息。
但是专家和利益相关者认为，其中两项条款，即自由贸易协定和政策交流，存在问题。
虽然谅解备忘录表示它旨在“在主要发展战略、计划和政策领域进行对话和交流”，但实际上其中究竟包括什么却存在相当多的模糊之处。考虑到中国的威权治理，这样的安排可能为中国的侵入式做法铺平道路。
鉴于中国试图利用中国共产党与尼泊尔共产党的党际关系，扩大其影响力，这更加引起了各界的担忧。
例如，在2019年，大约有200名尼泊尔共产党干部接受了关于“习近平思想”的培训。中国一直感到有必要与尼泊尔的左翼党派建立友好关系，进一步强调了其利用中共的意识形态联系在尼泊尔施展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决心，这被中国称为政策交流机制。
此外，中国还把自己的足迹导入了尼泊尔的其他领域。例如，中国科技巨头腾讯运营的移动支付服务微信支付于2023年在尼泊尔热门旅游目的地博卡拉推出。
然而，这些担忧并没有阻止北京和加德满都之间进一步的接触，双方最近几个月进行了多次高层访问，包括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官员在尼泊尔推销“丝绸之路”项目。
中国的持续参与表明，对尼泊尔的商业利益次于扩展其政治利益。
中国还提出了不少新的倡议，如全球发展倡议（GDI）和全球文明倡议（GCI），这些倡议在很多人看来都是模糊不清的。尽管如此，中国还是起劲儿地推动尼泊尔更广泛地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在2022年，尼泊尔同意成为全球发展倡议的一部分。
普迪亚尔说：“在尼泊尔，‘一带一路’的未来完全取决于中国是否愿意解决我们在财务模式方面所面临的问题，以满足我们的需求。如果中国愿意提供赠款或优惠贷款来开展项目，那么‘一带一路’项目可能会见到曙光。”
尼泊尔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争论可能会继续下去。但最重要的是，北京方面对“一带一路”的模糊定义和单方面宣言使尼泊尔在定义“一带一路”和习近平的其他倡议方面感到困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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