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结束之后发表的公报令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和投资者感到失望，投资中国的重要窗口香港股市在会议结束当天下挫。现在观察家分析家们在分析中共三中全会缘何令人失望，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今后要向何方前行。
高调宣扬希望，前路缺乏细节
本应在去年就要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没有说明的情况下推迟到今年7月中旬才召开。分析家们普遍认为，这可能显示中共当局有关经济的大政方针的三中全会有难言的苦衷。
在观察家们看来，那些苦衷问题大都是中共当局自己制造的。它近年来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尤其是三年疫情清零政策对中国经济造成了切实有力的重大打击，导致大量企业破产，失业率上升，疫情之后中国经济重启乏力，加上中共当局一度大力扶持后来又进行调整的房地产业陷入困境，民众对今后的经济前景不看好，不敢消费。此外，中共当局推行了二三十年的严酷的计划生育政策现在也大显成效，导致中国出生率断崖式下跌，新增劳动力人口快速萎缩，人口老龄化超速前进。
面对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种种明显的困局，中共当局只是承认消费者缺乏信心，承认中国新增人口不足是问题，但不承认自己是问题的制造者。中共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政策思路是鼓励民众消费，鼓励民众多生孩子。但这种头痛医脚式的政策不出所料地没有奏效。中国国内外众多观察家普遍指出，中共当初迟迟不召开三中全会是因为应对严重经济问题无方，即使是召开三中全会恐怕也难拿出什么令公众或投资者信服的新政策思路来。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以一种另类的“不负众望”的方式宣告结束。7月18日中共三中全会结束并发表公报，世界媒体普遍以“缺乏细节”来形容三中全会及其公报。《纽约时报》当天发表的报道的大小标题似乎可以用来概括众多国际媒体对中共三中全会的评价——“中国领导人提出高调的希望，但没有为经济复苏之路提供多少细节；高级官员们结束了旨在使中国经济摆脱病态的重要会议，但没有多少迹象显示他们有了一种根本性的重新思考。”
三中全会公报可谓习近平的政纲
许多观察家和批评者说，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长达5200多字，充斥着连篇累牍的空话、套话和口号，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推动和谋划全面深化改革，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
在众多世界媒体和投资者为中共的这次中央委员全会所发表的公报口号充斥、细节阙如而感到失望之际，英国牛津大学学者、《红旗：为什么习近平的中国处于险境》一书的作者乔治·马格纳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写道：
“现在评价这次三中全会还为时过早，人们最初的反应是针对它所发表的公报。该公报不出所料地缺乏刺激经济的建议，没有在经济方面改弦更张的新思路。但我们必须等待，或许要等几天看到中共发布重要的文件，才能确定中共当局对一些关键问题的具体政策和处理。或许我们到时候还是要失望，但我们应当等着瞧。”
政治科学学者王军涛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中共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和召开之后，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尤其是外国媒体之所以感到失望是中共的独裁专制体制使然。在民主制度下，政府和执政党在面临国家经济困境时必须谈具体的问题，要申明准备采取什么具体措施应对，但中共的独裁体制可以在人民被饿死的时候也照样高唱宏伟计划，不谈实际问题，当年的毛泽东政权是这样，现在的习近平政权还是一样。
与此同时，在王军涛博士看来，这次中共三中全会公报主要内容实际上是习近平蓄谋已久的政纲。他说：“我看（习近平一手主导的）三中全会就三条。一是中国要在产业结构方面实行大跃进，打造新质生产力（即中共政权所扶持的产业），要领导全世界新技术产品；二，为了保证这这一点，他要建立一个提取资源的全国性统一的经济体系，以打造全国统一市场为名，筹集他的所谓耐心资本（即长远的投资）；第三就是通过大规模干部队伍清洗提供政治保障。”
王军涛博士说，习近平所推出的他这种宏伟目标或许有很多人感觉与己无关，就像毛泽东在1950年代最初提出生产大跃进赶超英国的宏伟目标时有很多人感到与己无关一样，但很快中国就发生了人造大饥荒，几千万人饿死；现在习近平要是再制造灾难，中国民众怕是会更惨。
王军涛表示，中国人之所以可能会因习近平制造的经济灾难而更悲惨，是因为自邓小平实行所谓的经济改革以来，中共政权的做法是向民众尽情尽兴地抽税，但民众的基本福利、民众的死活它不管，而毛泽东至少还要对人民的福利承担一些责任，至少是在理论上，至少是对一部分人。王军涛说，自邓小平以来的中共统治者，包括习近平，完全是公开地谋求一党之私，不管人民死活，比毛泽东还糟。
中共与中国经济发展的死结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在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三中全会会议公报令各方感觉乏善可陈，凸显出中共控制中国经济形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死结。谢田说，中共骨子里是要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指令经济，但1978年之后，面对文革“10年后的百业凋敝的经济形势，中共实行了部分的、有控制的经济开放，准许外资进入，使中国经济在资金、技术、市场和企业管理方面受益，也使中国人能够部分发挥他们的创业和致富的能力和干劲。他说，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的大发展实际上是基于经济开放或欧美市场的开放，以及中国民营、私营企业，它们提供了百分之七八十的就业，百分之六七十的GDP（国内生产总值），而控制了利润最高的行业的国营企业则由于垄断而效率低下。
然而，中共政权长久以来一直认为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是自己的天敌。谢田说，“私营企业开始变得更加茁壮、更加强大了以后，必然就导致共产党感到有政权危机。它不能容忍像孙大午、马云这样的人拥有富可敌国的能力而且还要开始谈论时政。在它（中共）看来这就是威胁了中共政权。”
谢田解释说，中国河北的民营企业家孙大午在成功地经营自己的企业之余还经营养老业，经营医院，这在正常社会被认为是好事，但在中共看来这就是跟中共政权抢民心，就是对政权的威胁。中国电商巨头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对中共金融管理体制提出批评，有损于中共伟光正的宣传，中共更是不能容忍。
在谢田看来，中国今天的经济困境并非出自中共一时的错误决策，而是出自中共的本质。中国经济的发展使中共对中国社会、中国经济的控制欲再度膨胀，它于是出台种种措施，限制外资，强调所谓的国家安全，动辄就抓间谍特务，对数据流动也大加限制。这一切令投资者感到不安，感到无希望，中国不再是一个让投资者感觉有利可图的世界工厂；在经济增长下滑成为大趋势时候，中共也感到不妙，因为中共需要有足够繁荣的经济来滋养它的独裁政权，但它又不想让私营企业自由发展，这一切都让中国人感到前途无希望，这就是过去五年、十年的中国大图景。
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是真是假
习近平上台以来反复强调好把国营企业做大做强，中国政府以及政府所控制的中国的大银行对所谓的公有制国有企业的大力支持，对民营企业、私营企业持之以恒的歧视和无视（与此同时又重视对它们的收税和罚款）导致“国进民退”的抱怨不胫而走。
在这种大形势下，三中全会的公报当中包含了一些看似非常鼓励民营/私营企业的说法，如，“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让许多观察家感到讽刺的是，投资者显然并没有因此而感到鼓舞。应当如何解释这种现象？
牛津大学学者马格纳斯的说法是，“投资者需要谨慎的原因在于，中共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这种矛盾的十字路口，既致力于党和国家部门的主导地位，但名义上又愿意支持私营企业和企业家，只要他们遵守中共的规则和目标。这就让投资者陷入困境，因为 a) 党只希望谄媚的私营企业蓬勃发展；b) 这给外国公司带来了一种紧张局面，让它们不知道该遵守谁的法律，又该藐视谁的法律。”
在谢田看来，投资者之所以对中共当局有关给非公有制企业即民营/私营企业公平待遇的美好宣示持怀疑态度，解释很简单。他说，“人们不相信中国共产党了，因为它一直在造假，历史上造假，经济上造假，人口数字、瘟疫，病毒，所有的事情都造假，出尔反尔。比如计划生育，当年想方设法不让人生孩子，现在（人口危机明显了）也没什么检讨，突然又鼓励人生孩子了，来了个180°的大转弯。所以这个政权已经彻底丧失了信用。”
谢田认为，中共现在面临的经济难题概括说就是，它要发展所谓的公有制经济即党直接控制、完全为党服务的经济是出自真心，但现在有了经济危机，大量的失业是中共当局难以应对的，它只能依赖私营经济解决问题，但私营经济又给中共管死，于是习近平当局又试图再玩毛泽东当年的上山下乡那一套解决就业问题，但又弄不成。
三中全会公报为何53次提“改革”
显然，中共当局也意识到近年来它所提出和推行的政策大成问题，甚至对其政权造成损害乃至威胁，因此中共反复信誓旦旦地声言要进行改革。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公报53次提到“改革”一词。应当如何理解如此高频率出现的“改革”？
牛津大学学者马格纳斯在接受美国之音书面采访时写道：“中共的意思与西方思想家和听众听到“改革”时所想的不一样。在中国，改革确实一度意味着变革，并逐步采用资本主义和市场导向的解决方案来解决关键问题。但自 2000 年代以来，尤其是在习近平领导下已经不再是这样了。十多年来，习近平一直负责‘全面深化改革’，当他提改革时，他的意思是继续执行现有的党和国家导向的政策，并采取措施提高其普及性、相关性和有效性。”
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想改革，确实是想改革，但它其实又不想真正地改革。它不想真正地改革中共的体制和中共的统治，但又想得到（市场）经济上的好处，想通过经济改革的好处来滋养它的政权，维护它的政权，熊掌和鱼它都要得到。但（自由市场和独裁统治）这是不能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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